夹缝中的奇葩

在今天，尽管一个人的尊严并不取决于他赚了多少钱，但拥有大量财富的人，总是会受到人们的羡慕与敬重。如果一个人拥有的财富不但远超普通人群，甚至到了富可敌国的地位，恐怕即便他不想声名显赫，不想举足轻重，也由不得他了。然而，一个多世纪以前，彼时的世界首富，却没有因他所拥有的巨额财富而获得必要的尊严与荣誉。不仅大小官员不时勒索他、挤兑他，就连一般的草根民众，也人云亦云地诅咒他是汉奸、卖国贼――虽然背地里人们说起他的海量财富时，几乎都是两眼发光的“羡慕嫉妒恨”。

这位生不逢时的奇人，就是广东人伍秉鉴。2001年，美国《华尔街日报》统计了过去1000年间世界上最富有的50个人，列入榜单的中国人只有6个，与成吉思汗、忽必烈、和、刘瑾和宋子文等如雷贯耳的大人物排列在一起的，竟是名不见经传的伍秉鉴。伍的入选理由是：“出生于1769年的清朝行商伍秉鉴，继承父业与外商从事买卖，又进一步贷款给外商并以此获得巨富。他在西方商界享有相当高的知名度。”据伍氏自己估算，他的财富高达2600万银元。这相当于当时清政府年财政收入的一半――2013年，我国的年财政收入约13万亿元，换言之，伍秉鉴的财富在他的时代所占的比重，相当于今天某人拥有6万亿的家产。这一天文数字，即便把大陆福布斯富豪榜上所有人的资产加在一起，也望尘莫及。

众所周知，19世纪上半叶，鸦片大量流入中国。1839年春，林则徐抵达广州，雷厉风行地拉开了禁烟大幕。林则徐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将伍秉鉴的儿子伍绍荣等商人唤到公馆，一通痛责，指斥他们作为朝廷与洋商打交道的桥梁和中介，竟然勾结洋商，走私鸦片。同时，林则徐要求伍绍荣等人尽快与洋商联系，限三日内交出所有鸦片，否则伍绍荣等人将性命不保。事发突然，年过七旬的伍秉鉴不得不两边奔走：一边向鸦片商颠地请求，希望他将所藏鸦片交出，其造成的损失由伍家赔偿。一边向林则徐求情，希望放过他的儿子，并表示愿意拿出家产资助国家。但伍的求情遭到了林则徐一番怒骂，并将伍秉鉴和另一位商人套上枷锁示众。一时间，这位彼时全世界最有钱的富翁颜面扫地，而普罗大众却拍手称快――在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里，看有钱人倒霉，正是很多人喜闻乐见的开心事。

伍秉鉴富可敌国，却被官府像捏只蚂蚁一样，随时可能被置于死地。说到底，固然是在以读书、做官为主流价值的社会里，商人原本就处于社会底层；更重要者还在于，伍秉鉴赖以做大做强的根本原因，乃是帝国的畸形政策。这一畸形政策，不仅造就了伍秉鉴和一大批腰缠亿万的被称为“行商”的大商人，同时造就了历史上与晋商和徽商并称的广州十三行行商。但不论伍秉鉴还是其他行商，他们对帝国的依附，都要远远超过晋商和徽商。

大清帝国辟出的“经济特区”

事情还得从好几百年前的大明说起。1368年，逆袭成功的草根朱元璋于南京称帝，其时，在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政权仍然面临强劲挑战：北面是退到蒙古高原的残元势力，东部沿海是张士诚和方国珍的残部以及不时骚袭的倭寇。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像个尽职的老农一样守护着自家的园子：北面，他一面修整长城，一面调驻了大量军队；东南沿海，为切断张、方残部与大陆的联系，他将沿海居民内迁，片板不许下海。在朱元璋的海禁铁幕下，唐宋时曾创造了“海上丝绸之路”的海外贸易几乎禁绝――仅作为一种礼仪象征的朝贡贸易，还被允许在极小的范围内进行。说句题外话，一直困扰明朝的倭寇，其中不乏武装贸易的商人，所以倭寇兴起的一大原因，就是海禁。

清承明制，二者同为内敛的、内省的、内陆的帝国。清朝立国之初，郑氏割据台湾，不时骚扰大陆，为此，明朝的海禁政策持续执行。直到清军之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一代英主康熙认为“海洋贸易有益于生民”，方下旨解除海禁。次年，清政府先后设立粤、闽、浙、江四大海关，作为外商来华贸易的指定地点。

四大海关中，以地处广州的粤海关最为重要，其余三大海关监督皆由地方官兼任，只有粤海关监督系专任，其级别与作为封疆大吏的总督和巡抚相同，直接向皇帝和户部负责。更为重要的是，广州自唐代起就是亚洲最重要的商贸大港和货物集散地，朝廷一旦开放海禁，原本处于走私状态的海上贸易成为合法，广州立时重现了唐宋时期的辉煌。从康熙开海到四口通商结束前的175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来到中国各口岸的商船共计189只，其中到广州的就有157只，占总数的83%。其繁盛景象，明朝遗民、岭南三大家之一的屈大均有一首浅白的小诗描绘道：“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外洋。五丝八缎广丝好，银钱堆满十三行。”《粤关志》则称：“东起潮州，西尽番禺，南尽琼崖，凡分三路，在在均有出海门户。”

权力和油水都极大的粤海关监督，向来由皇帝钦派，除了负责海关工作外，还有另外两项重要职掌：一是监视地方大员，二是为皇宫购买来自西洋的各种玩艺儿。缺少监督的权力和恣意妄为的合法伤害权，使得以粤海关监督为首的海关官员对从事进出口贸易的洋商土商大肆敲诈勒索。不堪其苦的洋商开始把商船发往宁波――另一用意则是为了开辟更为广阔的市场。如此一来，到达广州的商船急剧减少，海关官员的灰色收入与海关税收均呈直线下降。为此，有关官员向乾隆提出，将宁波的关税翻一番，以便使洋商“自愿”留在广州。乾隆皇帝的反应出人意料：他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下旨，洋船“只许在广州收泊交易”。这道上谕，意味着大清帝国从“四口通商”变为“一口通商”。此后，英国派出洪任辉前往天津，通过行贿的方式，把一纸诉状送至乾隆御前。洪仁辉在诉状中控诉粤海关监督李永标等人敲诈勒索，希望天朝改革贸易制度，保护正常贸易。乾隆阅罢，大为恼怒――他恼怒的并非官员贪墨敛财，而是这个非我族类的夷人，竟找到中国人帮他写状纸，此中的隐情必定是朝廷十分警惕的“中外勾结”。更何况，在乾隆的观念里，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之所以四口通商，不过是皇恩浩荡，念在西洋各国没有天朝特产的茶叶、瓷器和丝绸，才恩加体恤，准许通商。现在你们不但不感恩戴德，反而吹毛求疵，成何体统？恼怒的乾隆下旨将洪任辉押往澳门关押，至于那个状纸的中国人，下场是斩首示众。洪任辉的几条罪名里，最奇怪的一条是：擅自学习汉语。乾隆的逻辑也看似理直气壮：夷人一旦会说汉语，他们就有可能和汉人一起，图谋不轨。这种简单的推理，在特殊的年代里，却少有人质疑其荒谬――“”时期，不是也有不少会说外语的中国人被打成“里通外国”的特务吗？

四口变一口，对外商来说是灾难，对广州来说却是天赐良机。正因为有了一口通商，才有了后来十三行的辉煌。粤海关既是位高权重的天朝第一海关，同时也是唯一的海关，按理应该对前来贸易的外商进行管理，但在天朝的意识形态里，官员亲自与夷人打交道，是严重违反礼仪和祖制之事，因而，作为天朝和外商之间中介与桥梁的行商便不可或缺。过去和现在我们常说“十三行”，似乎充当中介和桥梁的行商是固定的13家，其实不然，行商多时有26家，少时只有4家。“十三行”这一称谓起源于明朝，这说明尽管有朱元璋严酷的海禁政策，但到了他的子孙掌权时，地下或半地下的海外贸易仍不绝如缕――铁幕一旦违反世道人心，必然会被撕开若干大洞。

西方人将行商形象地称为“清朝管理外国人的警察”，那么，行商到底起着怎样的作用？首先，行商是唯一得到清政府认可的外贸商。至于谁有资格，政府亦有明文规定，必须是“身家殷实，赀财素裕”者。但作为一种潜规则，仅仅拥有大量财产还不够格，必须花费20万两银子才能买到这份执照。作为钦定的外贸商，行商控制了广州――也意味着就是整个天朝――的外贸，洋商从行外的中国人手里买来的货物，如不通过行商就无法运出，行商则从他们经手的每一批货物中，提取一部分手续费作报酬，并用他们的名义报关；其次，行商负责向粤海关纳清相关货物的进出口关税；第三，行商是外商和朝廷之间的中间人，“凡夷人具禀时间，应一概由洋商代为据情转禀，不必自具禀词”；第四，充当洋商的担保人。朝廷规定，每一个外商自登岸起，就必须找一家行商充当担保人，担保人对洋商的一切行为负有连带责任。美国人亨特在《广州番鬼录》里说：“行商控制了广州口岸全部的对外贸易，每年总额达数百万元，受益固多，责任亦重。外国商船或其人如果违犯了‘规条’，俱由行商负责……由于这种关系，我们戏称他们为‘我们的假教父’。”

很显然，责任重大的行商从事的是一门超级垄断生意，这就决定了他们的生意不可能不火。在风急浪高的太平洋、印度洋和大西洋航道上，西方各国的商船竞相驶往迢遥的中国广州。

作为朝贡贸易向自由贸易的转折，行商制度原本乃非驴非马的怪物，就像《清代十三行纪略》所说的那样：“开海贸易之后，原来接待外国贡使的怀远驿是不能接待外国商人的，按清代礼部贡典，欧洲商人在礼部贡典无名，又无金叶文书，不能用官方形式接待，只能投居洋行商人的行栈或租行栈等办法来解决。于是，广州的洋行商人纷纷在广州城西的珠江边被称为十三行的地方建房租屋，供外国商人居停贸易。外国商人称之为商馆，中国人称之为夷馆。”

商馆也好，夷馆也罢，总之，在朝廷既要保留一个同洋人贸易的窗口，又要顾及天朝脸面的前提下，在广州城外的珠江边，出现了一排排整齐漂亮的房舍。这里华洋杂处，人声鼎沸，一派欣欣向荣景象。可以说，十三行就是大清帝国辟出的“经济特区”。在大清的财政收入中，关税是仅次于地丁和盐税之外的第三大税种，而粤海关的税收，占了全国关税的1/4。至于来自广州的这些关税收入，其中有24%归皇室所有。从某种意义上讲，粤海关其实就是为圣上的小金库效劳的敛财部门，所以，皇帝总是派他信得过的奴才来充任监督。

十三行的行商，有钱却没有政治地位

十三行的行商们能做大做强，可谓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皆占。天朝政策让他们垄断，可谓天时；广州物产丰富，交通方便，可谓地利；行商精明诚信，则是不折不扣的人和。

当时中国出口的主要商品是丝绸、瓷器和茶叶。欧洲人曾以为丝绸是长在树上的，由于远隔重洋，运到欧洲的丝绸几乎和黄金一样贵重。多年来，中国出口到西方的丝绸，几乎从不考虑如何在图案和式样上迎合西方人的审美。1739年，顺泰行商人秀官大胆根据海外风尚，仿照欧洲流行式样，设计织造出大量新品，一举赢得广泛关注。广州一带生产外贸产品的瓷器工场，根据外商提供的图样，也大胆采用西洋画法，烧制出与此前风格迥异的新产品。至于茶叶，伍秉鉴为了保证质量，在武夷山这个著名的茶叶产地拥有大面积的茶园，伍家出品的茶叶很快就成为质量和档次的象征，凡是有伍家标记的茶叶，在国际上就能卖出一个好价钱。

更令人叹服的是，早在200年前，当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不知道美利坚和保险业为何物时，伍秉鉴竟然已经在美国投资保险业，购买美国证券。到了他的儿子伍绍荣手里，更是把从事外贸获得的利润抽出一部分，用于购买美国铁路债券。据统计，伍家在美国投资的利息，每年可达20余万两白银。一位叫亚兴官的行商，甚至把广告做到了大洋彼岸的《普罗维登斯报》上，他在广告里写道：“广州瓷商亚兴官敬请转告美国商人和船长，现有一批精美瓷器，风格高雅，价格合理，一旦定货即可成交。”需知，这是在遥远的1804年，是在绝大多数中国人还不相信地球是球形的遥远年代。

在时人的记录里，伍秉鉴是一个身材瘦小、不苟言笑却忠厚大气的传统商人。通过两件事，我们不难看出伍秉鉴的过人之处：其一，一位合作的美商替伍秉鉴承销一批生丝，获利颇丰。按之前约定，这些钱应兑换为东印度公司的期票。但这位美商却自作主张购进了一批英国纺织品，由于滞销，造成了数千元的亏损。美商主动要求赔偿，伍却说了一句：“以后要多加小心”，婉拒了美商的赔偿。其二，另一位美商和伍秉鉴合伙，由于经营不善，欠了伍7万多元的债，一直没法偿还，只得滞留广州。伍获悉内情后，把美商找来，当着他的面把借据撕得粉碎，并说，你是我最好的老朋友，你是一个诚实的人，只是不走运罢了。为此，亨特在《广州番鬼录》里满怀敬意地总结说，“作为一个商人团体，我们觉得行商在所有交易中，是笃守信用、忠实可靠的，他们遵守合约，慷慨大方”。

拥有巨额财富，同时又与海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可以肯定地说，十三行的行商们大多过着比王侯将相更为舒适写意的生活。1860年，法国的一份报纸刊登了一位法国商人寄自广州的信，其中写到他在行商家里做客的见闻：“我最近参观了广州一位名叫潘庭官的中国商人的房产，他每年花在这处房产上的花费达300万法郎，在一个干很多活都挣不到一点钱的国家里，这是一笔巨款。这一处房产比一个国王的领地还大……他有50个妻子和80名僮仆，还不算30名花匠和杂役等等。他在中国北方还拥有另一处更好的房产……房子的前边是一个广阔的花园，种着极稀有的花卉，一条宽宽的路通向大门。住房的套间很大，地板是大理石的。房子里也装饰着大理石的圆柱，或是镶嵌着珍珠母、金、银和宝石的檀木圆柱。极高大的镜子、名贵的木料做的家具漆着日本油漆，天鹅绒或丝质的地毯装点着一个个房间……这花园和房子可以容得下整整一个军的人……”

虽然到广州贸易的洋商受到了清政府的种种荒唐限制，比如妇女不得进入洋行，比如一个月里只有几天被允许郊游――但在亨特看来，行商们在广州的生活仍然是非常愉悦的，而愉悦的最主要原因，就是由于行商和洋商之间“良好的社会感情和无限友谊的存在，以及他们众所周知的诚实，都使我们形成一种对人身和财产的绝对安全感”。亨特认为，“任何一个曾在这里居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老广州’，在离开商馆时，无不怀有一种依依不舍的惜别心情”。

然而，行商有钱却没有政治地位，虽然他们大多会在发家后捐个三四品的官，但这种买来的官大都是“虚衔”，朝廷赐给他们的顶戴，多数时候只能关起门在家里自我欣赏一番。总之，一个拥有大量财富而没有相应政治地位的大富翁，在拥有合法伤害权的官员面前，无疑如同怀揣珍宝过闹市的小儿。十三行的行商们就充当了这样一个可悲的角色。

官员对行商的盘剥勒索可谓五花八门，最常见的是人情来往。官员，尤其是对行商有着生杀予夺大权的粤海关官员，他们家里每年都会做几次生，每逢做生，行商都会提前收到大红请柬――在行商眼里，那不是请柬，而是一纸罚单。每个行商必须送上一笔让官员满意的寿礼，才能获得此后的相对平安――谁送了不一定记得，谁没送却一定记得。人情往来只能算小儿科，亨特在他的书里说：“另一方面行商们却经常受到敲诈和勒索，迫使他们捐款，如公益事业，公共建筑，赈济灾区等，政府还经常无中生有或夸大长江、黄河泛滥造成的灾害。”虽然明知官员要求自己募捐只不过是一个捞钱的借口，其中只有一小部分真正用于公益事业，而绝大部分落入了官员的腰包，但行商们却从来不敢说不，至多在官员要求的数额上讨价还价。如有一次官员要求伍秉鉴拿出20万修理河堤，伍告诉亨特，他打算给五六万，如果官员不满意的话，他就给10万。

“宁为一只狗，不为行商首”

尽管包括乾隆在内的清朝皇帝们对西方文明不屑一顾，但他们对西方“奇技淫巧”制造出的洋玩艺儿仍颇感兴趣。因此，粤海关的另一大任务就是为皇室选购来自西洋的种种新奇物品。这些东西包括八音鼓、自鸣钟、玻璃屏镜等，所花费的银两自然是让行商买单。据统计，1793至1806年间，行商替粤海关购置洋货的费用，从每年5.5万两增至20万两。行商们为此集体致信英国公司大班，希望他们不要再将那些足以使他们破产的洋玩艺运到广州来。

如果说以上盘剥都还算有个定数的话，那么一些偶发事件，则往往是令行商们大为头痛的“无底洞”。这方面，“海王星号事件”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海王星号”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1807年2月24日停泊于广州期间，船上水手遭到一些中国人的围观和戏弄，双方发生冲突，一名中国人被英国水手打死。人命关天，况且涉案的又是夷人，广州地方政府对此十分重视，要求英国人交出一名船员偿命，但英国方面峻拒不允。清朝官员将“海王星号”的担保人、当时在十三行中位列第二的行商卢观恒找来，要求他必须让英国方面交人。卢观恒于是陷入了两难境地：英国不交人，清朝官员坚持要人。后来，清朝官员把卢观恒逮捕下狱，并停止了与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在此情况下，英国人同意了清政府的审讯要求。当年4月6日，由广州知府、番禺知县和澳门海防同知等官员组成联合法庭，东印度公司高管以及行商卢观恒、潘启官、伍秉鉴等出席审讯。

审讯对象是“海王星号”上的50多名水手，审讯目的是要找出一个水手，让他对那名被打死的中国人负责。清朝官员努力追索凶手，看上去似乎要为民作主。其实，根据当时关注此事的一些外国人的记录，情况恰恰相反――相关官员不过是要在貌似严正的审讯之下，让这起突发事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样做，不仅可以应付朝廷的追问，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拿了卢观恒大把的银子。

于是，在庄严的法庭上，清朝官员一再暗示英国人，只要有一个人站出来认罪，事情就了结，并且这个站出来认罪的人不会真的受到处罚。见英国人不开窍，清朝官员又暗示，东印度公司的官员可以出面作证，说他们看到一名英国水手肩扛一根竹竿，在混乱之中，那个倒霉的中国人自己碰到竹竿上刺死了；再不然就是那个中国人想偷英国水手口袋里的钱，并从后面撞上了他，因此才被竹竿刺死。若是如此这般，事情也算过去了，不过英国人却认为这样的做法是“荒谬的，可鄙的”，善于变通的中国人遇上认死理的英国人，简直是“鸡同鸭讲”。后来，清朝官员终于认定了一个叫西恩的水手是责任人，因为事发当天他手上拿了一只中国烟斗，而众所周知，烟斗是竹制的。此后，负责审讯的广州地方官员向刑部汇报这一事件的经过说，事发当天，西恩住在一座有木质百叶窗的楼上，当他用一根木棍挑开百叶窗时，木棍不慎脱手落下，正好打中了那个倒霉的中国人――如此令人大跌眼镜的虚构，让人怀疑这官员盗版了《水浒传》里潘金莲与西门庆相遇的情节。

最后对西恩的判决是，既然西恩是无心之过，就用不着偿命了，只需支付12两银子的丧葬费，再由广州方面将其驱逐出境即可。一场起初看上去几乎无法平息的夷人行凶案，就以这种离奇的审判告终。当然，熟悉中国内情的洋人都知道，官方之所以如此判决，是因为背后有行商拿出的巨额金钱，“为了让对这次可笑的审判有兴趣的各方保持沉默，行商所支付的必要的贿赂似乎不少于5万英镑”，《帝国即将溃败》一书认为，“它所造成的历史影响却刚刚开始，通过西方媒体的报道和相关书籍的描述，清朝官员们无视法律、贪婪、漠视生命的形象，在西方人的心目中进一步加深”。东印度公司的一位高管据此认为：“中国人的司法不仅非常专断并且腐败，而且是建立在一种在很多方面都与欧洲的公平或正义思想不兼容的制度之上。”这一事件也使西方人意识到在中国获得治外法权的必要性。1843年，中英签订《五口通商章程》时，英方便坚持把领事裁判权写进了条约。照葫芦画瓢，此后，美国、俄国、法国等众多西方国家都在不平等条约中，纷纷获得了领事裁判权。

类似“海王星号事件”的中外冲突时有发生，而每每遇到这种事件，最紧张害怕的无疑是两头受气的行商。1827年10月8日出版的《悉尼公报》上，刊发了一篇伍秉鉴被敲诈的文章。文章说，某人在伶仃洋被洋人所杀，而伍被怀疑放走了凶手，官府理所当然地支持这种说法，伍只得拿出一大笔钱给处理此事的官员和被杀者的家属。伍秉鉴深知，这种事情如果坚持要查个水落石出，最终吃亏的还是自己。他只有破财消灾，就像小商人向黑社会支付保护费一样。因为在一个将商业视作末业的国度里，以商业而积累的钱财无疑就是原罪。

芸芸众生所看到的行商家财亿万，妻妾成群，可行商们也有他们的烦恼――朝廷既然能给你富贵，也就能够把富贵收走，无论做得多大，无论洋人如何真诚地称颂他们精明能干，他们在哪怕区区七品的县令面前，也只能小心翼翼地侍候，生怕一时不慎、一事不谨而惹来灭门之祸。为此，行商潘振承甚至激愤地说：宁为一只狗，不为行商首。

伦敦蜡像馆为林则徐和伍秉鉴立像

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行商们多年积攒起来的银子如同流水一样花了出去。随着中英之间矛盾日深，战事一触即发，尽管包括林则徐在内的天朝吏民，大多认定伍秉鉴这样的行商是和洋人勾勾搭搭的汉奸，但事实上，伍秉鉴们最清楚，英国发动战争的根源，就是不满十三行的垄断。而英国一旦获胜，十三行就将寿终正寝，因而行商们肯定比其他人更渴望天朝获胜。为此，伍秉鉴和其他行商都积极募捐，为国效劳。

早在1835年，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打算在虎门一带建拦江木排，以防止战争期间洋船进入，一核算，需要白银86000两，数额太大，只能望江兴叹。两三年后，当中英之间战云密布时，伍秉鉴等行商一次性就捐出10万两，不久，拦江木排宣告竣工。尽管这种冷兵器时代的防卫手段面对船坚炮利的洋人不一定能起多大作用，但行商们公忠体国却是不争的事实。此后，行商们又捐资为政府购置新式船只，如伍秉鉴花14400两购回一只美国夹板船，这是我国最早购自欧美的战船；潘正炜花1万两购得一只吕宋船；潘仕成花两万两制成一只美式战船，他还从家乡招募了300名青壮年准备守卫广州。当英军于1841年5月兵临广州城下，即将攻打这座南方商业重镇时，伍绍荣奉将军奕山之命前去英国军营调停，并达成了交出600万银元赎城的协定。于是，广州免去了化为焦土的无妄之灾。这600万赎城费，行商出资200万，其中伍家一家便出了110万。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中英签订《南京条约》，面对高达2100万银元的赔款，政府又一次向行商伸手。这一次，伍家被勒索100万，行商公所134万，其他行商共摊66万。

伍秉鉴一生谨言慎行，对官员的勒索和朝廷的逼捐，向来都尽力予以满足，《广州府志》称，“伍氏先后所助不下千万，捐输为海内之冠”。但林则徐却将他的儿子关进大牢，他本人也被摘去顶戴，枷锁示众。对这位已经风烛残年的老人来说，他没法不感到深深的屈辱和凄凉。为此，他在1842年12月23日写信给远在马萨诸塞州的美国友人说，若不是年纪太大，经不起漂洋过海的折腾，他实在想移居美国。一年之后，伍秉鉴郁郁而终，享年74岁。亨特在他的著作里写道：“浩官和拿破伦、威灵顿都生于1769年。”

《南京条约》的正式签订，意味着一口通商成为过去时。条约规定：“凡大英商民在粤贸易，向例全归额设行商承办。今大皇帝准以嗣后不必仍照向例，凡有英商等赴各口贸易者，无论与何商交易，均听其便。”白纸黑字，一口通商结束了，行商垄断结束了，在夹缝之间怒放过的十三行――这枝奇葩也凋谢了。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一场大火将十三行商馆化为灰烬。一位亲历者记述说，夜里，大火弥天，火光竟呈现多种色彩，这是由于有大量珠宝在燃烧。

林则徐显然看不起伍秉鉴这种天天与洋人打交道、充满铜臭味的商人，尽管被疝气所苦恼的林则徐曾通过伍的介绍，从一个叫伯驾的洋医生那里获得了治疗此病的药物和器械。但从骨子里说，讲究修齐治平、讲究“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的儒家精英林则徐，既不可能有伍秉鉴的世界性眼光，也不可能对这种挟洋自重的“二毛子”平等视之。哪怕再晚上几十年，当郭嵩焘奉命出使英国时，一些脑袋里有贵恙的儒家精英还在嘲笑他“行伪而圣，言伪而辩，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林大人和伍首富都不会料到的是，在英国人眼中，他们两人竟然是可以相提并论的――伦敦蜡像馆里，林则徐和伍秉鉴各自占据了一席之地。英国人为伍秉鉴塑像，这个很好理解，伍既是他们曾经的贸易伙伴和朋友，同时在有着重商传统的欧洲人看来，能够从无到有把生意扩张成世界首富，这样的人理所应当受到敬重。至于把曾大力禁烟的林则徐也供奉在蜡像馆，原因却有些复杂。晚清时和郭嵩焘一起出使英国，却坚持所谓“夷夏之大防”的刘锡鸿曾到蜡像馆参观过，他认为，林则徐“办禁烟事，几窘英人然而彼固重之者，为其忠正勇毅，不以苟且图息肩也，可谓知所敬”。也就是说，刘认为，林则徐虽然是英国人的敌人，但他的忠正勇毅，就连他的敌人也深为敬重，所以塑像存念。在刘锡鸿之前，中国报业第一人王韬也曾到蜡像馆一游，同样看到了林大人的蜡像，他的解释则完全不同：“禁烟启衅，虽始自林，而因此得通商五口，皆其功也，故立像以纪其始。”意思是说，林则徐的禁烟虽然让英国人蒙受了损失，但正是他的禁烟，才使得英国人有机会发动战争，从而变一口通商为五口通商。

不管哪一种解释更接近英国人的本意，窃认为，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如果林大人在天有灵，他一定会认为英国人将他和伍秉鉴这种“奸商”供于一堂，是对他的嘲讽和不敬，林大人想必会大发脾气的。

（作者系文史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4年第9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