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儒家思想正统地位的确立

摘 要：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能从诸子百家中脱颖而出，虽经秦始皇坑儒之祸，但在汉代荣登独尊宝座，一坐就是两千多年，直到封建社会结束，其原因之一就是它能随历代封建统治者的君主专制需要而与时俱进，不断吸收众家之长，完善自我，以适应君主专制。同时儒家思想内容的欺骗性和其主张对稳定小农经济这一封建社会的基础所起到的作用极为重要。本文就秦汉两朝儒家的不同命运的原因加以分析。

关键词： 儒家思想正统地位 确立 历程 原因

理论是时代现实的反映。一定时期的思想，其存在和它所处的时代是分不开的，必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儒家思想，从孔孟创立之后，虽历经秦代坑儒之祸，虽有土生土长的道教，以及外来文化的佛教等思想与之争宠，然而自汉武帝时立为独尊之后，便一直占据着正统位置，成为历代封建统治治国治民的精神工具。儒家思想文化为什么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凭什么、靠什么手段来巩固其主流地位，以至于影响东亚，为世界所推直至今天，其魅力究竟何在？

一、儒家思想正统地位确立的历程

（一）春秋战国蔚然大宗，却不为诸候国所用。

在列国纷争、诸侯争霸的春秋战国时代，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从关注民生疾苦，以防阶级矛盾激化、不利统治的角度出发，从天下大乱的争霸中深感礼乐崩溃、等级特权丧失的危机感角度出发，大呼“克已复礼”，主张实行仁政、为政以德。孟子更提出“民贵君轻”思想，荀子抛出“君舟民水”的哲学命题，告诫统治者勿施暴政，要行仁、义、道之术。如此思想使儒家在春秋战国之时成为人数最多一派，因为它的最大信奉者是百姓，徒众甚多。儒家阶级成分、出生均不是下层人民，包括它的主张出发点在封建社会也不可能为民着想，而是为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但在那战火纷飞、民不聊生、生灵涂炭而渴望休养生息的岁月中，儒家思想主张很切合于老百姓的心理。不过，这些思想与那个时代的要求却是格格不入，不合时宜的：结束分裂割据、诸侯争霸局面一统天下，让老百姓真正平安生产生活的唯一手段是战争，靠武力而不是和谐、仁政、爱心。有战争就必然有家破人亡，这是残酷的现实。在新旧交替，封建制度即将取代奴隶制度的当时，仁爱、德政何以行？要新兴地主阶级对老百姓以仁，要国君接受“民为贵，君为轻”等主张在当时是不可能的。所以孔子周游列国，孟子、荀子大声疾呼，却没得到统领者的响应，只能吟唱独角戏。儒家代表的政治抱负和理想成为空想，而倡导法治、加强中央集权的法家思想却成为主角尽领，何也？后者适合时代。

（二）秦朝迂腐唱反调更遭坑杀之祸。

公元前221年，秦王赢政花十年之功统一中国，结束长期诸侯争霸、割据混战的局面，第一次真正实现了中国的大统一。对于这个新生的封建大一统政权，被灭掉的东方六国遗老遗少并不心甘罢休，梦想恢复往日的列国天下。所以巩固统一、建立高度集权专制的国家政权成为必须的事情。在众家之中，秦始皇选择了法家，因为它主张用严刑酷法镇压人民反抗，主张建立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主张历史向前进行变法，反对训古复辟，在后人看来――更不要说今天，法家的主张很容易激化社会矛盾，但在当时对于巩固新统一的国家是很有必要的。面对秦始皇的举措动作，儒家的代表们没有转变完善自己的观点，而是继续坚持孔、孟老一套，并以此反对秦始皇的巩固统一措施，如反对地方推行郡县制，力推西周的分封制，对秦始皇更是列数暴政罪状，私下诋毁谩骂，咒秦始皇早日归天，这些在皇权至上、皇帝至尊的秦朝统治者看来都是大逆不道和冒犯天条的死罪，这种迂腐不合时宜的做法遭致的结果可想而知。始皇一道圣旨下去：诗书尽焚，儒生坑杀。我们在此并不评价秦始皇的暴政表现和专制独裁，因为这不是我们要讨论的话题，只能为当时发生这一起悲剧深感悲哀和反思。焚书坑儒事件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摧残，是一场悲剧和浩劫，但对于一直标榜仁政、德政、民本的的儒生们来说也未免不是一个教训，应该去追问自身：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得不到重用还落得如此下场，该清醒一下头脑了，切不可再让后代儒生重蹈覆辙，在君主专制的封建时代要研究时代、研究皇帝，还要研究皇帝的需要，和时代的节拍协调一致才是。

（三）西汉中期严重的社会问题与汉武帝的“有为”想法给儒家登上政治舞台创造了机遇。

经过汉初近七十年的休养生息政策实施，西汉中期，国力强盛、年富力强的汉武帝决心抛弃汉初的“黄老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而要在解决地方王国问题、加强中央集权、解决北方匈奴寇边，巩固大一统国家，以及因土地兼并、阶级矛盾尖锐而严重威胁统治等方面来一个大有作为。如何实现“有为”？皇帝一人孤家寡人不行，治国不仅要有人才，而且要有正确的思想策略。于是，汉武帝各地方长官举“贤良方正”学者，一代儒学大师，一个面向现实去传承儒学，将道家、法家和阴阳五行家思想糅进孔孟儒家思想而发展为新儒学以顺应汉武帝治国方略的人物――董仲舒得以选中。历史往往就是这样，机会可遇不可求，如果没有这次举孝廉选人才活动，也许董仲舒不会走上西汉政治舞台，他的理想志向可能不会变为现实，儒家思想也许不会或延后走上传统文化主流的宝座。但历史不存在假设，机遇恰恰垂青了董仲舒，但能否抓住机遇，则更为重要。怎样回答汉武帝，结果如何？所有人都在拭目以待。

（四）适应需要、重新阐释是儒学成为正统的关键。

董仲舒吸取春秋战国和秦朝时儒家思想不能紧随时代需要，特别是统治者的需要而遭冷遇，甚至焚书坑杀的教训，站在传承儒学和谋求独尊的时代使命面前，对传统的孔孟儒家思想进行了深刻的阐发，掺进统治者需要的法家、道家和阴阳五行家思想，并从大一统国家的需要出发，提出自己的新儒学。孔孟思想认为“民贵君轻”，要求统治者“仁政”、“民本”，这些话题君主自然是不感兴趣的：这么一来“皇权至上”放哪去了？再者西汉中期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便是中央集权不巩固，地方王国问题严重威胁。对此，聪明的董仲舒首先向汉武帝提出“春秋大一统”思想，把国家统一、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一统工作放在首位，汉武帝听了当然很高兴。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如何实现政治上的大一统，董仲舒推进一步，终露庐山真面目。秦王朝一味采纳法家思想的暴政统治很容易激化阶级矛盾，，秦末农民战争使秦朝15年短命而亡的史实画面至今还历历在目，所以法家是不行的。于是他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主张：“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认为要政治上大一统，首先必须实现思想大一统，上下一政，不得二心。为迎合汉武帝加强君权的需要，董仲舒又提出“君权神授”的政治思想和相应的儒家道德观点：“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将君权蒙上神权色彩，为皇帝行使权威提供了合法的依据，从而要求臣民必须无条件地服从统治。但董仲舒最大的聪明之处就在于层层推进，一步步展开，将儒家思想最终融进汉武帝心中，使其接受。在论证“君权神授”观的同时，他对“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主张也加了新的解释，可谓老谋深算，一箭双雕。一是要臣子百姓不能造反，不能以下犯上，否则会有灭顶之灾。因为天是万物主宰，而皇帝是天的儿子，即天子，代表天来统治人间，臣子百姓要尊皇帝，不能违背，必须服服贴贴听命统治。二是对皇帝来说也有一个震慑力，就是统治不能施暴，要施以仁政，要爱民、务本，这样才能长治久安、皇位万世，否则就会触怒天廷国家不保，秦王朝就是先例。最后为约束规范臣民的言行举止，董仲舒更是提出“三纲五常”这一纲常名教，像一条精神枷锁将臣民牢牢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