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电影《纺织姑娘》中的女性主体意识

[摘要] 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看，第六代导演王全安的《纺织姑娘》既有对女性主体意识的肯定，又有对女性主体意识的殷切需求，女性主体意识虽然还处于自知自觉阶段，但其映射出来的女性光辉已渗入人心。

[关键词] 女性主义 《纺织姑娘》 主体意识

[DOI] 10.3969/j.issn.1002-6916.2011.02.024

第六代导演王全安的《纺织姑娘》饱含浓郁的陕西本土特色，最近正在西安各大影院热映，勾起了许多老陕人的回忆。该片讲述了一个普通的纺织姑娘李丽面临失业和死亡的双重压力，在生命的最后对人生的反省及对命运的探索，并最终因为爱而获得了精神上的救赎。这是王全安首次在影片里探讨“生死”的话题，凭借独特的社会关注视角和真实的影像记录语言赢得了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的好评。本文中，笔者主要探讨在这部影片中表现出来的女性主体意识。

一、关于女性主体意识

从认识主体和社会实践主体两个维度来看，女性主体意识是女性作为主体在客观世界中的地位、作用和价值追求的自觉意识。它是女性对其生存困境的探求与思考、对其人格尊严之平等与自由解放之个性的追求，是激发妇女追求独立、自主、发挥主动性、创造性的内在动机。女性不再关注其是否是男性理想的被动观赏对象，而是关注其自我命运和情感以及生存的环境和状态。[1]

21世纪中国女性电影蓬勃兴起，电影家们在创作中自觉地探讨女性意识，彰显对女性主题的深刻的人文化的关注。通过影像化的语言，以鲜明的颠覆父权中心文化的女性主义创作方式，展示后现代主义下女性的生存状态与喜怒哀乐。

女性的主体意识有两个特点：一是女性处在主体和看的位置上，她是选择自己生活道路的主动者；二是肯定女性主体意识和欲望的存在。[2]在《纺织姑娘》中，前者主要表现在女主人公李丽对自己命运的探索及对死亡的认知中，而后者则体现为影片对李丽一生爱情的关注与肯定。

二、命运的探索――对女性主体意识的肯定

影片在棉纺织厂一片嘈杂的机器声中开始，李丽的背影转过身来，随即看似气愤实则只能是抱怨的一阵争吵，拿着经过被扣除的剩余工资继续工作。一句“嫌我在车间吃饭咧”和同事吴姐“我的也被扣了”，将一群当下普通的纺织女工的工作状况抛给了观众。女主人公李丽又得知自己患上了癌症，那家虽然会“坑人”但至少还能有点收入的厂子也即将倒闭，意味着一家三口只能依靠一个以卖鱼为生的丈夫过日子，高昂的医疗费用对于这个家庭是个天文数字，她的再生只能化为一滩泡影。对于这样一个普通家庭真实的生存困境，对于李丽即将面对死亡之际，没有出现特殊的所谓幸运的命运转机，导演只是平静地任其发展。

李丽对于自己命运的探索是通过三次“死亡”来完成的。而这每一次“死亡”都是一种“告别”。

第一次是在家里，李丽对生命进行第一次抉择――吃药自杀。她认为自己一直活在一个她不希望的状态中，在“父权缺失”的丈夫不能依靠，他救不成立而自己又无力进行自救的状况下，李丽只能选择“逃避”，顺应着一部分女性面对绝境的选择趋势来迎合命运，提前结束生命，这是她对自己所面临的生存困境作出的妥协，也是对自我存在价值的否定。甜蜜的奶油蛋糕里夹杂着些许药粒，这是李丽对自己昏昏噩噩、稀里糊涂一生的告别方式，当然这个鲁莽的决定被儿子的归来立刻否定。在此，女性的母性特征被加以强调，母性在女性的生活中扮演者最为重要的角色，而对于女性的真正认识应该是肯定并承袭了“母性”，而不仅仅以“子宫加生育”作为母性的内涵来理解。[3]看到回家的儿子，李丽的第一意识是关掉煤气打开窗户，儿子让她意识到她还有家庭，她是一个妻子兼母亲，此时的李丽，女性的主体意识还未突出，但同时，笔者认为女性的主体意识与其母性特征两者并不矛盾。这一次死亡，李丽告别了过去的自己。

第二次是在见到了初恋男友之后，李丽对生命进行第二次抉择――卧轨自杀。在第一次自杀失败后，李丽对自己的人生，对这种“不希望的状态”开始了反省，寻找“不快乐”的答案。歌舞厅的伴舞生活是李丽迫于“生”的无奈插曲，但是这样的生活不是李丽能接受的，从吴姐身上她看到了自己短暂的将来，在这里她的自尊受到打击，人格受到压制，她并不“高兴”。终于她鼓起了勇气要把当年的感情困惑解开，女性的主体意识在此显而易见，李丽不再关注自己是个妻子或者母亲，毅然离去，自觉地去寻找属于她的那份未果感情。

“两个人不在一起了，由于信没收到总比一个人抛弃另外一个人结果来得好”，北京之旅满足了她的遗愿。曾经的恋人现在过得很好，有个爱唱歌的女儿。这让她想到了家中的丈夫和儿子，卧轨自杀的放弃，说明她还不能直面死亡，当然她已不再逃避，而是主动放弃。而这第二次死亡，李丽告别了这么多年的感情负累。

第三次是在医院，李丽的第三次生命抉择――死亡。李丽知道丈夫为给自己治病，卖掉了房子，虽然穷但他并没有因此放弃医治自己，生命的最后她的命运探索也有了结果：那个“她不希望的状态”已经没了，回过头来看现在的生活，发现也不是一无是处。影片的最后一个镜头，与以前卧轨自杀时一样，同样是被铁路工作人员追赶着，而这次我们看到李丽灿烂的会心的笑容，这不得不说她已获得精神上的救赎，达成了对死亡的认可。

三、感情的执着――对女性主体意识的需求

影片中，虽然李丽当初没能和心爱的男人在一起，但影片对她的爱情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关注，可以说李丽对赵鲁寒十几年来的执着感情贯穿于影片的始终。

在影片中，兵兵与其说是李丽跟胡小光的孩子，还不如说是赵鲁寒的象征，婚后的李丽把对赵鲁寒的感情转化为对风琴的偏爱，寄托在儿子的身上。兵兵三次出场，有两次都是在弹钢琴，尤其是第二次出场，是李丽在家自杀未遂后，压抑的悲痛只能靠儿子的弹曲来缓解。李丽在北京第二次打电话时嘱咐兵兵好好练钢琴，但又提到“将来做啥是他自己的事”，含沙射影地表明了她对后代将来生活的态度，既源于现代社会的竞争压力，更源于当初她的父母对自己感情的介入。而缺乏“父权”的胡小光“丈夫”形象的弱化处理，既增强了李丽父母对女儿婚姻的干涉所造成的反面影响，又衬托出这种对女性主体欲望的需求。

另一方面，《纺织姑娘》这首歌也多次出现，合唱团是李丽和昔日的恋人相识的场所。影片中，纺织厂外，年轻女娃与弹手风琴的男孩的出现，正是当年的她和赵鲁寒的隐喻。而多年之后，她有一个弹琴的儿子，他有一个爱唱歌的女儿，让人不禁为这份深沉的感情惋惜。与恋人的北戴河之旅，一直保留在李丽的脑海之中，在生命的最后，这件事尤为重要。影片的结尾，赵鲁寒又重新弹起了尘封多年的手风琴，可以说，李丽的北京之行拯救了两颗冰冷的心，更是影片对这份执着感情的肯定。在影片的最后，李丽面对镜头的欣然一笑，暂且理解为是李丽对生活的理解、对生命的解脱，而这种超现实主义的结尾以及整个影片呈现出的这种隐忍的、压抑的氛围，让我不禁感到，女性的救赎不光靠自我救赎来达到救赎，也不光靠精神上的解脱来达到解脱。《纺织姑娘》中，女性主体意识虽然还处于自知自觉阶段，但其映射出来的女性光辉已渗入人心。

参考文献

[1] [2]杨永忠,周庆. 论女性主体意识[J]. 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 2010,(04)

[3] 张帆. 女性主体意识与母性特征失衡――对当前影视作品中女性形象的思考[J]. 东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04)

作者简介

罗永平，西北大学文学院戏剧影视文学08级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