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秋菊”

【摘 要】二十年前，张艺谋的著名电影《秋菊打官司》上映，这部电影在文化匮乏的当时的社会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叫好又叫座，到今天仍然被奉为经典。文章将以《秋菊打官司》这部电影的故事发展为主线，挖掘电影中的有关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几个问题进行探讨。

【关键词】秋菊打官司；香火；宗族制度

电影《秋菊打官司》讲的是西北农村中的一个村长和村民之间故意伤害的“案件”。因为些许琐事，村民万庆来同村长王善堂发生了口角，万庆来骂只生了四个女儿的村长“断子绝孙”之类的话语。村长发怒，踢了万庆来的下身。万庆来的妻子--秋菊对此气恼非常。她认为自己要讨要个“说法”。对于秋菊所下定决心要讨要的这个“说法”究竟是什么，我和大家的看法一样，大致就是让村长给万认个错，承认自己不应该踢万庆来的“要命的地方”。乡间的司法助理员费尽心思调解一番，以失败告终。于是秋菊到了县城、甚至省城讨“说法”，最后在律师的帮助下，中级法院给了她“说法”，公安人员调查发现她的丈夫受到了轻伤，认为村长应当受到治安行政处罚。于是，不久前刚刚带领村民救了秋菊母子性命的村长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电影的最后一幕停留在了秋菊疑惑不解的眼神和远远驶去的警车上，让人唏嘘。故事虽然清晰简单，但是其中蕴含的有关传统文化和法律文化的东西，确实值得我们探讨。

一、秋菊的“气”――“要命的东西”和要命的“香火”

电影中曾秋菊的台词曾多次暗示，如果不是踢了“要命的地方”秋菊是不会千辛万苦讨个“说法”的。有这样一个场景，县公安局的工作人员读着“他平白无故踢伤我丈夫，犯了故意杀人罪，国法难容”笑出了声。我们也被这滑稽的言辞逗乐了，稍稍有些法律常识的人们都在笑秋菊的无知和的老汉的夸大其词。但是，在秋菊心中，踢坏了丈夫的“那个东西”，就是踢坏了万家整个家族（万庆来是独子）的生育能力，就是断了万家的“香火”。所以，秋菊所费尽心思索要的“说法”恐怕就是因为村长侵犯了万家的“香火”。

我们可以大致地认为“香火”的重要性来源于中国古代传统的“血食祭祀”。血食者，《辞源》谓之曰“古时杀生取血，用以祭祀”。古代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常常以“血食”、“不血食”借以指代国家的延续和破灭，而血食祭祀的主祭者则应该为家族的嫡长子（因“鬼神不享非类之祭”所以必须是男性男系亲属）“不血食”指其国家的祖先不能再得到祭祀，也就是这个家族已经灭亡，没有传承的后代能够祭祀祖先了。在古代科学技术不发达的情况下，人们认为祖先死后的生活在地下世界中，所以，逢年过节子孙须以牛羊等牲畜祭祀之，若族中祖先得不到祭祀，则祖先就会变为饿（恶）鬼作恶人间，危害统治。比如在中国古代就有“罪犯存留养亲”的制度，根据这一制度罪犯被处以死刑或者长期徒刑时，罪犯的父母年老或有病，该罪犯的是家中父母唯一的儿子，那么法律允许判处其他刑罚，这不仅仅是对罪犯父母的人道主义关怀，更是在父母年老无法再生育的情况下替其家族留下“香火”。

后来，祭祀制度从大宗族祭祀演变为小家庭祭祀，祭品也不再是“奢侈昂贵”的牛羊等牲畜，但是血食祭祀所造成的“重男轻女”的观念并没有随着祭祀形式的转变而改变，以不传“香火”为大不孝的情况还是没有得到改观。所以若是万庆来的“要命的东西”就这样被踢坏，而秋菊腹中胎儿又不知是男是女，其“香火”是否可续就是一个大大的疑问了。

而中国古代的主要的继承制度又强化了这一观点。承继资格者的范围受到限定，是因为祭祀先人的事情构成承继的要素，而就这一祭祀来说存在鬼神不享非类之祭的限制而且祭祀的义务和财产的继承不可分地结合这样的情况也是作为承继的继承样式的特质，作为其结果，财产始终都应该保留在同族（广义的家的内部）之手。在此家族没有符合资格的男性继承人的时候，其宗族将会为其立嗣（同姓同辈男性），而家产也会被嗣子继承。所以，“香火”不仅仅有保障先人有人祭祀而“衣食无忧”，对家庭财产的延续的意义也很重大。

虽然关于继承制度的规定在当下的法律体系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们不再相信血食祭祀，但是这些引发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对“香火”重视却无法磨灭。有了这些铺垫，秋菊的“执着”便看起来就不再是“无理取闹”了。

二、宗族制度传统、村落互与村长的“面子”和“架子”

与秋菊费尽周折讨要“说法”一起构成故事主线的是村长想要维持和保全的“面子”。村长的“面子”问题几次推动了故事的发展。剧中有这样一个经典的场景：

秋菊拿着发票收据去找村长，村长掏出二百元钱来，并没有直接给秋菊，手一扬，二十张十元大钞散落在风里：

秋菊：我今天来就不是图个钱，我是要个理。

村长：理？你以为我软了？我是看李公安大老远跑一不容易，给他个面子，地下的钱一共二十张，你拾一张给我低一回头，拾一张给我低一回头，低二十回头，这事就完了。

秋菊：完不完，你说了也不算。

本来，此时秋菊当初的犟劲已经“偃旗息鼓”，对于“说法”的执着也少了不上。可是，村长把钱扔在地上的举动使得秋菊的“气”再一次爆发。

李公安：你看你看，大家都忙忙的么，为这事我都跑了几回了。刚才县上裁决你又不是没看么，你不丢面子么。

村长：李公安，你说，有啥事乡里解决不了，凭啥到县里臭我的名声。

李公安：哎呀，她也不想把你怎么样。

村长：再说，我大小是个干部，以后我在村里没法工作么。

可见，秋菊的执着彻底将王村长的作为一村之长的面子给摧毁了，村长接下来的不配合也在情理之中。

秋菊为她的“说法”到处上访打官司，村长也为了他的“面子”始终不肯妥协。在我们看来，这种胶着的状态之所以维持，村长对“面子”的“执着坚守”起了很大的作用。村长的这种作为一村之长所端的“架子”，很可能来自中国传统的宗族制度和村落制度。

原始社会时期，以血缘为基础的最原始的宗族产生了。商朝族已有具有本族特点的名号、坟地和葬俗。西周时，宗子对宗族成员有教导、惩罚的权力甚至掌握着族人的生杀大权。到了宋代，修宗谱、建宗祠、立族长、订族规较为盛行和完备，宗族习惯法也渐渐成文化。中国古代传统法制中“抓大放小”的政策观念使得民间的纠纷解决机制非常丰富，宗族内部的“司法权”“立法权”就在国家法的所放空的领域中生长旺盛，直到近现代，影响仍然深刻。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指出过：“族权和政权、神权、夫权一样，是束搏我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一条大绳索。”而新中国的村庄很大一部分都脱胎于过去的宗族，“一姓一村”“二姓同村”的情况一直相当常见。正如约翰・杜威所说，企图摆脱习俗规范的努力是最不易的，所以村长作为事实上的“族长”甚至“几族之长”有这样的“架子”，要求这样的“面子”而在做错事的时候宁愿赔钱也拒不道歉也就不奇怪了。

另外，村落的互的特征也能够解释村长不愿意向秋菊低头的原因。村落是中国乡土社会的基本单位，古代政府对居民的低成本管理决定了它承载着很多“社会管理职能”的功能，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解决公共服务的基本单位”。无论是传统国家，还是今天的国家政权，都不可能将权力的触角伸入到乡村社会的方方面面，而家庭也不能够完全“自给自足”供给自己如灌溉农田和社会治安等方面的公共服务，在灾荒之年的风险与非凭一己之力可面对。因此，农民客需要在就近村庄内部通过合作进行互助，处理公共事务，应对生活风险。生活互需要通过村庄伦理来给予保障。

在王村长的理念中，村里人之间的恩怨完全可以在上一次互助遗留的“情谊”和下一次“互助”流露的“歉意”中得到淡忘，根本不需要借助村落以外的非人情的力量，秋菊一再求助于村落以外的“硬邦邦”“冷冰冰”的行政力量来索要所谓的“说法”，是对其之前的“互活动”带来的情谊的否定和对下一次互助的不期待，若此时向其妥协，就是打破了在互助中了结恩怨的这种微妙伦理关系，就是违背这种村落中互的伦理道德。所以，在村长的观念中，这种小事不用借助外界力量解决，应依靠村落内部的互助的伦理关系加以解决，而秋菊一直向外界寻求帮助则是在冲击这种伦理的平衡。所以随着秋菊不断“上诉”，他的妥协也就越来越难达到了。

三、法律的实质正义和形式正义

在秋菊艰难地拿到了中级人民法院给出的驳回公安局行政复议的判决，并被判赔偿250元。“说法”到了，但是就在费尽辛苦“救”了秋菊母子两人性命之后，村长被公安局行政拘留。这让所有人都措手不及。

影片的前半段，李公安做好人买礼物送给秋菊赔不是，并骗她说是村长买的时候，秋菊对此表态：“要是这，那就算村长给咱赔了不是了，钱不钱么，无所谓了。”可见，她想要的“说法”就是村长对自己的行为道歉，是要维护一种犯错就该道歉的“礼”而不是想要使得村长真正的受到“刑”的惩罚。所以，这样的结果是她不能够接受也不能够理解的。秋菊很难想明白为什么自己要的只是一个说法，而村长却“依法”被抓走了。

司法活动中法与情的平衡向来都是一个难题。清代著名学者余樾（曲园）就曾经说过“通达治体于天理、国法、人情，三者皆到，虽老于吏事者，不能易也”。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以熟读诗书然而缺乏法律训练的文人来治理农民，以及法律解释和司法实践的道德化取向，它们都是在制度上长期存在的困难。但是这个影片的结果却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那就是仅仅利用法律来村民之间的争端。设定这样的惩罚的人没有察觉到秋菊真正的需要并不是使村长得到法律的惩罚，而是一个“道歉”。

我们看完影片，就可能对结局产生秋菊式的疑惑，为什么秋菊只是要一个“说法”而村长早已得到她谅解的时候就被抓走了呢？

徐忠明教授有过如下阐释：只要承认寻求案件的妥善解决与维护社会的和谐秩序是司法官员的终极目标，并且承认传统中国秩序观念具有“情景化”和“审美性”的特征，那么，斟酌“情理”与法律也就成为司法裁判的不可忽视的前提；如若撇开这一前提，乃至不顾传统中国司法官员对于司法裁判特征的自我表达，仅仅依据档案记载和判牍文书进行“索引式的”形式主义解读，恐怕都是有失偏颇的做法。对此，笔者表示赞同。从徐老师阐释的和法理学上所阐释的法律的作用和目标来看整个故事的发展，我们大可以认为中级法院不顾“人情”做出所谓违背了“司法官员维护社会和谐秩序的终极目标”的、这种既伤了村长的“面子”，又伤了大家的“和气”的用“依法判决”来给“说法”的处理方法的合理性确实值得怀疑。

当然，这是纯粹理论的讨论，实践中为什么公权力没有让这件事小事化了，我们不得而知。司法实践本就是极其复杂的环节，最简单的事情可能变得最复杂。小到法官写判决书时心情、私人关系、法院绩效考核指标要求，大到中央近期精神政策指引，司法环节中的灵活性和可预见性之间这对矛盾的对立统一在很多时候确实让人费解。

正如冯象老师所说，这是一个欧亨利式的结尾，凸显出法律一旦触动，干预起来就猝不及防，不留余地”。那我们就权当做这是对秋菊淡化了对法律的敬畏而以法律为工具来“耍小孩脾气”的和村长“顽固不化”，“面子主义”的惩罚吧。

四、结语

《秋菊打官司》影片里所蕴藏的关于历史传统和法律文化的信息极其丰富，可以深入挖掘许多有关于法律、伦理、传统文化的内容。虽然在有些人看来秋菊的行为和心态略显幼稚和笨拙，在有些人看来就是“无理取闹”，但是无论如何，其还是表达了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民众的法律意识的觉醒，一种符合新时代精神的抗争，其表现出了对于传统权威的挑战精神还是值得肯定的，而且其中对于中国农村的风俗文化、乡土人情、对中国现行诉讼程序的充分且细腻的展现更使得其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得以凸显。

参考文献

[1] 德克・布迪.的法律[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2] 赵晓力.要命的地方-秋菊打官司再解读[J].北大法律评论，2005年第六卷第2辑.

[3] 徐忠明.众声喧哗：明清法律文化的复调叙事[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4] 滋贺秀三.中国家族法原理[M].法律出版社，2003版.

作者简介：宁婧（1993.07- ），女，山东济南人，中山大学，法学本科在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