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难以鉴定的“司法鉴定”

一份尘封达13年之久的精神病司法鉴定书，在虚耗了刘迎春19年青春的同时，也扼杀了刘一家获得公平的可能

湘女刘迎春最近一次进京上访是在2011年8月12日。

这是她为了弟弟刘芳桂的案件上访的第19个年头。她和儿子被关在一个两重门的地下室里，和以前的每一次上访一样，“等待”着被遣返。

2006年4月22日，刘迎春拿到一份13年前的精神病司法鉴定书。这份鉴定书认为刘芳桂“未发现精神异常表现”，与另一份法医鉴定书认为有“边缘性精神障碍”的结果截然相反。

就在刘迎春申请给弟弟重新做司法鉴定期间，“傻弟弟”却失踪了，至今生死不明。

“我要我的弟弟”，刘迎春对弟弟的失踪抱有诸多疑问。

“弟弟真疯了”，刘迎春坚信不移。而弟弟是否有精神病，关系到刘家能否获得一个公平、公正的“说法”。

“讨一个公正的说法”，促使她多年坚持上访。

刘芳桂的失踪，有多种可能。有一种可能，刘迎春多次想到，但从不愿意接受――刘芳桂可能已经不在人间。

刑讯逼供致疯

从湖南省涟源市检察院《关于曾炳文刑讯逼供一案是否立案的请示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一文中，可以了解到湖南省涟源市常林乡常林村村民刘芳桂遭遇刑讯逼供的来龙去脉。

1992年10月10日，同村村民刘田姣丢失了从部队探亲带回的一部照相机、6斤毛线及8元多现金后，在附近走访调查，同村村民郭光红向其反映，当时20岁的刘芳桂在这段期间曾经到过被盗现场周围。

10月12日上午，刘田姣去乡政府报案并把自己了解到的情况告知驻乡公安特派员曾炳文。刘芳桂随即被带到乡政府。当晚，曾炳文叫来乡政府联防队队员刘迪兵一起问话，但刘芳桂并不承认盗窃。在这种情况下，曾炳文要刘芳桂跪下，并指示：“拿根竹枝来把他抽一顿。”刘迪兵随后取来一把竹枝，抽打在上衣的刘芳桂的手上和后背上。

当晚21时许，刘芳桂的父亲刘求奇、姐夫李红星及姑父李亚雄闻讯来到乡政府与曾炳文交涉。曾炳文要求李亚雄做刘芳桂的“工作”。

经过近2个小时的谈话，刘芳桂始终不承认自己有盗窃行为。刘芳桂的父亲、姐夫、姑父回家后，当晚24时左右，曾炳文与刘迪兵继续对刘芳桂进行审讯，并用铁手铐殴打刘芳桂的头部。审讯后，曾炳文将刘芳桂双手拷在板凳上并关押在乡政府的小会议室里，让刘俭成看守。

10月13日中午，刘芳桂乞求刘俭成为其松开双手后，趁机跑回家中。随后，父亲刘求奇为其交纳了150元取保候审保证金。

刘芳桂在家属的协助下来到涟源市金石镇卫生院进行检查，当时的检查结果为：“刘芳桂的头部、颈部有局部隆起的淤血血肿两个，未见流血，背部有多处血痕。”在治疗一个多月后，因刘芳桂头部受伤严重，金石镇卫生院不能医治，遂转入娄底市人民医院进行相关治疗，当时医院的诊断结果为：中度脑震荡。

经过多次治疗后，刘芳桂的脑部伤情未有好转。1993年2月，刘芳桂开始表现出严重的精神分裂症的症状。刘迎春说：“弟弟在山里、田里到处损坏闹事，甚至衣服裤子都不穿，闹得周围几个乡的村民都不敢见他。”

刘迎春也因此走上了漫长的上诉、申诉及上访之路。

上访吃尽苦头

“只有又脏又臭的白菜汤吃，吃了肚子难受。无法跑出，只有又闹又骂，他们才能尽快接送。那里还有的上访人被关了二十多天了，人都关病了，因不敢闹骂就没人通报，一直没人来接送，我这19年每次来北京都是这样去争斗，不给我公平，我坚决不放手，我要亲人，我要公平。”刘迎春如此描述最近一次上访的情景。

经过多次的闹骂后，8月18号，在五名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刘迎春与儿子乘坐长途客车被遣返回湖南。刘迎春能够“顺利”返家源于多年上访积累下来的“经验”。

1993年10月，刘迎春被涟源市公安局收审所拘留24天，在此期间，“有四个公安轮流打我，当时我还怀着孕。白天打累了，晚上他们休息，旁边有一个简易厕所，木板架在坑沿上，我抡起又臭又硬的木板用力朝他们打去，他们全部都进了医院，等他们出了院再也不敢动我一下了。”

在长达19年的上访过程中，“我46次遭遇绑架、关押、拘留和毒打，甚至有时一个月内被2次关押。”刘迎春透露，“他们还威胁我丈夫和单位领导阻止我上访，逼着我们离婚。但我一定要为亲人伸冤。”

2006年，转机出现了。

“我听到有人说公安使用我弟弟的名字做了一个‘假’鉴定，一直使用‘假’鉴定在汇报。我无法看到汇报，假鉴定更无法拿到手，只有使劲上北京闯，要求给我书面答复，他们一直拖着不给我答复和理由。”刘说。

拿到鉴定人失踪

2006年4月22日，刘迎春从涟源市检察院拿到了“假”鉴定书的复印件。

这份由涟源市公安局于1993年10月21日委托湖南医科大学（现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精神卫生研究所做出的司法精神医学鉴定书（N0.93002）结论表明：根据材料和检查，目前未发现精神异常表现。湖南省涟源市检察院依据该份精神病鉴定书做出“曾炳文有刑讯逼供的违法行为，但不构成刑讯逼供罪，不予立案”的决定，并汇总成《报告》一文递交分院请示汇报。对于上述鉴定事实，刘迎春表示自己毫不知情，“否则我会等到13年之后才拿到这份‘假’鉴定书吗”！

而刘迎春在1992年12月30日委托湖南省娄底地区律师事务所，由湖南省娄底地区公安处法医检验所为刘芳桂做的法医学鉴定书（湘娄法（92）第431号）表明：有边缘性精神障碍、近事遗忘，构成轻伤。

针对上述两份结果截然不同的鉴定书，刘迎春提出“对刘芳桂重新进行精神病法医学鉴定及全部损失赔偿”的复查请求。

就在等待答复期间，刘芳桂却于2006年5月6日“突然”失踪，至今生死不明。

2006年8月10日，娄底市公安局向刘迎春出具的《公安机关复查事项答复意见书》中提及：1993年湖南医科大学已对你弟刘芳桂进行了精神医学鉴定，没有发现精神异常表现，况且1994年至1995年刘芳桂因盗窃耕牛被劳教期间因工作积极而提前170多天被释放，因此你要求对刘芳桂重新进行精神病法医学鉴定及全部损失赔偿的复查请求不能支持。

鉴定资质有异议

“没有精神病法医鉴定资格的高北陵、陈晋东、陈远光和李秋香这四名‘假’法医做出了非法的‘假’鉴定结论”，刘迎春依据2009年9月21日湖南省卫生厅《关于刘芳桂精神司法鉴定有关问题的回复》（以下简称“卫生厅回复”）质疑四名“法医”资格。

卫生厅回复表明，参与该起精神病司法鉴定的李秋香等4名医师在1993年均为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原湖南医科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精神科医师，他们4人均具备出具精神疾病诊断证明的资质。当时分管司法鉴定管理的卫生厅没有提及4人是否具有法医鉴定资质。

2011年8月23日上午，记者和刘迎春来到湘雅二医院找当年的“法医”。当天值班的精神病门诊专家李秋香承认鉴定书“是自己的亲笔签名”。由于时间久远，李想不起来鉴定的事实及其内容。

当刘迎春就其当时是否具有精神病司法鉴定人资格进行质疑时，李秋香表示“去找主管部门，我现在正在坐诊，后面还有病人在排队”。

随后，门卫将记者和刘迎春一并“请出”。

从两份司法精神病鉴定书的案卷号和鉴定号可以看到，NO.93002号司法精神病鉴定书是当时湖南医科大学精神病卫生研究所截止到1993年10月21日做出的第2份司法精神病鉴定，而湘娄法（92）第431号司法精神病鉴定师已是当时湖南省娄底地区公安处法医检验所截止到1992年12月30日做出的第431份司法精神病鉴定。

在卫生厅回复中，还提供了另外一个细节。在给刘芳桂做精神病鉴定时，湘雅二医院正在申报“湖南省法医学技术鉴定委员会司法精神鉴定中心”，并在次年才获得有关部门批准。

也就是说，当年做出司法鉴定的湘雅二医院并没有司法精神鉴定的资质。

2009年5月7日，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司法鉴定中心也曾给出了相关的解释：1993年我院未成立司法鉴定中心，刘芳桂的司法精神病鉴定报告由当时的湖南医科大学附二院精神卫生研究所精神病鉴定小组出具。该中心尚未查到该鉴定报告的原始资料。

2011年8月23日下午，CCN记者来到湖南省卫生厅医政处。

“司法鉴定机构的审核批准权已经不归我们管理了，你们可以到湖南省司法厅咨询一下。”医政处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

记者拨打了湖南省司法厅办公室电话，针对记者的提问，接听电话的工作人员表示：“我们这里没有一个人能够回答你的问题。”

目前，刘迎春已就“假”鉴定向湘雅二医院所在管辖区域的公安局“报案”，截至CCN记者发稿时，事件还未有任何进展。

15年后的处分

在申请重新进行精神病司法鉴定的同时，刘迎春还向涟源市人民检察院提出“对曾炳文进行查处及对刘芳桂所造成的损失予以经济赔偿”的要求。

2006年6月5日，涟源市人民检察院给出答复意见:认可刘迎春所称的“假”鉴定。曾炳文在此案中有刑讯逼供的违法行为，因情节轻微，不构成刑讯逼供罪，对曾炳文不予立案。

答复意见中还披露了这样一个细节，早在1994年4月，涟源市人民检察院就对曾炳文的行为及造成的后果，向涟源市公安局发出检察建议：对曾炳文的问题做出适当处理；刘芳桂在医院诊治所花的医药费用建议公安机关酌情处理；请公安机关协助做好刘芳桂及其亲属的工作。然而12年过去了，涟源市公安局仍未“对责任干警曾炳出纪律处分”。

半年多又过去了，涟源市公安局仍以“时隔多年，曾炳文已离岗休息”为由拒绝作出处罚。

“我们认为离岗休息作为不追责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为了彻底解决刘芳桂的问题，请涟源市涉法涉诉工作组督促涟源市公安局尽快做好‘建议对曾炳文尽快按程序作出处分’的工作” ，娄底市涉法涉诉工作小组于2007年2月1日下达的《关于认真落实市涉法涉诉工作组对刘迎春上访问题的处理意见函》表示。

直到2007年5月22日，中共涟源市纪律检查委员会才做出了《关于给予曾炳文党内警告处分的决定》（涟纪审（2007）21号），“1992年10月12日，曾炳文在原常林乡任公安特派员时，在办理刘某某盗窃案过程中，采取罚跪等手段，对刘某某进行讯问，其行为已构成刑讯逼供错误，情节较轻。经市纪委常委会研究，决定给予其党内警告处分。”

从1992年到2007年，这份迟来的党内警告处分走过了15年的时光。

逼供冤案何时了

毋庸置疑，我国现行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都明确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刑讯逼供向来都是一只过街老鼠，然而在具体的刑事司法实践中，由于刑讯逼供导致的冤案错案层出不穷。从佘祥林到赵作海，从杜培武到聂树斌，每一起冤案错案的背后，往往笼罩着刑讯逼供的巨大“阴影”。刑讯逼供为何如此猖獗？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法律科学博士兰荣杰在《当反贪局长遭遇刑讯逼供》的文章中曾提到：中国警察依靠非口供渠道获取证据的能力太低。并非每个警局都能作指纹、DNA、弹痕等科学分析，并非每个警察都懂得一大堆审讯心理学的技巧，也并非每个公民的日常收支都由信用卡记录在案。在此条件下，最可依赖的证据线索，无疑就是嫌疑人的口供；而最能获取口供的方式，无疑就是刑讯逼供。

“法律明确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可以说是砍掉了‘罪恶之树’，但对通过刑讯获得的口供仍然予以采信，并不拒食‘毒树之果’，这就势必为刑讯逼供提供‘土壤’。”《新华视点》记者如此形容刑讯逼供的痼疾所在。

如何从根源上切除掉刑讯逼供的“毒瘤”，中国法学会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陈卫东公开表示过，凡是以刑讯逼供这样的方式获得的口供不应作为定案的依据，这才能从根本上切断刑讯逼供的动力源，才是釜底抽薪的做法。

2011年8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了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修正案草案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在规定严禁刑讯逼供的同时，草案还增加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规定。力图通过完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等，进一步遏制刑讯逼供和其他非法收集证据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