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乡里制度浅探

［摘要］隋朝的乡里制度，从隋初京畿之内的族、闾、保三级制和京畿之外的党、里二级制双轨并行，到开皇九年（589）不分京畿内外统一编制的乡、里二级制，都体现了隋王朝根据时局变化调整国家政策的实用立场。终隋一代，乡里制度在基层组织普遍存在，即使在隋朝初期法令没有见到乡级组织，从出土的隋代墓志铭文可以证实隋初的乡是存在的。

［关键词］隋朝；乡里制度；基层组织

［中图分类号］K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14-0033-02

乡里制度是隋代国家政权结构中最基础的组织单位，而广大的乡里又是隋朝赋税征收和徭役摊派的主要来源，所以对隋朝乡里制度的研究很有必要。由于隋祚短促，史籍中所存乡里的相关资料匮乏，学术界对隋朝乡里制度的关注不多，研究中多是在探讨赋税、社会治安、地方行政制度等问题中偶有涉及，[1]且歧义并存，也很少有专题论述。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出土的隋代墓志铭文，拟就隋朝乡里制度的设置变迁、职掌等问题略作探讨。

一、隋朝乡里制度的变迁

隋朝对基层社会组织进行编制，实行乡里制度，并在不同的时期根据时局态势的改变进行调整。隋初，隋文帝敕令高G、李德林等同修律令。《隋书》卷24《食货志》云：“及颁新令，制人五家为保，保有长。保五为闾，闾四为族，皆有正。畿外置里正，比闾正，党长比族正，以相检察焉。”从这条隋初国家颁布的法令可以看出，隋初基层社会组织的编制是以家为单位，并按照京畿之内、京畿之外划分为两类基层行政组织。京畿之内按照保、闾、族的三级制度，保的长官是保长，闾的长官是闾正，族的长官是族正。京畿之外的广大地区设置的是党、里二级制度，里的长官是里正。

隋初颁布的这条国家法令对基层社会组织的编制很明确，这就产生一个疑问，即隋代基层乡里制度中的乡级组织没有出现，难道在隋朝初期乡里制度设置中取消了乡级组织？根据近世以来出土的大量隋代墓志铭文，很多内容为隋代乡里制度中乡的存在提供了佐证。如《徐之范墓志》云：“粤以开皇四年岁在甲辰十二月乙丑朔二日庚寅还葬金乡县都乡节义里英山之西。”[2]金乡县，隋朝原隶属于衮州高平郡，开皇三年（583），隋代地方行政区划改革，又以金乡县隶属于曹州。《李敬族墓志》云：“六年正月卅日，改葬于饶阳县城之东五里敬信乡。”[3]饶阳县，开皇元年（581）隶属定州博陵郡，开皇三年（583）郡废，直接隶属于定州。《韩邕墓志》云：“大隋开皇七年，时年八十六，卒于相州零泉县界，八月十一日葬于环乡清华里。”[4]上所引墓志铭文清楚地记载了隋初京畿之外部分州县的乡、里情况，也确凿地证实了隋初乡级组织的存在。而根据隋初颁布的法令，京畿之外的基层组织长官是里正、党长，这也许可以解释为里正是里级组织的长官，党长是乡级组织的行政长官。关于京畿之内基层组织保、闾、族，从法令中只知道其设置、长官和管辖家数，因史料缺乏，就不清楚实施的情况了。

开皇九年（589），隋朝完成大一统，为适应新的形势，隋文帝对基层社会组织进行了调整。《隋书》卷2《高祖纪下》云：“（开皇九年）二月丙申，制五百家为乡，正一人；百家为里，长一人。”此次颁布的国家法令，遵循统一的原则，不再以京畿之内和京畿之外区分管理制度，而采取乡里二级制进行统一编制。编制的基础还是以家为单位，而作为基层单位的里，由隋初的25家变为100家，乡级管理则扩大到500家。城邑和郊野的基层组织管理，在法令上也没有区分对待，都实施乡里二级制，但在具体的执行中还是有些区别，《隋书》卷29《地理志上》京兆郡下小注云：“里一百六，市二。”《隋书》卷28《百官志下》云：“炀帝即位，多所改革。三年定令……京都诸坊改为里，皆省除里司，官以主其事。”这两则史料说明隋炀帝大业三年（607）以前，京都的基层管理组织“里”的称谓为“坊”。大业三年后又改“坊”为“里”，都省除里司。所以京畿之内的基层组织主要是里坊制或者说是乡坊（里）制，郊野的基层组织则推行的是乡里制。学术界对隋代京畿之外诸州（郡）、县及郊野的乡里制度的执行情况关注不多，出土的墓志铭文也有这方面的资料，如《张盛及妻王氏墓志》云：“以隋开皇十四年正月十五日终于相州安阳县修仁乡之第，春秋九十有三。”[5]《王帜怪尽吩疲骸按笏蹇皇一七年正月二日卒于家……迁葬于亳州城北小黄县纯宜乡涡水之阳二里也。”[6]《成公蒙及妻李世晖墓志》云：“以大隋仁寿元年太岁辛酉三月甲申朔廿十六日己酉合葬于姑臧县显美乡之药水里。”[7]姑臧县隶属于凉州。这些资料虽然比较分散，不能系统的展示隋朝京畿之外诸州（郡）、县乡里制度的变迁，却也为隋代乡里制度在全国的推行提供了明证。

另外，隋代乡里制度中乡、里名字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旧唐书》卷187《张道源传》云：“张道源，并州祈人也。年十五，父死，居丧以孝行称，县令郭湛改其所居为复礼乡至孝里。”《隋书》卷72《李德饶传》云：“（大业年间）纳言杨达巡省河北，诣其庐t慰之，因改所居村名孝敬村，里为和顺里。”从两条史料可以看出县令及奉召巡视的官员有权对乡、里的名称进行更改。

二、隋朝乡里组织的长官职掌及其选任

关于隋代乡里组织行政长官的职掌，现存隋代法令中没有明确记载，只能从残存的史料中可窥一斑。一是按比户口，户籍登记。《隋书》卷24《食货志》云：“高祖令州县大索貌阅，户口不实者，正长远配，而又开相纠之科。”又有《隋书》卷67《裴蕴传》记载：“（大业五年）于时犹承高祖和平之后，禁网疏阔，户口多漏……蕴历为刺史，素知其情，因是条奏，皆令貌阅。若一人不实，则官司解职，乡正里长皆远流配。又许民相告，若纠得一丁者，令被纠之家代输赋役。”从这两则史料中可以看出，隋代的乡正、里长负责本乡本里的按比户口、户籍登记，并对乡里户籍出现漏妄负有主要责任，出现漏妄，根据隋代法律执行流配的重刑，也可知隋朝对于乡正、里长的考核惩罚十分严厉。二是课输定分。《隋书》卷24《食货志》云：“高G又以人间课输，虽有定分，年纳，除注恒多……每年正月五日，县令巡人，各随便近，五党三党，共为一团，依样定户上下。”五党三党，即为三乡五乡，乡正、里长负责依样定户上下和课输。三是短暂的专理辞讼。《隋书》卷42《李德林传》云：“威又奏置五百家乡正，即令理民间辞讼。德林以为本废乡官判事，为其里闾亲戚，剖断不平，今令乡正专治五百家，恐为害更甚……然高G同威之议，称德林狠戾，多所固势。由是高祖尽依威议。” “（开皇）十年，虞庆则等于关东诸道巡省使还，并奏云：‘五百家乡正，专理辞讼，不便于民。党与爱憎，公行货贿。’上仍令废之。”两则史料基本上记载了隋初乡正的管理范围以及专理辞讼的历史过程。不过隋代乡正专理辞讼的时间很短暂，大概为开皇九年（589）二月法令颁布至开皇十年（590）间。另外，隋末还出现了里正缉拿小盗的记载。《旧唐书》卷187《张善相传》云：“张善相，许州襄城人也。大业末，为里长，每督县兵逐小盗，为众人所附。”这条史料反映了隋末里长维护本县社会治安，并督县兵缉拿小盗的事实，这是特例，还是隋末普遍之制，没有更多的史料佐证，就不能明晰了。

关于隋代乡里组织长官的选任，《通典》卷17《选举五》云：“隋氏罢中正，选举不本乡曲，故里闾无豪族，井邑无衣冠，人不土著，萃处京畿，士不饰行，人弱而愚。”这条议论从侧面说出乡里组织长官无豪族、无衣冠的事实。下面所引一些史料亦可为佐证。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卷1云：“有乡长刘龙者，晋阳之富人也……帝虽知其细微，亦接待之以招客。”[8]而《旧唐书》卷57《刘文静传》云：“刘世龙者，并州晋阳人。大业末为晋阳乡长。”刘世龙虽是富人，但地位极其低下。又《新唐书》卷85《窦建德传》云：“窦建德，贝州漳南人。世为农……由是益知名，为里长。”窦建德即是社会基层的一个普通平民。上述史料说明了隋代乡里长官选任基本上来源于基层的民众。宗族豪强虽不看重乡里组织长官的选任，但也不能否认他们对乡里组织的影响和制约。乡里组织的长官，隶属于县治之下，至于选任过程中县令的权力有多大，由于史料缺乏，则不得而知。

三、结语

隋朝的乡里制度，从隋初京畿之内的族、闾、保三级制和京畿之外的党（乡）、里二级制，到开皇九年（589）不分京畿内外，重新统一编制的乡、里二级制，展现了隋王朝根据时局变化调整国家政策的轨迹，所以要把它看成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研究才能把握隋朝乡里制度的实质。终隋一代，乡里制度在基层组织普遍存在，即使在隋朝初期法令没有见到乡级组织，但从出土的隋代墓志铭文可以证实隋初的乡是一直存在的。

［注释］

[1]著作如：赵秀玲：《中国乡里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齐涛：《魏晋隋唐乡村社会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论文如：候旭东：《北朝“三长制”四题》，《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4期，第33页；张为民：《中国古代社会乡里自治与国家稳定关系叙论》，《济南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第7～10页。关于基层组织研究的论著还很多，此处不一一列举。这些专著和论文阐释的观点都有启发性，但没有结合出土墓志进行互证研究，也没有把隋代乡里制度的研究建立在动态的变化的解释中。

[2][3][4][5][6][7]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56页、第375页、第386页、第481～482页、第485页、第452页。

[8]唐•温大雅撰，李季平、李锡厚点校：《大唐创业起居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