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国书事件”看隋朝时期的中日关系

摘 要：隋朝是中日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在这一时期，两国建立了对等的外交关系；日本政府多次派遣使团访问中国,隋朝政府亦向日本政府派出历史上第一个正式访问使团，从而揭开了两国友好交往第一次高潮的序幕。但是,隋日交往中也出现了所谓的“国书事件”,给这一时期的中日关系一度蒙上了一层阴影,为后人留下了一系列疑团,引起了两国史学界的种种猜测和争议。本文在列举中日两国有关“国书事件”的几种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希望可以正确把握隋日关系的实质。

关键词： 隋朝；日本；对等外交关系；“国书事件”

中国和日本是隔海相望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国间的友好文往该远流长,特别是隋朝统一中国以后,为中日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条件。在此期间,两国间建立了对等的外交关系,互派使团访问，日本政府还派遣大批留学生和留学僧前来中国学习,两国间的友好文往空前频繁,为唐代中日友好往来高峰的形成莫定了基础。

有关遣隋使的派遣问题,在《日本书纪》中仅仅只记载了607年和608年这两次。实际上,如果要按照唐魏征撰写的《隋书》所记载的那祥,在 600年 至 614年期间、至少可以说派遣了5次。隋朝也派出了中国古代第一个代表中央政府正式访问日本的外交使团,从而揭开了两国友好交往第一次高潮的序幕。但是,隋日交往中也出现了所谓的“国书事件”,给这一时期的中日关系一度蒙上了一层阴影,为后人留下了一系列疑团,引起了两国史学界的种种猜测和争议。

一、对于“国书事件”中日两国学者的不同看法

对于中日两国史书的上述记载,两国史学界提出了数点质疑,并为此进行了各种推测,形成了诸说并存的局面。现将争议的主要问题分述如下:

(一)关于第一次国书引起隋炀帝不快的原因

因为隋炀帝见到第一通国书后，颇为不悦，故日本在第二通国书中将“日没处天子”改为“西皇帝”。隋炀帝的“不悦”这不仅是外交礼仪的冲突，而具有更加深层的意义。

倭国自称“天子”是隋朝不能接受的，故隋炀帝派遣裴世清赴倭时，所携国书称：“皇帝问倭王”；①《隋书•倭国传》也同样一律以“倭王”称呼倭国君主。此为定制，即隋朝皇帝为普天之下的皇帝。而四邻则为藩属于隋的王国，依此构建以隋朝为中心的国家间政治关系秩序。由此可见，倭国书引起的外交冲突，背后潜存着两国在国家间政治秩序上的矛盾，并不是诸如“东”“西”并称之类简单的问题。

两国史学界几乎都一致认为,这是因日本国书的内容有不合礼节之处引起的。但在哪些词句不合礼节的问题上,日本史学界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意见认为,“日出处”“日没处”本身就包含有优劣的意思；而“致书”以及“无恙”的词句则具有把日本置于优越地位和卑视中国的意见。因为,按照中国的传统观点,中国自古以来便自认为处于世界的中心,并非处于“日没处”；而“致书”意为“送上”,是一般词汇,也没有尊敬的语气。

另一种意见认为,隋炀帝感到不悦的主要原因在于日本自称“天子”，“而不是一般所谓的是因为倭国把自己的国家比作‘日出处’，把隋王朝比作‘日没处’之故”。因为“无论是就地球而言,还是就一国或一地而言,太阳总是从东升起,由西落下。日出之处代表东,日没之处表示西”。“日出和日没只不过东西方向的别称而已”,并无优劣之分。而“天子”则是中国皇帝特有的称号,作为东夷之一的日本,历来向中国皇帝(天子)称臣纳贡、请求册封,从来无人敢自称天子,而此次国书竟与中国皇帝同称天子,隋炀帝当然感到不悦。

(二)关于隋炀帝派裴世清回访日本的原因和目的

隋炀帝虽然对日本国书感到不快,但却派了文林郎裴世清等人回访日本,原因何在呢?对此,两国史学界主要有两种解释:

其一认为,这可能是隋炀帝安抚四夷的传统精神的产物。日本学者木宫泰彦认为:远抚外藩,招来夸耀汉人文化，借以满足自己的自尊心，这种做法本是中国汉朝以来历代的传统,尤其是虚荣心强,满腹统一思想的隋炀帝，想必首先就会想到这样做的。派遣裴世清来到日本,也应该看作是这种精神的表现。

其二认为,这是隋炀帝出于讨伐高句丽的政治需要,为牵制倭国而采取的一种外交策略。日本学者中村新太郎认为:“之所以能够如此,与其说是炀帝改变了心绪,不如说是隋鉴于朝鲜的险恶形势,为牵制倭国而采取的一个外交手腕②”。中山顺雅也认为:“隋炀帝出于讨伐高句丽的政治需要,并没有对大和王朝的第一封国书的无礼进行深究③”。

(三)关于对第二封国书的评价问题

小野妹子第二次使隋所带的国书改成了“东天皇敬白西皇帝”。对于这次国书的含义及改动的原因,日本学者藤家礼之助评论说：在这里把东与西相对置,以暗示先前国书中的“日出处”与“日没处”是意味着东与西的修饰词。更为重要的是,用“天皇”这一最高君主称号的别称来称呼我国(日本)方面,而对中国方面则用中国自己认为是正式的最高君主的称号“皇帝”来称呼,在这里作了明确的区别。因而他认为,“这次国书在尽力维护我国(日本)荣誉的同时,又充分吸收了中国的意向,它是在这种可能限度内妥协的产物④。”

隋炀帝对这次国书的反映如何?《隋书•倭国传》没有记载。对于此中的原因,我国学者认为：很可能是默认了日本为“对等国”；也可能是鸿胪卿遵照炀帝的旨意,未呈炀帝览阅之故。⑤日本学者藤家礼之助则认为：“承认我国(日本)为‘对等国’,对中国来说,或许不是出自其本意。但是,由于退让了一步，承认其为‘对等国’,这样就可以在这个前提下来处理事务并补救了册封体制所规定的原则。这是双方一次极有趣的外交策略。”⑥

二、对于“国书问题”的个人的观点

对于如何看待日本对隋的外交政策问题。个人认为尽管其两次国书的措辞前后有所不同,但却始终坚持了对等的方针,这是日本对华外交史上的一大转变。但如果把它说成已有了同隋朝“分庭抗礼”的企图,则有些过头。因为尽管日本的执政者对隋炀帝实际上未能以平等之礼相待(如览而不悦、无回书、裴世清实际是是以宣谕使的身份赴日的)而表示出不满(如未让隋使及时进京、未赏隋使等),但仍对裴世清一行给予了极为隆重的接待,在欢迎词中也使用了十分卑恭的语言,并在其后又派出了两次遣隋使和大批留学生、学问僧。因为,同文明强盛的隋朝交往,对于发展水平仍十分悬殊的日本来说太重要了。但当时日方为何未迎合隋炀帝的心愿,仍致力同中国发展平等外交呢?我认为,其用意并非为了“争礼”,而是企图借助平等外交政策,提高日本皇室的权威,确立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体制。外交政策是内政方针的延续。众所周知，圣德太子任摄政时,日本国内政局动荡,地方贵族争权夺利、朝廷重臣苏我氏独揽朝政,王权旁落。因此,圣德太子摄政后的首要任务就是削弱大氏姓贵族的势力,确立天皇君临一切、总揽朝政的至高地位。这种意图在他于604年制定的《十七条宪法》中表露得十分明显。该《宪法》第12条强调“国靡二君,民无二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这种绝对君权思想,是容不得君主之外复有君主,王权之上更著王权的。为确立日本皇权计,有必要改变向中国皇帝称臣纳贡的传统做法,争取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

而以暴戾任性著称的隋炀帝对此虽感不快,但并未撕毁或退回国书,更未禁绝两国往来,而是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其中的原因,或许是出于安抚“四夷”的考虑；或许是对这个远在海外的岛国有鞭长莫及之感；或许是为了显示泱泱大国的恢宏气度；或许是出于国际斗争的实际需要。当时隋炀帝正准备远征高句丽,而日本与高句丽素不和,或可引为外援,有必要与日本保持良好的关系。因而,对日方的举动采取了原则上不予承认,实际上不加诘责的态度正是由于隋日之间“各唱各的调”,均有保留和克制,从而才使两国关系得以顺利发展下去。

三、结语

从这一时期两国交往的实际态势来看,中国仍把日本视为其“册封体制”下的从属国,而日本实际上也仍向中国朝贡。这正如日本学者山中顺雅所指出的“双方都承认遣隋使就是朝贡使,裴世清是隋炀帝派来的册封使”。“以后的遣唐使同遣隋使一样也是朝贡使”。在日后的遣唐使时代,出访唐朝的日本使者之所以不带国书,其原因就在于此。这样,既可避免在白纸上留下以下对上的谦卑词句,表示日本仍未放弃追求与中国进行平等外交的愿望；又不伤害唐朝皇帝的面子,维持与唐的友好外交关系。可以说,这种谋名更求实的对华外交政策,是圣德太子的一大创举,并为后来的日本统治者所继承。

注释：

①《日本书纪》“推古十六年八月”记为：“皇帝问倭皇”。隋文帝称倭国君主为“皇”，绝无可能。《善邻国宝记》上所引古籍《经籍后传记》作：“皇帝问倭王”则是。所谓“倭皇”之称，无疑是日人改窜.

②中村新太郎.《日中两千年人物往来与文化交流》，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0页.

③山中顺雅.《法律家眼中的日本古代一千五百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89页.

④中村新太郎.《日中两千年人物往来与文化交流》，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2页.

⑤余又荪.《隋唐五代中日关系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74页.

⑥转见木宫泰彦.《日本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5、54页.

参考文献：

〔1〕中村新太郎.日中两千年人物往来与文化交流.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2〕余又荪.隋唐五代中日关系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

〔3〕池步洲.日本遣唐使简史.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4〕张声振.中日关系史,卷一.吉林文史出版,1986年版.

〔5〕藤家礼之助.日中交流二千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