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改革

所谓改革，就是持续进步，就是叫我们不断的完善保护人的生命和财产的制度，以达到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和压迫的目的。使我们的社会早日进入到高度文明的共产主义社会。私有化叫倒退，不叫改革。因为私有化制造了阶级，制造了剥削和压迫。

我们的前辈在几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经验中告诉我们，社会主义革命只是实现公有制是不够的，还要有公平的竟争机制，及公平的分配制度，才能够推动社会迅速地向前发展。因为人生的目的是为了追求幸福，人与人之间为了追求幸福而产生的矛盾，成了我们社会的主要矛盾，要解决好这一矛盾，我们就得不断的完善公平竞争的机制。如实现公有制，民主制等。所以，我认为我们的社会主要有三大改革：一、体制改革；二、工资改革；三文化革命。

一、体制改革

我们要不断地完善自由、公平的社会主义制度，就必须实现公有制和民主制，两者缺一不可。我们不但要反对政治上的独裁，实现政治上的民主，我们还要反对经济上的独裁，实现经济上的民主，这就是我们要走公有制道路的原因。

在体制改革中，我们首先实现公有制，同时也将实现民主制。因为我们不能剥夺他人快定自己命运的权利，每个人都有权决定选择他所认为合适的带头人。

在政治体制改革上，我们认为，企业就好比是团队、运动员，政府就好比是组织者、裁判员，维护秩序的管理员及后勤等。所以，我们认为，政府的职能就是解除人们的后顾之忧，防止打假球，防止因腐败而带来的不公平判决等。这样才能够使人们全身的投入到工作中去，那种没有解除人们的后顾之忧，就叫人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做法是错误的。

顺便说一下，那么，政府是怎样解除人们的后顾之忧呢？首先是坚持公平第一的原则，制定公平竞争的制度。如建立人人都有律师的制度，以保护人的权利，制定受害人向政府索赔，再由政府向加害人索赔的制度及公务员有意过错赔偿制等等。比如，如果某人因腐败或不正当竞争而遭到损害，某人可先向政府索赔，政府再向加害人索赔（当然也可以直接向加害人索赔）。目前，腐败，官僚严重，冒牌货充斥市场，其原因是因为我们的父母官不用负什么责任。又如，见义勇为，跟坏人坏事作斗争是全社会的事，见义勇为的人遭到伤害，可先向事情发生地的政府索赔，政府再向加害人索赔，而目前，有些见义勇为的人常常因为自己不是公职人员，或因为加害人没能力赔偿，使见义勇为的人在生活、工作、医疗等方面陷入了困境地，使一些人在跟坏人坏事作斗争方面望而却步。如果我们规定凡是见义勇为的人遭到伤害，可先向政府索赔，我想跟坏人坏事作斗争的社会风气一会盛行，到那时，坏人坏事就会灭迹、腐败、不正之风就会跟着消失。又如，记得前几年中央电视一台的“焦点访谈”说某市某局长为获得上级的表彰，以便将来升官发财，要某女科长在企业成绩上多报一两亿，这位科长不同意，结果这位科长被免职，接着又下岗，是全市唯一的一位下岗公务员。很明显，这位科长是因为抵制不正之风而下岗。象这种不良现象我们能任其发展下去吗？不！我们应当行动起来，赶快制定规章制度了，否则，腐败将毁了我们的社会，把人才竞争当做奴才竞争，冤、假、错案将会再次抬头，这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社会。假如政府制定了“公务员有意过错赔偿制”那么，那些靠整人、害人、弄作假来升官发财的现象一定会大大的减少，那位跟不正之风作斗争的人才科长就不用下岗……

从发达国家发展的历史证明，只有当人的权利得到了保护的时候，人的聪明才智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和利用，社会才能得到较快的发展。这一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加紧制定保护人权的规章制度刻不容缓，否则，我们将永远赶不上别人。

在国家体制改革方面，我认为，共产党总书记应兼国家主席。这是因为我们的社会还存着剥削和压迫，为了改革的顺利进行，为了保证我们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顺利进行，共产党总书记兼国家主席。国家主席及党中央负责国家的方针、政策、安全、外交，文化宣传，教育等，政府负责计划、规划、建设等。

在所有制方面，我们将实行国家所有制，省级所有制，市（县）级所有制，及各级合资的企业，不再有集体所有制和个体企业。我们将以市（县）级为最小单位。政府负责计划，规划、技术监督等，党负责文化教育、社会治安等。市（县）级将成立集团总公司，负责全市（县）的工农业生产、建设，及商业、服务、娱乐等。政府的计划，规划等交由人大通过，再交由集团公司负责执行完成，集团公司除了完成政府的计划规划等外，还得想办法提高自己的竞争力，使本公司的信誉能够走向全省、全国、乃至全世界。不在允许私有制存在的一个原因，是因为私有制经济是趁火打劫经济，如私有制搞价格欺诈等。

在选举方面，中央、省政府的主要领导，由超过半数的本级人大代表选举产生，产生的领导人最多可连任四届，前一、二届只需超过半数，后三、四届则需超过三分二的多数，每届任期五年，人大代表的任期也是五年，每届的前两年改先选三分一。全国人大代表由省人大代表选举产生，省人大代表由市（县）人大代表选举产生。市（县）主要领导，人大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市（县）主要领导最多只能连任四届，前一、二届只需超过半数，后三、四届则需超过三分之二的多数，每届任期五年，凡是连任过三、四届的市（县）级以上领导，及有特别重大成就的，国有企业，省有企业的领导，皆可自报名参加竞选中央，省政府的领导。执行这种选举方法的目的，是要改变过去那种向上级负责制的制度，使其过渡到向人民负责制的制度，这样才能有效的抵制腐败、官僚、家长制等不正之风。如目前执行的本地人不能当本地的主要领导，就是一种向上级负责制的制度。我不禁要问，陌生人能当好领导吗？

民主是无型财产，它可以调动人们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从而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素质，加快了我们社会文明进步的步伐。

有人说共产党国家是，没有民主，这是不对的，共产党的目的是消灭剥削和压迫，把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已任，建立自由，公平的社会，并不一定要当官。而当前共产党坚持执政，是因为社会主义还属探索、实践阶段，为了保证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顺利进行，保证我们的社会踏上持续进步的道路，朝着高度文明的方向前进，共产党勇挑重担，担当了建立社会主义，及探索、实践阶段这个社会大实验室的“主任”，有许许多多优秀的共产党员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当社会主义革命实践一旦取得成功，证明了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好，那时，社会主义将永久地造成人类社会……二、工资改革

不管是社会主义，还是共产主义，其分配制度都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按需分配”只是对少年、儿童、老人及丧失劳动能力的人而言，过去认为共产主义是“按需分配”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是幼稚可笑的，当然这是历史的局限。我们不能够停留在这一历史局限的认识上了，这种认识导致了我们的前辈用物质的极大丰富来解共产主义，这是不对的（顺便说一下，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是：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由于制度还不太完善，只能做到人的有形财产得到保护。共产主义是商品经济，制度已完善，做到了人的无形财产和有形财产得到保护）。所以，我们要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不断的完善“按劳分配”的制度。只有这样，才能够、官僚等。才能够使我们的社会进步，才能够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发挥人们的聪明才智，使我们的经济建设能够大踏步地向前发展。

那么，我们国家自解放以来，其分配制度是否都是按劳分配呢？目前我们的认识是,我们在执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其实，并非如此。改革，开放前，我们的分配制度是人老多得的制度，即工龄长，资格老多得的制度。改革，开放后，我们的分配制度除了人老多得外，多了“位置好”多得的怪事。如在电信、银行、保险等部门的工资就高，而在学校、医院等就低。记得改革前邮政、电信是一家，改革后邮政、电信分了家，可他们还是在同一幢楼上班，只是隔一扇墙而已，但是电信部门的工资，奖金比邮政的高得多。这是多劳多得吗？不！这是行业分家后，所占的市场份额不同，利润不同，造成的分配不同。这种行业发财的只能算是行业致富，不是人才竞争致富，更不是智慧竞争致富。社会分工不同，但分配不能不公平。如再聪明的人，再努力的人，你叫他到邮政，或当教师，他都不能致富。很明显，这是不合理的。

又如，本是同一起读书的学生，有的关心社会进步而学社会学，有的喜欢发明创造而学科学技术，有的喜欢艺术而学艺术，有的喜欢做生意而学经商等等。学社会学的人提出了政治改革，消除了腐败、官僚，使社会进步，安定团结起来；由于社会进步，安定团结，学科学技术的人创造发明了先进的生产工具，把人们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同时又发明和生产出人们需要的产品，丰富了人们的生活，使人们的生活多姿多彩；人们富裕起来了，商业发达了，学经商的经营有道，方便了千家万户；物质生活有了，接着人们要求精神享乐，学艺术的大派用场，使人们在精神上得到快乐。在这几种人中，那些人对社会的贡献更大呢？我认为是学社会学的人贡献较大，其次是科学家。因为政治改革是最根本的改革，是政治改革首先使我们的社会进步，人们的素质提高，使我们的社会安定团结起来，人们才能够专心致意地建设自己的家园。所以说，学社会学的贡献较大。最好的例子就是西方比东方发达的多，其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有一个优越的文化和制度，使人的聪明才智得到充分的发挥和利用，并不是西方人比东方人聪明。

那么，在这几种人中，那些人的收入较高呢？从我国今日的百位《中国富豪扫描》上看，他们都是生意人。第一首富达八十三亿元，是政治家、科学家们望尖莫及的。我想，中国所有的政治家和所有的科学家、经济学家，他们的财富加起来还不及第一首富吧！难道他们那么多人的贡献不如第一首富?在国外呢？也一样，那些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我想他们财富还不及盖茨卖电脑的零头吧！或者全世界所有的科学家的财富加起来还不及盖茨，这难道是说全世界的科学家不比盖茨的贡献大？除了生意人，我想可能就是歌星及演员了。因为有个金噪子一个晚上唱几条歌就可以赚十万八万。最近我看报纸介绍说赵微半年收入两千万。我想，我们是否应该反思一下造成这种贫富差距越拉越大的分配呢？他们是公平的拉开了距离，还是剥削的拉开了距离呢？我认为是剥削的拉开了距离，不是多劳多得的拉开了距离。如，在中国，如果同是商店，我相信，国营商店的职工工资就比私营打工的高，高出的部份被老板合法的占有了，盈利的部份还不算，还有国营职工有退休金，打工的就没有了。这是明显的剥削。关于私有制社会的剥削问题，马克思、恩格斯的《资本论》讲得最清楚，我们可以从中找到根据，在此就不必一一例举了。当然，如果是公平的拉开了距离，我们不反对。如努力的和不够努力的，他们是因公平的竞争拉开距离，而不是因剥削的拉开了距离。所以，我说“按需分配”“共同富裕”的提法是幼稚的，就是这一道理。

又如，就拿世界首富盖茨来说吧，盖茨他只不过是想到了生产经营先进电脑的模式，他想好这个模式后，就交给别人生产，生产出来的电脑由于先进，更由于它是人们的急需品，所以销路好，盈利多（正如中国的电信有市场，邮政市场减少，所以电信有钱赚那样）。这些盈利是归大家，还是归个人呢？盖茨认为是归个人，我认为归大家。因为不管这个人多么聪明，他都得和大家同心协力才能把事情办好，否则他将一事无成。当然，聪明的人他的工资高是肯定的，但决不是独占盈利。如果是按照制好模式后，就可以独占盈利的逻辑，那么，孟得斯鸠家族应该是世界首富。因为孟得斯鸠发明的三权分立体制，使人们互相监督，较大程度的消除了腐败，官僚、凡是执行三权分立的欧美国家现在发达了，是否应该考虑把部份盈利进贡给孟得斯鸠家族呢？没有，我为孟得斯鸠家族喊亏。还有更亏的，象卢梭，为人权奋斗，为社会进步奋斗，自己则穷困潦倒。改革、开放是邓小平提出来的，所以，中国才渐渐地富强起来，按道理邓小平家族应该是首富，可是汉有。我想邓小平家族的财产还不及中国首富的零头吧，我又为邓小平家族喊亏。邓小平不懂得申请改革、开放专利，又不去做生意。如果邓小平在下放期间思考的是怎样做生意和发明高新技术，而不是改革开放，我想邓小平家族一定是首富。象越国的范蠡，帮勾践打败夫差后就去做生意，成为当时的首富，做相国有什么用？致力于社会进步的人和致力于怎能样赚钱的人（如盖茨发明的反向赏金挤垮对手），他们之间的收入差距如此之大合理吗？赚钱的人说，他已经纳税施舍给政治家，科学家，军队，警察等部门了，难道还有什么不妥的吗？是的，政治家说，我在维护社会进步，安定团结上努力，使社会环境好起来，解除了人们的后顾之忧，人们才安心工作，使国家和人民富强起来，这才有了商业发达。如果是落后的国家，微软的电脑能卖出去吗？科学家说，我在科学技术进步上努力，如果没有卫星、光纤……教育家说，我在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方面努力……等等方面的努力都是互相联系的，许许多多前人的和现代人的努力，才有今天文明进步的环境，这些努力，给某个产业带来了辉煌，这些辉煌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不是某个英雄创造的历史，其收入是不应该让某个能人来独吞的。

我们不能够再沿袭过去年代的分配制度了，我们应当改革，使我们的分配制度朝着按劳分配的方向不断完善。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改变这种同工不同酬的现象呢？怎样才能够使我们的分配制度朝着“按劳分配”的方向不断地完善呢？我认为，应执行同工同酬的制度，及工作好，有成就的多得，工作不好，成绩差，有违纪违法行为的，则少得的制度。下面我以市县的工资改革为例来说明这一问题。它告诉人们两点，一、工作好即是给自己的末来存款；二、企图通过错误来多占一份的做法是得不偿失的。

比如，某县实施新的工资制后，假定某县的平等工资（即把基本工资改为平等工资）是300元（是根据最低生活费来定），那么，从县长到各位工作人员，大家的平等工资都是300元，而竞争工资（即把调级工资制改为竞争工资制）有岗位工资，职务工资，文化程度工资，遵纪守法工资，工龄工资，跟不良现象作斗争奖（检举腐败、官僚、见义勇为等），及建立“集智办”后（即专门为人民群众提意见、建议及召集论证的地方。建立集智办的目的是，一、为了方便和鼓励基层群众发挥聪明才智；二是方便领导应用到实际中去；三、是防止阴谋、腐败、沽名钩誉，窃取群众智慧的不良现象发生），由集智办提供的奖，如发明创造奖，革新建议奖。这些奖有的是一时奖励有的终身奖。这些奖分县级、省级、部级，下面是对这些工资的大概解释。

岗位工资，是指在不同岗位工作的人，他们的工作岗位的工资不同。如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等，工人的岗位工资比干部的稍高一些，其目的是为了缩小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

职务工资，是指起带头作用，在领导岗位上的工资，其目的是为了调动人们竞争，奖励起带头作用的人。如果某人不在担任领导职务了，但还没有退休，那么，他就不再领职务工资，而领职务成就工资。职务成就工资是由某人在担任领导期间的工作成就定百分几，成就突出的最高可得职务工资的50%，在5%至50%之间。设立职务成就工资是为了区别工作积极努力和平平常常，只想当官发财的，避免那种当好当坏一个样，当坏的还可以发财的现象。在担任领导职务期间，成就平平，有严重过错的，则不能再有成就工资了。

文化程度工资。如果某县的文化普及到初中，那么，文化程度工资最低一级就是初中，如果某县的文化普及到高中，那么，文化程度工资最低一级就是高中。设立文化程度工资，是为了调动人们努力学习的热情，从而达到了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

遵纪守法工资，是指没有违纪违法的人，他就可以领这份工资。这种考虑的想法是把大量的资金投入到执法中去，效果不如把部份资金用来奖励遵纪守法的人和敢跟不良现象作斗争的人，让想做违纪违法的人感到做坏事得不偿失。假如遵纪守法工资是平等工资的一半，即150元，那么，遵纪50元，守法100元。那么什么是违纪呢？如明知是不合格产品，则把它推向市场的地方保护主义，（办事不认真，不按时完成等）阴谋危害他人，但不构成犯罪的即整人的（如跟踪干扰他人，从精神上打击人人，即无中生有，散布流言等），偷换别人档案名顶替他人的，搞他人不真实档案的等等。如前面讲到的某局长为获得表彰，想虚报成绩，别人不同意，就打击报复，让人下岗，则属严重违纪了。违纪的由扣除10%至100%不等，时间也由半年至五年不等。如果某人在退休前五年内有严重违纪的，退休后不得再领遵纪工资，这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应该知道什么是违纪。那么，违法呢？违法是指触犯刑法的。如果某人判刑两年，缓期两年，那么，在这缓期的两年里，某人不再有遵纪守法工资，两年缓期结束后，可得遵纪工资，守法工资只能得50%，再两年后可得100%。如果某人在服刑期间，没有违纪现象，刑满后，可得遵纪工资，守法工资只能得50%，再两年后才可得100%的守法工资（过失罪的刑满后，守法工资不变）。如果某人在退休前五年，或刑期过了退休年龄的，则刑满释放后，不再有守法工资。顺便讲一下，有的人兢兢业业，努力工作几十年，在快退休时，因帮朋友的忙，接受了一两万元的贿赂，或做了什么违法的事，坐了一两年的牢，就去剥夺他养老的退休金，这是极不合理的，因为，我们已经惩罚他了，退休金是他以前努力工作得来养老的财产。只有大罪的人才没收他的全部财产。

工龄工资，是指随着工作年度的增加而增加的工资，也是对积极出勤，努力工作的人们的奖励。一年365天，除了公假节日10天，双休日104天，剩下251天是工作日。假设某人在50岁前每年工作245天即为足龄，某人在50岁以后，每年工作240天即为足龄，生病、学习等算工作日。如果某人退休后有工龄四十年，以一年一元计算，四十年是四十元。在这四十年中，某人有五年是不足龄的，则退休工龄工资减为三十元，有六至十年不足龄的的，则工龄工资减为二十元。也许有人觉得好笑，因为现在人们都在下岗，找不到工作，而你却在谈什么足龄，这不是笑话吗？不错，完善的社会主义制度可以保证人人都有工作做。因为政府的第一首要任务就是帮人们找到工作，而不是叫人们下岗，政府应有专门为人们找工作的机构，这是社会主义的又一优越性（这一问题在《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里谈到）。

跟不良现象作斗争奖，是指检举腐败、见义勇为等。目的是使腐败，打击报复等不良现象成为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局面，使一些人没有力量去做坏事。而目前，我们所谓的做大事，抓大案要案，不良现象难免，管不了的做法，正是给予一些人以力量，让他去做干事，以形成大案要案。有大案要案的地方，领导人要辞职。有大案要案，是制度的耻辱。跟不良现象作斗争奖有一时奖励，也有终身奖励。

发明创造奖，是指某人发明创造，推动了县、或省、或全国的生产，带来了效益，将根据效益的百分几，放到每月的工资进行奖励。

革新建议奖，是指某人在工作、学习、旅游、参观等生活中，发现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则获革新建议奖。这些革新建议是通过“集智办”提出来的，它使我们的生活更加文明，加快了我们的工作效率，有效的防止了各种各样的漏洞等。当然，有的人只是发现问题，而没有解决问题的办法，那么，他只能获得发现问题奖，解决问题奖就奖给解决问题的人了。这些奖有的是一时奖励，有的终身奖励。所以建立这些普遍奖励制度，是为了提倡智慧竞争，而不是英雄创造历史的人才竞争。目前，我们建立的奖励制度是突出成就的奖励，是只有少数人有机会发挥聪明才智的奖励，不利于大多数人的聪明才智在实践中的普遍发挥。因为生产实践，社会实践是最主要的实践。

设立发明创造奖，革新建议奖，目的是为了发挥人们的聪明才智，使人们能够积极地利用自己的智慧，加上集体的力量，来加快社会的发展速度，这是公有制社会的又一优越性。私有制社会的人是很难发挥这种聪明才智的。所以，社会主义提倡的是智慧竞争（它括人才才竞争）。因为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

关于退休金的问题。即然是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那么退休金也是实行工作好退休金多得，工作不好，又违纪违法的则退休金少得的制度。例如，同是县长退休，有的由于成绩不好，只任一届就落选了，那么，他退休后的职务成就工资就少了，有的甚至没有。有的由于成绩突出，连任三、四届，那么，他退休后的成就工资就会高出好多倍了。象原全国劳模诸时健，当法庭问他贪污的动机是什么？诸时健回答说：“我想想自己的成就突出，退休后的工资也不过千元左右，所以就贪污了”按照诸时健领导的红塔山集团所取得的成就，如果是执行新的工资制度的话，我想诸时健的退休成就工资就会高出好多倍，其退休金就可能有一两万元，那么，他就不用冒险贪污来坐牢了。又如，带领海尔集团发家的某领导，如果他退休时，执行的是新工资制的话，那么，他的退休成就工资就会比在职时高出好多倍，其退休金可能就是两三万元了。有好些领导，勤勤恳恳地工作几十年，在快退休时，看到一些不如自己的私营老板赚有大笔的钱，心里有些不平衡，就做了一些违法的事，这确实是不该发生的事情，如诸时健觉得做劳模没有用，做富翁才有用就是一个例子。当然，这也是他本人不够坚强的一面，但更主要的是我们的分配制度还不完善。目前，所谓的私有化改革，一方面鼓吹万元，百万元，千万元户，亿元户，搞财富排行榜，同时又叫人们向孔繁森，徐虎等学习。我不禁要问，到底是做公仆好，还是做老板好？如果问我，我当然想做亿元户，而不做孔繁森、徐虎。试想谁又愿意做孔繁森、徐虎，而不做亿元户的呢？所以，我认为，我们即不要公仆，也不要老板，我们要的是公平，所以，我们才实行“按劳分配”的公平制度。工作好，退休金高，改变过去那种做好做坏一个样的退休金制度（顺便讲一下，我们学习孔繁森，徐虎，是学习他们帮助有困难的人，但并不是说对没有困难的人也一味去“帮助”）。

又如，同是律师，当我们国家实行人人都有律师的制度后，每个律师将负责一条街，或一两幢楼居民的法律事务，他所负责的人几十年来，没有一个做违法的事情。那么，他退休时的成就工资就更高，如果是几乎没有违纪违法的事，那么，他的退休成就工资则更高。

又如，同是教师，某老师积极帮助学生进步，几十年来，他所教的学生总是品学兼优，那么，他退休时的成就工资就高……

同样的道理，同是警察，同是服务员等等及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采取工作好多得的制度，如果有违纪违法行为的。其退休金就少得多，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鼓励忠诚老实，勤恳努力的人，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也是对一些企图通过错误来捞起好处的人，进行警戒，凡是搞阴谋诡计整人，挑拔离间，教唆打击报复他人的不法分子，将有可能影响到其子女以后的升职。

过去的分配制度不完善，有谁会搞阴谋诡计，谁会搞假等，就可以多占一份的成分，不能体现“按劳分配”的公平原则。我们要想制止靠阴谋、腐败来追求幸福的行为，就得从根本上打击危害公平原则的人和事，保证公平原则的顺利进行。

制定新的工资制就是为了打击那些企图通过错误来受益的危害公平原则的人和事，就是为了从根本上杜绝阴谋、腐败的产生，保证公平原则的顺利进行，以解除人们的后顾之忧，解除过去一些人认为努力工作不如搞阴谋、腐败的看法。

新的工资制跟过去做好做坏一个样的调级制一刀两断，用竞争工资制代替调级制，使那些工作不好，却精于搞阴谋、腐败来调级的人，不得不去面对不良现象无处藏身的现象，而老实的工作。

我们坚决反对那种什么所谓改革。开放，难免有不良现象产生的说法，及所谓的抓大案要案，不管小事的好高务远的做法。俗话说“小偷针、大偷金”如果我们的制度能够预防偷针，又怎么会有偷金的现象呢？记得我在看中央电视台的《今日说法》时，有的黑恶势力犯罪分子说，他们开始只做一些小的违法，没有人敢管他们，以致于坏事越做越多形成恶习势力才有人来管。从这些犯罪分子的话中，我们看得出，他是在埋怨政府不管事。在他小错的时候没人管，使他有胆量继续做，以致形成大错。为什么没人管呢？这是因为我们制度还不完善。

我们要改革，是为了踏上持续进步的道路，而不是走向腐败的道路，我们不需要李世民那种保证一两代人“繁荣昌盛”，然后走下坡路的体制，这就需要我们建立一个优越的持续进步的制度，来保证我们的持续繁荣，所以，人们要不断的完善我们社会主义的公平制度。

有一个优越的制度，其作用大于科技进步，西方国家比东方国家发达，是最好的证明，并不是东方国家的人比西方国家的人缺少智慧。

也许有人会问，制定并执行了新的工资制后，难道就能制止阴谋、腐败、官僚了吗？我想是的，很少有。不完善的制度，等于给以一些人力量，让他去做坏事，那些做坏事的人的目的，就是为了侵占别人的财产，来追求幸福。在完善的公有制社会里，人们从“小事”做起，有律师专管保护人的权利，任何想搞阴谋诡计从错误中捞起好处的人和事，都是极其容易被发现的。如果做坏事的人和事没有被发现，或是没有被人管，那么，是有人继续做坏事的。但是，如果做坏事的人和事容易被发现，又有人管，被惩罚的话，我想是没有人去做坏事的。因为做坏事得不偿失，谁愿意呢？人们只有积极的参加公平竞争，尊守“按劳分配”的原则劳力致富，去追求真正的幸福。

我认为，目前的分配制度不合理，是产生许许多多不良现象的根本原因。我只是提出改革分配制度的方向问题，即把基本工资改为平等工资，把调级工资改为竟争工资。当然，怎样完善我们的分配制度还需大家的共同努力。三、文化革命

我们为什么要文化革命？文化革命很很重要吗？是的，我有一篇文章开始写的时候题目叫做《人类社会的文化教育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后来我觉得太长了，就改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在这篇文章里，我写到“一个人接受什么样的教育，就好比是接受了什么样的指示和命令。这些批示和命令将成为指导他的思想和成为引导他行动的依据。正如弗洛伊德提出的：‘存在于潜意识中的性本能是人的心理的基本动力，是影响个人命运，决定社会发展的永恒力量。’而人的潜意识则主要是由教育这些‘指令和命令’产生的。也就是说，有什么样教育，就有什么样的人（的思想）。”

那么，我们的文化有什么不妥吗？是的，就目前来讲，假如把西方文化比做较文明的文化，我们的文化只能算是在文明和野蛮之间的文化，这是因为，我们的文化还是不善交往、交谈、不善讲道理的家长制文化，即还不善尊重人权的文化。

我常看发达国家的电影，电视、很少看落后国家的电影、电视。我觉得发达国家的电影、电视是讲生活、讲玩乐，教人勾通讲道理的文化，而落后国家的电影、电视却是说教、讲奉献、讲工作、学习、不善讲道理的文化。

我看发达国家电影、电视时，他们的人与人之间，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都可以平等的交谈，交谈对生活的看法，他们争论问题总能围绕中心，讨论问题的正确与否。他们把生活当做玩乐、把失败当做游戏，心情开朗，做事幽默。当然，如果是涉及到原则的问题，他们会坚持原则等等。但是，看落后国家的电影、电视就不是那样了，人与人之间常分等级，小孩得听大人的话。年轻人得听老年人的话，人们之间缺乏交谈，有的话，只是说教，什么“九十九岁要问一百岁”“姜还是老的辣”等等，讨论问题总是离题万里，谁会骂人谁赢，失败的就得戴上笨蛋的帽子。他们把生活看做是严肃、认真的事情，宣传某某人认真学习，某某人努力工作，以此来教育别人，要人们不要贪玩，因为“伤志”所以看落后国家的电影、电视总给人不自然，与现实不相符，缺乏幽默的感觉。

我在1990年前，对外国的电影、电视还不太喜欢看，有电视机后才渐渐的喜欢看了。我就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发达国家的电影、电视总是讲生活、讲玩乐的，而落后国家的电影、电视总是讲奉献，讲工作，学习的？更让人感到奇怪的是，世界的天平好象是颠倒了一样，居然让讲生活、讲玩乐的国家发达了，而让讲奉献、讲工作、学习的国家落后了，这是为什么？后来我慢慢的想到，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追求幸福讲快乐吗？工作的目的不也是为了追求幸福吗？怎样生活快乐，这是需要人们互助交谈，勾通看法，尊守规则的。这才是需要人们学习、了解、掌握的。因为人与人之间为了追求幸福而产生的矛盾是我们社会的主要矛盾，所以，文化应当是解决主要矛盾的文化，即人们怎样相处，怎样交谈，怎样玩乐和尊守规则的文化。这样的文化才能够教育人们互相尊重，使人的思想自由、解放、不断的接受新鲜事物，使人的聪明才智得到充分的发挥和利用，所以，为了追求幸福，西方人总是比东方人有主动精神和创新精神。这两种精神使西方人敢闯敢干，从而将人本身大多数的无形财产变为有形财产，这就是西方比东方发达的原因。

但是，在落后的国家，文化教育就不是那样了，而是讲奉献，讲工作，不讲人怎能样交往，交谈和尊守规则，好象人生的目的是为了奉献和工作，这种文化教育看上去非常漂亮，好象是对的，其实是错误的。因为，人努力工作的动力来源于他为了追求幸福的生活。如，如果人们下班后，你再叫他去做义务劳动，我想是没有多少人去的，但是，如果叫人们再去做第二份工作的话，我想就会有很多人马上去的，这就是现实，所以，讲奉献和工作不是人生的目的。试想一想，这种为奉献、工作而工作的文化，人们对工作会有多少自觉性呢？自然是使人缺乏主动精神和创新精神，这就是落后国家的人不能够把人本身的大多数无形财产变为有形财产的原因，也是落后国家落后的原因。

为什么落后国家的教育家们会制定出这种讲奉献、讲工作的文化呢？也许是因为不承认性恶论。象中国的儒家，就认为“性本善”，所以大谈德治、仁治，认为成立一个调解委员会就可以代替法律了，要人们学习互相谦让，把幸福让给别人，及学习忍，希望别人有一天觉悟改邪归正。这种教育结果是和现实大不相符，是希望好，就用好话来教育的文化。其结果常常是使人窝里斗，家丑不扬，给生产力造成极大的破坏……

那么，落后国家的人该怎样的改革自己的文化呢？我们首先是要了解什么是我们社会的主要矛盾，然后制定出解决主要矛盾的文化。如果我们认为人与之间为了追求幸福而产生的矛盾是我们社会的主要矛盾，那么，我们就应当根据这一矛盾，制定出解决这一矛盾的文化教育。当然，我们不能够再用儒家的“谦让”“忍”来解决主要矛盾，我们要教人们为了竞争，怎样相处，交谈、玩乐和遵守规则的文化，让人们有自由、公平竞争的意识，使人的思想获得解放。象我们中国人的文化改革，首先是教人们在竞争是学习怎样相处，交谈，讲道理，不能再象过去那样不善交谈，争论问题就象骂架一样，什么“你算什么？来评论问题。”“你说你是对的，我可从来没见你做过什么？”等等。难道他是否做过什么，跟他争论的问题有关吗？因此，我认为，我们中国人在交谈，讨论问题时，最好经常提醒自己：我是在讲道理吗？以免走调。象过去那种讲工作，学习，唱丰收的文化就少讲了。因为某人努力不努力，这是他想不想追求幸福的事，这道理他是明白的。不需要人教。但是，怎样与人相处，交谈、玩乐和遵守规则，他就不一定明白。如果一个地区的人不懂得怎样平等相处，交谈、玩乐和遵守规则的话，那么，这个地区一定是很落后的。因为人与人之间缺少交往、勾通、，就意味着人的思想愚昧不活跃，不思进取，缺乏主动精神和创新精神，严重的阻碍了把无形财产变为有形财产的可能，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所以，我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中写到“人类社会的文化教育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是人的（正确）认识推动了社会的向前发展！”“文化革命，就是解放思想，使人的聪明才智得到充分的发挥和尊重，也就是解放生产力的革命，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革命！”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东欧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失败，使我们找到了成功的道路，这条道路就是要不断的完善公平的竞争机制及公平的分配制度，怎样来完善我们自由、公平的社会主义制度，我认为，我们的社会有三大改革，怎样不断的完善改革，这需要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

我们要改革，要建立一个优越的制度，来保证我们踏上持续进步的道路，只有那样，才能保证我们社会的长治久安，持续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