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义是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伟大开篇

【摘 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革命成果。南昌起义是中共独立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是中共以暴力革命手段独立开展武装斗争的开端，是中共领导并掌握人民军队的开端，它为创建井冈山根据地、开辟“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作出重要贡献，它揭开土地革命战争的序幕。

【关键词】南昌起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开端；贡献

一、导言：南昌起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在纪念南昌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80周年前夕，同志讲话指出，南昌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在我们党和人民军队发展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和极其深远的意义，南昌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开篇。谈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篇，这是党史理论界普遍认同的观点，一般人都会接受。但把南昌起义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相提并论，也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篇”，是过去从来没有提过的新观点、新思想。回顾新中国成立前我们党28年的奋斗历程，尤其是总结自党诞生到遵义会议召开前那段革命探索史，我认为，这是一个充分尊重历史、全面肯定全党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革命贡献的科学论断。

长期以来，对南昌起义的评价主要肯定它打响了武装反抗反动派的第一枪，是中国共产党独立掌握武装力量的开端，标志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正式诞生，揭开了土地革命战争序幕。至于南昌起义与我们党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辟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有没有关系？一般很少有学者提及和研究，普遍的认识是，南昌起义仍然是城市中心论的产物，因为它面对强大敌人的反扑最终选择了撤离南下，在中心城市未能站稳脚跟，没有建立起坚固的革命根据地，更没有形成像苏俄城市革命那样具有的示范性和扩散性效应，它的失败首次证明了苏俄革命模式在中国是水土不服的，是脱离中国国情行不通的。诚然，单从起义地点和起义结果来看，南昌起义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革命理论和革命道路探索的反面教材，但研究和评价南昌起义我们不能管中窥豹，不能以成败论英雄，必须把南昌起义前后的历史联系起来，必须看到它对中国特色革命理论和革命道路形成所具有的承前启后作用，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革命成果与贡献。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几个关键成果

众所周知，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是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指南；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正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同志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革命成果探索和总结的集大成者。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集中解决了关乎中国革命成败的八个关键性问题，即中国国情、革命领导者、革命同盟者、革命对象、革命手段、革命道路、革命首要问题和革命基本纲领，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对这问题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懈探索所取得的系列成果，是引导中国革命走向全面胜利的关键因素。

关于革命领导者，1925年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指出，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然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到1936年他再次阐明了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为什么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这个问题，“因为半殖民地的中国的社会各阶层和各种政治集团中，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才最没有狭隘性和自私自利性，最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和最有组织性，而且也最能虚心地接受世界上先进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经验而用之于自己的事业”。

关于革命手段，在近代资本主义各国，无产阶级政党主要工作是利用议会讲坛，组织工会，教育发动工人，经过合法斗争积蓄力量，为最后资产阶级政权做准备，但中国不同，“中国的特点，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的斗争进入起义和战争”，那么中国革命的方式和手段是什么？是枪杆子里出政权，是以革命暴力反抗反革命暴力，开展武装斗争夺取政权。

关于革命道路，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正确的革命道路上历经艰难曲折，既有血的教训，也有一个从认知到实践再到最终确立的过程。同志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文章中首次明确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随后他又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论述中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实际上提出了党要把革命中心放在农村，至此，在理论认知上我们党初步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策略思考；从1927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到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再到1935年遵义会议召开，这说明我们党在革命实践中逐步确立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后来，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革命历史时期，我们党坚持走好并开拓好这条道路，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

关于革命首要问题，近代中国国情的最大特征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反帝反封建，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面对广袤落后的农村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被剥削压迫的农民，同志认为，“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这表明中国革命必须高度重视农民、农村问题，实行土地革命，解放农民，把农民转变为强大的革命同盟军就成了共产党人的策略选择。中共“八七”会议进一步指出，“土地革命问题是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中的中心问题”，是“中国革命新阶段的主要的社会经济内容”。由此可见，立足中国国情，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土地问题、农民农村问题。

三、史论：南昌起义是创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伟大开篇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革命贡献，这一理论所关涉的系列探索成果，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取得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考察南昌起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就是考察南昌起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成果探索中作出的积极贡献与借鉴。

（一）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从我们党诞生到大革命失败，关于中国革命领导权的认识和把握，党的优秀分子都曾有过积极的探索，如1923年瞿秋白提出：“中国的真正革命乃独有劳动阶级方能担负起此伟大革命”，“无产阶级在社会关系中，自然处于革命领袖地位”；1924年邓中夏在《我们的力量》一文中强调：“只有无产阶级有伟大集中的群众，有革命到底的精神，只有他配作国民革命的领袖”；1925年同志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更加地鲜明提出了“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但遗憾的是，由于受共产国际影响和总书记陈独秀左倾错误领导，这些正确的探索并没有在全党形成基本共识并运用于革命实践。陈独秀以为，“中国目前所急需的是民族革命运动，这个运动的领袖应该是中国，民众若不认识和若不认识自己，都是中国革命之最大障碍”，另外，我们党的三大宣言也指出：“中国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由此看来，在南昌起义前，我们党关于革命领导权的问题在指导思想上没有确立起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民主革命的认知，在革命实践中也没有形成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民主革命的重要事实，而是把革命领导权交给，将自己置于革命从属和附庸地位。大革命失败后，伴随血的教训和对陈独秀“右倾”错误的批判，全党基本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必须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思想共识，而南昌起义的枪声在行动实践上宣告了我们党独立领导革命的开始。

（二）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以暴力革命手段独立开展武装斗争的开端

党一大《党纲》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资产阶级政权，消灭资本家私有制，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实行无产阶级。用无产阶级革命军队资产阶级政权，这是我们党在革命手段上关于“暴力革命”思想的最早共识，但直至南昌起义前，中国共产党都没有形成以暴力革命手段独立开展武装斗争的重要实践。一方面，自党诞生以来我们党的工作重心是教育工人、组织工会和领导工人运动，发展壮大党组织，工人运动的最高形式――武装斗争却是鲜见的事实（1927年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也仅是在国共合作背景下、为配合领导的北伐战争而进行的，况且胜利果实也迅速被所窃取）；另一方面，在力量准备上我们党存在认识不足甚至犯下严重错误，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没有创建和自己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大革命期间陈独秀等人反对共产党掌握军队、组建并壮大工农武装，公开宣扬共产党只侧重于政治宣传，没有可能指挥军队，“素无组织训练的农民有了武装以后，很容易发生超出于客观限度以外的行动”，妄称想加入CP（中共）的高级将领是社会投机分子，甚至在面对疯狂进攻时，陈独秀还下令解除力量弱小的工农武装以示妥协退让。因此，南昌起义前我们党既没有掌握“暴力革命”必备的武装力量，也基本没有形成以暴力手段独立开展武装斗争的革命实践，而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以革命暴力反抗反革命暴力的首次尝试，是我们党以暴力革命手段独立开展武装斗争在实践意义上和力量准备上的真正开端。

（三）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并掌握人民军队的开端

我们党掌握人民军队即确立起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一般认为，其标志性事件是同志开展的“三湾改编”，却忽略了对南昌起义部队“赣南三整”事件的深入研究。1927年、率南昌起义一部到达江西南部山区，对军队进行了三次整顿即天心圩整顿、大庾整编、上堡整训，史称“赣南三整”。而大庾整编重在整部队编制整党团组织，旨在提高部队和组织战斗力，整党团组织的基本做法是：对党团员进行重新登记，吸收一批新党员，调整党团组织，成立党支部，把一部分党团员分配到各个连队，选派优秀党员到基层担任指导员，这些做法与“三湾改编”的整党举措都有类似之处，都充分发挥了党团员作用，加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正如粟裕大将回忆说：“那时候我们还不懂得应当把（党）支部建在连上，但是实行了把一部分党团员分配到各个连队，从而加强了党在基层的工作，这是对于部队建设有重要意义的一个措施”；进而遍观“赣南三整”和“三湾改编”的内容和形式，笔者以为二者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几乎同时找到了新型革命军队的发展方向，奠定了建立一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为初步形成人民军队建军原则和基本制度作了积极探索。因此，从这个程度上讲南昌起义也开启了我们党创建并掌握新型革命武装的序幕。

（四）南昌起义为创建井冈山根据地、开辟“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作出了重要贡献

从反面看，南昌起义失败首次证明了苏俄中心城市道路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不能作为中国革命模式加以选择和运用，这必然促成党的优秀分子开始深入分析国情，准确研判形势，进而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1927年秋率南昌起义小部转战到福建饶平茂芝地区，在全德学校召开了前敌委员会会议和干部会议，会上对客观形势作了清醒判断，认为只有把部队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从正规战转向游击战，以保存革命火种再图发展才是上策，并作出了“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湘南”的战略决策。把革命力量转向山区，从进攻大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这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大转折。从时间上看，的文家市决策和的茂芝决策几乎是同时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新方向。次年4月、率南昌起义军和湘南农军万余人上井冈山与胜利会师，使井冈山兵力一下子增加到五倍以上，共同组成了红四军，在军一级，除党代表外，军长、参谋长王尔琢和教导大队长都属南昌起义部队，随后，朱毛亲密合作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辟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共同探索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五）南昌起义揭开了土地革命战争的序幕

1927年春中共五大《对于土地问题议决案》指出，要将耕地无条件的转给农民，农民必须握得乡村中的政权；共产党将领导农民从事于平均地权的斗争，向着土地国有、取消土地私有制度的方向而努力进行，土地国有确系共产党对于农民问题的党纲上的基本原则。这是我们党要求开展土地革命的最早共识和方针策略，但由于受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影响，土地革命政策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并未真正实行，而成了一纸空文。相反，南昌起义当天革命委员会就宣布，南昌起义的“第一个使命就是要实行土地革命”，“在最近期内努力的纲领，是继续为解决土地问题、解放农民、打倒农村之封建地主的反动势力而奋斗”，起义部队在南下途中，虽然没有立即进行土地分配，但在某些地方进行了建立工农革命政权，打土豪，没收地主土地的尝试，对土地革命的具体政策做了有益的探索，极大地鼓舞和推动了其它地方的土地革命运动。譬如，1928年初、率领南昌起义余部在湖南发动了“湘南暴动”，短短3个月革命军就在宜章、郴州、耒阳等地建立了8个县苏维埃政权，波及20多个县100多万人口，部队壮大到3个师2个独立团共计万余人，为后来井冈山会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讲，南昌起义开启了以土地革命为中心、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的土地革命战争的新时期。

再者，在缔造人民共和国的功勋前辈中，党的领导人、亲自领导了南昌起义，、、、、聂荣臻5位元帅，粟裕、陈赓、张云逸、许光达4位大将以及上将肖克等都参加了南昌起义，人民军队大多数高级将领都在南昌起义中接受了第一次“红色洗礼”，他们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革命成果的探索者、创立者和践行者。因此，综上所述，把南昌起义和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并立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开篇”，是我们党充分尊重历史、全面肯定全党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革命贡献的科学论断。

参考文献

[1] 选集（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91.

[2] 选集（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1991.

[3] 纪念南昌起义85周年学术座谈会发言摘编[J].党史文苑（学术版），2012.08（下半月）.

[4] 金冲及.传[M].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作者简介：王良秋（1971- ），男，毕业于重庆师范大学历史系，现为江油市委党校教育股长、讲师，研究方向：党史党建和社会管理教学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