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杜蓉烈士

当时日本侵略军打到独山，贵阳震动。各机关学校纷纷疏散山区。因疏散原因，很多医疗器械药品和医师都已转移下乡，留下来的医师和外籍专家商量后，认为只能采取截除下肢的手术处理，为挽救生命，别无良策。杜蓉的父母在危险病情下，不得不接受这个残忍的手术。

大约在20世纪40年代初，偶然的机会，经一位同志联系认识女中同学杜蓉，相约在花溪麟山下大路上会面。那天下午5时许，杜蓉身着褪了色的淡黄校服站在路旁，略微圆胖的脸现出微笑。她比我先到，我即迎上前去通报姓名。我们边走边谈，从阅读进步书刊谈起，谈到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胡绳的《唯物辩证法入门》、里昂捷耶夫的《政治经济学教程》等，这些是当时进步青年喜爱的理论书籍。更多的是谈俄国文学作品，如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卡列尼娜》、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前夜》、《罗亭》等。她对嘲笑罗亭是个“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的描写很赞赏，我也有同感。她对《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书十分称赞，特别对保尔柯察金对生命的认识那段精彩的谈话最为欣赏：“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怎样度过？当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碌碌无为而羞愧。当他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事业而斗争。”我们都崇拜这段话的思想，把它当作人生的誓言。当时谁也想不到后来杜蓉用自己的生命实践了保尔的名言。作为一个高中学生，既要把功课学习好，又要挤出时间阅读大量的“课外书”是颇为罕见的，我不禁由衷佩服她的好学精神。

我们单独会见有三四次，都是谈读书心得。当时读书会中心组交给我一个在女中组织读书会的任务，因此找到有号召力的杜蓉。当我和她熟悉后提出是否组织读书会的问题时，她冷静地分析学校形势，认为发动皖南事变后，白色恐怖笼罩着贵阳各校，气氛还是很紧张的。女中的三青团员四处活动，老是跟踪进步同学，监视他们的行动，在这样恶劣的政治条件下，不宜搞有形的集体学习活动，可以采取松散的个别接触，或游戏等方式，保持学习交流与联系。她又谈到一些进步同学看不起三青团员，往往怒目而视、讥讽他们，形成对立。杜蓉认为这样做很幼稚，应该改变态度，争取他们转变思想，让他们走上革命的道路。她的分析和想法符合实际，说明她有清醒的政治头脑。围绕着她的同学不少，大家都叫她“庞哥”（读平声）。杜蓉常讲蒋仲仁、王诗农、刘才雄等进步教师对她的影响很大，他们讲课很精彩，令人佩服。这对她的革命思想的形成，无疑起了重要作用。

贵阳女中迁花溪石头村，她们常常到镇上来采购食物。杜蓉的好友程学芬、钱兰芬、吴国英、凌钟芸、张开敏等，常邀约一起在花溪公园游玩。我当时在贵阳站工作，去花溪很方便。花溪车站站长刘有章是地下党员，公园管理处的农艺师丁普也是熟悉的朋友，这两处就成为我们与女中同学会面游玩之处。每当月明之夜，大家相约去找九哥（丁普），让他借游艇给我们夜游，公园游艇夜晚不出租营业，我们甚是特殊。上个世纪40年代花溪还是一个宁静的小镇，作为风景区刚开发不久，游人不多。

每当月明之夜，我们泛舟花溪河中，在绿色小岛之间穿梭而行，夜间的树木散发出一种雾气四处飘浮，河上白茫茫一片，与时隐时现的月光融为一体，美景如画，令人心旷神怡。游艇逆流而上，直奔坝上桥，桥下激流冲击岩石形成小瀑布，白色的浪花与柔和的月光汇成天水一色，美丽极了。我们感到兴奋、刺激和启迪，陶醉在美景中久久不愿离去。我们感到青春年华也应该如哗哗流水，奔腾向前，把一切阻挡社会前进的绊脚石冲开。我们吟唱起“黄河颂”、“黄水谣”，朗诵雪莱的诗句：“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这诗句鼓舞着大家，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月夜游花溪，杜蓉是积极参与者，还有几个女中同学，清华中学的朱文达和小四妹（乐景霞）刚进初中，也常来参加。夜游中杜蓉精神焕发，热情奔放，像一个大娃娃似的唱着闹着，谈未来、谈生活、谈延安，嘲笑敌人的与愚昧，痛斥敌人的狡猾与残酷。小四妹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大家都很喜欢她，她的歌声很甜美，后来进了国立音乐学院。

花溪月夜划船的往事，已经过去70多年了，今天回想起来，好像昨天刚发生一样，是那样生动鲜活，令人难忘，那是我们青春时代最美好的回忆。这之后我们的一些同志经历了流亡、受迫害、坐牢以至牺牲。在杜蓉短暂的生命中，也许花溪月夜划船是她最欢乐的回忆吧。

1944年冬季，杜蓉的脚疾加重，双脚红肿，无名肿毒如不紧急医治，毒液上窜越过膝盖骨到大腿、腹部，将会危及生命。当时日本侵略军打到独山，贵阳震动。各机关学校纷纷疏散山区。因疏散原因，很多医疗器械药品和医师都已转移下乡，留下来的医师和外籍专家商量后，认为为挽救生命，只能采取截除下肢的手术。杜蓉的父母在危情下不得不接受这个残忍的手术。我们守护的朋友都在她身边，心情十分沉重，想到一个年轻姑娘没有双腿以后如何生活，大家的脸上都露出异常悲痛的情绪。杜蓉当然也非常难过，但她还安慰我们说：“你们不用担心，我哥哥很爱我，答应照料我一辈子。”表现得平静而坚强。杜蓉说：“活着不容易，能保住生命最重要。有了生命，就有了希望，有了希望就可以为革命事业作贡献。”原来杜蓉已考进贵州大学，因病休学。被锯掉双腿后，她休学在家仍然关心国家大事，积极学习。她周围团结了一批革命青年，她以通俗的语言给大家讲解马列主义原理，宣讲党的方针政策。她参加“新联”以后，成为中共贵阳特支开展活动的联系人，勇敢承担党交给的任务，为胜利的到来做了不少宣传工作。

1945年夏季，我考取国立桂林师范学院。离开贵阳之前，去看望杜蓉并向她告别。她当时情绪很好，微笑着对我说：假期一定回贵阳来。我说：很多同学都留在贵阳，他们一定会常来看望你，你不会寂寞的。

想不到这之后每年假期我都有事不能回筑，这次离别竟成永别。解放后据同志谈起，杜蓉在临解放前夕，惨遭敌特残忍杀害，光荣就义。算来她仅活了26岁。她短暂的一生是闪光的一生，是崇高而有意义的一生。1958年我回贵阳，与朋友一起拜祭杜蓉墓，坟山青草茂盛，杂树成林，空气清新，环境幽静，杜蓉长眠于此。大家默哀悼念，悲痛之极，心中念着：“未见红旗身遭难，留得白骨葬青山。”

（作者系广西大学退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