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要怀念马小平

一、“超教育而言教育”

我们今天已经无法就教育而谈教育了，必须超越教育而谈教育问题。我为什么提出这样一个命题呢？

去年我和北大的志愿者一起作了一件事：为教育界前辈高仁山先生出文集，建墓立碑。高仁山先生是蔡元培时代的北大教育系主任，也是中学教育改革的一位先驱。他后来成了的左派，参与革命活动，因而成为继之后第二个被杀害的先烈，而且他是被押送到菜市口公开问斩的，是北大唯一的一个如此惨烈牺牲的教授。但人们却把他遗忘，几十年无人问津。我们这些北大的教师、学生也是因为偶然的原因，了解到高仁山先生的事迹，深感有愧先烈，经过好几年的努力，才在香山植物园将他迁坟安葬，也借此机会，重新认识他的教育遗产。他的教育思想有两个要点。一是“在教育内部强调教育制度的改革与建设是最根本的，教学方法的改革与实验应以教育制度的改革、建设为前提、条件与保证；不改革不合理的教育制度，只想用教育方法的改革来作修补，不但无济于事，还很可能是南辕北辙”。二是“教育制度的改革与建设，又必须以政治、经济的改革和建设作为依托。因此，一个真正关心、热心教育的教育家，就不能只关心、热心教育，而要超越教育，关心并参与政治与经济的改革。”高仁山先生后来弃教从政，积极参与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并因此而献身，都是抓住了中国教育问题的症结，是真正的教育改革的逻辑之必然，是一个真正的教育家的必然选择与归宿。他的“超教育而言教育”的思想与选择，在今天的中国，特别显示出其重要意义。

当下中国教育改革之所以陷入困境，就是因为只限于教育方法的改革和实验，而回避了教育制度的改革与建设；而且是在政治改革滞后、经济改革畸形化情况下，单方面进行教育改革。这样的教育改革必然受到未加改革与约束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干预，甚至控制，其走向形式化，以至变质，走到今天这个地步，都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像高仁山先生这样，“超教育而言教育”，中国的教育改革与实验，是永远不会走上合理的轨道，没有希望的。

这是什么样的体制，这样的体制是怎样形成的？这个问题和我们教育问题是直接相关的，弄清楚了，就可以回答我们教育当中很多根本性的问题。我提出了两个概念，一个叫“五七体制”，这是在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提出的“大权独揽”，统管一切的体制，这个体制之前就有，但是1957年以后，把它完整化、体系化了。在这种权力至上的体制下，就会出现权力至上的教育逻辑，大家都要争权力，连普通的老师都会利用自己拥有的有限的权力对学生进行暴力统治，专制成为日常教学生活的逻辑，可以不假思考地这样做，成了习惯。这就注定了在这样一个权力至上的教育体制下，我们的教育不可能有根本的改变。

第二个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的最大变化就是绝对的不受限制和监督的权力与市场结合，这就造成了真正的两极分化。中国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各种利益群体。但问题是弱势群体完全没有任何权利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掌权者却可以利用不受限制和监督的权力来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这样，支配人们行动的，已经不是什么观念，而是裸的利益。中国教育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无所不及的利益链条，占据主导地位的无疑是掌握份额不等的权力的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也包括不同程度跟着他们以求分得一杯羹的教师和职员，以及各种“吃应试教育饭”的辅助教材的编写者、出版者、补习学校等等花样百出的利益群体，还有期待通过应试教育达到让孩子往上爬的利益要求的相当部分的家长，以至学生自己。因此，在今天的中国，如果真的要把应试教育变成素质教育，可以想象该有多大阻力。

因此，当我们讨论中国的改革，包括教育的改革时，就要追问：改革的动力是什么，它的利益需求是什么？谁来主导改革？改革的结果对谁有利？我想到鲁迅的三句话，非常深刻，“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维持现状，还没有阔气的要改革”。以此观察当下中国的改革，就有三种：一是曾经的权势者要求于推动的改革，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恢复到过去，到时代，在教育方面就是要恢复“十七年”（1949～1966）的教育。二是当下的既得利益者，他们根本不愿意改革，缺乏改革的动力。但因为大家都在要求改革，也就把改革的旗帜拿在自己手里，以便通过他主导的改革来扩大自己的既得利益。中国教育实行产业化以后，也就是前面说的权力和市场结合以后，就逐步出现了全面的大溃退，一直延续到现在，这是“教育改革”呼声最高的几年，恰好也是最糟糕的几年，教育改革的结果大家都看见了，说一句极端点儿的话：教育不改还多少能按常识运转，越改越糟。原因就在于我们的教育改革基本上是以教育的既得利益者为动力，为主导的。

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障碍就是权力与利益的结合问题。在此情况下，中国的教育面貌不可能有根本的改变，这是每一个教育理想主义者必须面对的现实。

当然，从更深层次来看，教育本身就存在着矛盾。教育是一个理想主义的事业，我们的教育理想，是一个彼岸的理想，只能逐渐趋近，而不可能完全达到。教育的乌托邦理想，就像北斗星一样，照亮此岸教育的黑暗，成为批判现实的一种资源、力量，同时成为改革的动力，经过努力，可以不断趋近教育的理想状态，却不可能完全实现。这就决定了真正的教育理想主义者，是永远不满意现状的，即使将来教育发生了大的变化，建立了新的教育制度，也依然会出现新的问题，新的矛盾，于是又有新的不满，新的反抗。这样，一个真正坚守教育理想主义的教师，必然是边缘化的，孤独的。这个边缘化的位置和孤独的命运，是教育理想主义本身必然带来的。它既让你永远为理想而奋斗，并从中感受到生命的意义与快乐，同时必然给你带来永远的巨大的痛苦。快乐和痛苦就是相伴随的，我把它叫做“丰富的痛苦”，我痛苦、孤独，但从不感到空虚，我的生命永远是充实的。对这一点，要看透，如果想做一个教育的理想主义者，必须准备好永远孤独、永远边缘化，同时享受着丰富的痛苦。

二、谈谈马小平

马小平老师正是这样一位孤独的教育理想主义者。

我是通过他的学生王翔，后面又通过他的学生黄素珍认识马小平的，所以，我从一开始就感觉到这个老师的特别之处，就在于他的生命和学生的生命紧紧交融在一起，形成一个生命的共同体。一个老师能够和自己的学生成为生命的共同体，这是一个很高的境界，这是马小平给我的第一印象。

马老师给我的第二印象，他是我所见到的中学老师中具有世界眼光、全球意识的一位老师。他对中国教育的关心不仅从中国现实出发，更从世界的、人类文明教育发展这样一个全球化时代来看中国的教育，这几乎是我所接触到的中学教师中绝无仅有的，眼光之高远让我非常折服。

第三个印象，他有很高的精神思想，所以一开始他就给自己提一个问题：“一个中学老师能够走得多远？”他和他的学生王翔有一个对话，让我非常震动。王翔评论他的老师说，“老师，你是永远年轻的，你有一颗燃烧的心”。而马老师对他说，“你也有一颗燃烧的心，但我和你不一样，你自己燃烧，我燃烧自己我还要燃烧学生”。从他身上我认识到一个中学老师究竟能够走多远，我们对中学老师以及对中学生的潜力远远估计不足。我们教育的问题恰好在于对中学教师和中学生潜力的压抑，如果释放出来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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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让我最感到震撼的还是这样的细节，“有一次马老师被许多的家长围住，责问他为什么不按应试教育那一套教学，马老师显得很疲惫，甚至有一点手足无措，最后泣不成声”。这个场面真正地让我震撼。什么是真正的教育？真正的教师的命运是什么？什么是真正的教师或者说合格的教师？我认为，真正的教师、合格的教师应该具备三个条件：第一有独立思考；第二喜欢读书；第三他的生命、他的一切都是围绕着让学生健全地成长，他的教育出发点和归结都是让学生健全地成长。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教师，但同时这也是一个合格教师应该有的起码的标准，但是这样的真正教师，像马老师的命运所昭示的那样，他们其实面对着五大困境：第一，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教育部门、行政部门的压力；第二，受到家长的包围，因为教育产业化的结果，家长和老师的关系变了，变成雇主、老板和雇员的关系；第三，反对自己的常常是自己的学生，因为应试教育已经成为学生的一种内在要求；第四，常常受到同行的另眼看待；第五，受到社会舆论的不理解。

有这五个方面的压力，而这五个方面压力最后就归结于自己的压力，归结于自己的困境——我教书还有意义吗？我还能坚持下去吗？我想这些老师经常问自己这个问题，好多人都觉得实在是坚持不下去了。

我想马小平老师的痛苦大概就是这样的，所以这就是一个根本的问题。这样的老师，这样的真正教师、合格教师本来应该是我们教育改革的动力或者依靠对象，但恰好不是，我们今天的教育改革，依靠的是什么人呢？我也有一个概括：是不合格的教师或者伪教师。什么是伪教师？他们不合格不是业务水平问题而是精神状态，他们不是为了意义和学生成长而教学，他们或者是低智商的粗俗的利己主义者，或者是高智商的精致利己主义者，他们的教学水平可能并不低，因此很容易和真正的教师相混淆，但是有一个根本区别，就是他们没有任何教育思想、理想，也毫无教育公心，既不真正关心学生的成长，也不从教育自身追求个人生命的意义，只是追求和教育本质相违背的个人名利，因此他们一切教育行为都是围绕权力转的，迎合领导，也就会表演作秀。我在这里并不是对这些人进行个人道德的谴责，这不是个人道德问题而是体制的问题，他们是现行教育体系弊端的产物，同时也是现行教育体系得以维持、得以发展的支柱，他们常常成为我们教育改革的骨干和依靠对象。

我觉得我们中国的教育改革的问题就在这里，你的依靠对象、真正的动力受到排斥、受到打压，发不出他们的声音来，而另外一些低智商、高智商的利己主义者在谋取利益，利益把这些人捆绑在一起了，为了利益的教育是什么教育？为了利益的教育改革是什么改革？当下中国教育的最基本问题就在这里。

那么，改变中国教育的出路在哪里？

三、“联合起来，改变自己的教育存在”

实际上我们已经做了。这些年，有不少一线教师、教育志愿者，在做着马小平所做的教育实践，我想做一点理论上的提升。其一，从改变自己的生活开始，从改变自己的存在，改变自己的教育存在开始。以“建设你自己”作为“建设社会”的开端：要变革教育状况，从自己的每一堂课开始，从每一次教育行为，每一个教育细节开始，和一群朋友一起共同改变我们的教育存在。我们这个理想主义者小群体部分地生活在真实中，当整个社会在追求享乐的时候，尝试过一种有社会承担的、物质简单、精神丰富的生活方式；在意义真空的教育大环境里面，我们尝试一种有意义的教育，进行有意义的教学实验。这就意味着，要“在现有框架之中加进一些异数”，在力所能及的、自己可以控制的范围内，按照我们的理念去做我们的教育工作，创造具有内在对抗性的“第二文化”、“第二教育”，并在这一过程中追求自身有意义的存在。在我看来，很多老师的工作就是在建立第二教育。但无须张扬，也不摆出挑战姿态，只默默地做，持续地做，一点一滴地做，真正的教育从来都是“润物细无声”的。

第二，它牢牢把握“当下”，不虚构美好的未来，不寄希望于一劳永逸地解决社会、教育弊端的所谓“彻底、根本的变革”，而宁愿采取现实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态度。不是为了美好的明天，而是为了美好的今天。所以它必然是一个渐变的过程，而且从当下做起，并在当下的教育实践里，获得意义，享受快乐，是实实在在的，而不是渺茫的、幻想的。

第三，从下面开始，起点在权力之外的某个地方，即我和你，我们之间。眼光向下，立足于自身，立足于和自己一样独立的人们。而且面对的永远是一些具体的个人，一个一个具体的学生，也就是我经常讲的“帮一个算一个”。这是一场草根运动，也可以说是一场教育志愿者的运动，力量就在你自己和你的朋友之中，一起来把握自己的命运和教育的命运。

第四，更注重行动，不仅是理想主义者，更是清醒的、理性的、低调的行动主义者，做一个普通人应该做或者可以做的事情。在应试教育环境下，做自己可以做的事情。而且要相信只要有一个人做，有一群人做，就会有更多的人做，它是有辐射效应的。我们这些教育理想主义者要有自信：我们所做的这些事情是符合人性的，是符合教育本性的。因此只要做好了，有效果了，就有说服力，就会吸引更多的人，和我们一起做。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孤单，也只是相对的。

在认清了中国教育不可能有大的变化，不抱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的前提下，我们又要“反抗绝望”，做有限的和可以做到的事情，提倡一种静悄悄的教育变革，从我们身边做起的，发动来自于底层的教育存在的变革。既对教育现实保持清醒，又采取进取的态度，既悲观，又积极。有比例很小、绝对量并不小的老师，都已经在这么做了。我希望把这样的努力，变得更加自觉，并逐渐吸引更多的有同样理想的人参与其间。

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有韧的精神和教育的智慧。

就教育而言，这不是一个大有作为的时代。但是我们还是要有作为，也还可以有作为，小有作为、中有作为还是可能的，而且要靠我们自己去创造，去努力，这就需要有孔夫子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其实这也是鲁迅的“反抗绝望”的精神。同时，我们要自救、互助，就是好人联合起来做力所能及的事情，越是艰难时刻越是需要相濡以沫。其实，中国有很多人都在努力，默默地做有意义的事，最后就会形成历史合力，会发挥意想不到的巨大作用。这就是我的悲观中的乐观：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也包括我们这样的普通教师，大家都在思考，在聚集，在行动，这就是希望的所在。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

（马小平（1956～2012），深圳中学语文老师。曾著有《追寻意义——一个普通教师的思考和言说的个案》、《人文素养读本》。他提倡人文教育，致力于“在应试教育的大框架里把人文教育的理念实现出来”。他认为教育不仅仅是简单的知识传授。还事关人格养成、公民责任以及智慧与情感。他把爱、真、美、善的种子播种在学生们的心灵之中，启迪学生们的心智。在与癌症做了几年艰苦的抗争之后，于2012年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