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妇女工作的特色及其现实启示

摘 要：延安时期的妇女工作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紧紧围绕边区政权建设和抗日战争展开，从社会改革入手，在提高妇女的经济、政治、社会地位、自主意识，推动妇女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积累了丰富经验，其对我们今天做好妇女工作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启示价值。

关键词：延安时期；妇女工作；妇女解放；现实启示

中图分类号：D4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2）12-0070-04

延安局部执政时期，为了配合革命战争的需要，我们党把妇女工作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在中国妇女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它不仅为中国革命胜利和妇女自身解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还为新中国成立后妇女工作进一步开展，留下了诸多有益的经验和启示。

一、延安时期妇女工作概况

延安时期的妇女工作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为了最大限度地调动妇女在边区建设和政权巩固方面的积极性，激发出她们的能量，党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当时，在全国抗战的形势下，妇女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动员与组织广大的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各方面的工作，以便坚持抗战到底与争取最后胜利。围绕这个中心，党在领导和推动妇女工作方面做了诸多努力：首先是思想上加强对妇女工作重要性的认识。1939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开展妇女工作的决定》中指出，要“用各种方法解释妇女大众在抗战建国及将来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坚决消灭党的一切组织与党员中对于妇女及妇女运动所存在的那种陈旧的、庸俗的及中世纪的态度的各种残余，纠正一切对于妇女工作的轻视、忽视与消极的态度”。[1]根据这个决定，党在部署和开展各项工作中都十分重视发挥妇女及其组织的作用，切实把各项妇女政策落到实处。其次，重视用法规政策来保障妇女权利的实现。我们党先后颁布了《关于边区妇女群众组织的新决定》《提高妇女政治经济文化地位案》《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陕甘宁边区禁止妇女缠足条例》《陕甘宁边区抗属离婚处理办法》《产妇婴儿保健办法》《儿童妇女待遇办法》《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四三决定）等法律政策，它们或从法律层面，或从制度层面对边区妇女的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的权利给予了保障，为她们在家庭和社会中地位的提高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再次，积极组织开展各种活动，为边区妇女工作的顺利开展营造良好环境。边区政府针对边区妇女90%都是文盲的现状，广泛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妇女识字教育活动，组织妇女识字班、唱歌班，进行国防教育，宣传介绍妇女解放和抗日救国等政治时事。1943年，根据地建设处于困难阶段，党积极引导妇女开展生产运动，整个边区的妇女都投入到大生产的热潮中，成为边区建设的重要生力军。妇女们通过参加社会生产活动树立了自食其力的信心，为繁荣边区经济和支援前线抗战做出了重要贡献。1944年4月党又针对妇女和儿童的健康问题，开展边区文化卫生运动，使广大妇女身体素质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并影响到华北各根据地。最后是大力培养妇女干部，表彰先进典型，激发边区妇女的自觉性和主动性。1939年7月，中国女子大学成立。创办女大主要就是培养革命的妇女运动的干部人才，这是我党的创举。女大不仅为党培育了开展妇女运动的骨干力量，而且还成为培养妇女干部的一面旗帜，当时许多优秀知识女性在这里逐渐成长为坚定的共产主义革命战士，为党在抗战时期地位巩固和力量壮大都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为奖励先进，鼓舞其他妇女，边区政府在每年的“三八”节都会表彰一批在生产劳动等方面表现突出的妇女代表，大批农村妇女劳动英雄登台授奖，这在以往是妇女根本想都不敢想的待遇，昔日的受压迫者成了今日众人艳羡的模范，这对广大妇女心灵的震撼程度是可想而知的，极大地鼓舞了妇女投身生产和革命的热情。

二、延安时期妇女工作的主要特色

在延安执政的13年间，中国共产党将妇女工作作为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以马克思妇女理论为指导，结合当地妇女实际情况，在妇女工作上做了深入的探索，在引导、示范和提高妇女政治、经济、社会地位，促进中国妇女觉醒等各个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以社会改革为契机，把妇女从封建礼教下解放出来。中国妇女的解放首先要打破“吃人”的封建枷锁。由于地处中国西北部的黄土高原，延安的自然环境比较恶劣，地瘠民贫，交通闭塞，政治、经济、文化都相当落后。从就开始的妇女解放浪潮曾波及部分城乡，在有识之士的倡导下，一批女学生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主，带头剪发放足，在群众中造成了一定影响，但在封建势力的严重束缚下，当地妇女的境遇仍旧十分悲苦，偏僻农村地区妇女的社会地位尤为低下，身心都遭到极大摧残。边区妇联纪念“三八”节宣传大纲写到：“妇女问题是社会问题的一部分，社会问题不解决，妇女问题也是不能彻底解决的。同时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命运，都在生死关头，来谈妇女解放更是梦想。”[2]针对这种现状，边区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革。首先从改革封建陋习开始。1939年8月1日，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禁止妇女缠足条例》，规定“凡边区妇女年18岁以下者，自本条例公布之日起，一律禁止缠足。已缠足者一律解放，违者处一年以下徒刑”。自条例下发以后，陕甘宁边区各地开展了大规模反缠足活动，使缠脚这一封建社会留下来的封建陋习在边区境内绝迹。其次是改革延续千年的婚俗制度。当时，陕甘宁地区包办婚、买卖婚、童养婚、入赘婚、转房婚、招夫养夫婚等封建婚姻形式甚为流行。这种婚俗是束缚广大妇女觉醒的最大精神枷锁。1939年4月，陕甘宁边区首先颁布了抗日民主政权下的第一个婚姻条例《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以法律的形式保护了妇女婚姻自由的权益。之后，陕甘宁边区又先后制定了《陕甘宁边区抗属离婚处理办法》《陕甘宁边区婚姻暂行条例》《修正陕甘宁边区婚姻暂行条例》，这些法律法规有力地冲击了封建的婚姻道德观念，形成了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的初步形态。再次是改革卫生习惯。边区妇女和儿童的健康问题非常突出。“据调查，妇女患病的极多，约占46%—62%，有的地方高达80%。最严重最普遍的就是妇科病……婴儿的死亡同样也很严重，延安市北郊乡儿童的死亡率为出生率的65%以上。”为改善这种状况，边区先后颁布了《产妇婴儿保健办法》《儿童妇女待遇办法》等规定，提出“宣传与实行优待母性，尊重母性，帮助母性能够保健工作”的口号。

通过上述的社会改革，边区妇女的生存环境大大改善，社会权利普遍提高，有力地冲击了当地封建传统和旧的习俗，奠定了妇女思想初步解放的社会基础。

2.以巩固边区政权建设为中心任务，与民族解放运动紧密相连。延安时期妇女运动不同于西方女权运动的特征之一在于它的非独立性，即它主要不是单纯为妇女争权利的运动，而是与阶级革命紧密联系的。这种与阶级革命相联系的特征，使此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融入到整个革命当中，并在中共领导下取得了巨大成就。随着中国革命斗争的性质由国内革命转变为全民一致的反抗日本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妇女运动的斗争目标和主要内容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正如邓颖超所说：“全国抗战发动以后，妇女运动随即服从民族的最高利益，服从于抗日的利益，以抗战为中心而出现于抗战工作的各个战线。”[3]日寇的暴行，使中国妇女遭到了极端野蛮、极端残忍的蹂躏和摧残，从而激起了广大妇女的极大义愤。她们痛彻地感到，“自己的命运完全维系于祖国的存亡，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4]1937年7月，陕甘宁边区党委《关于妇女组织的决定》，号召边区妇女组建各级妇女抗日救国联合会。9月，边区党委又《关于边区妇女群众组织的新决定》，决定建立各界妇女联合会。陕甘宁边区成立的妇女联合会是我国妇女运动史上的一件大事，对于以后各根据地妇女组织以及全国性妇女统一战线组织的建立起了示范作用。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时边区妇女运动是和整个民族救亡运动统一起来成为整个民族运动的一部分，这种将国家民族命运与社会性别解放密切相连的实践，对此后中国妇女运动具有决定性的影响。1941年起，日军改变战争策略，将我党和抗日根据地的人民武装作为主要的进攻对象，敌后抗战进入最困难的时期。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在财政经济上日益困难。为克服经济上的严重困难，中共中央强调走生产自救的道路，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展开。此时的妇女运动也逐渐转移到以促进妇女经济独立为中心，积极开展妇女生产运动。1943年2月，中共中央发表著名的《四三决定》，号召包括陕甘宁边区在内的各解放区都应该鼓励妇女“多生产，多积蓄”。随之边区掀起了妇女生产大潮，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根据地的经济困难。妇女们也在生产自救中有了经济地位，成为她们逐渐摆脱封建压迫的动力。

“政治权利是人权的重要内容，在一定意义和一定条件下，政治权利具有决定性的意义。”[5]妇女参加政治生活的状况，是衡量政治生活民主化程度和妇女政治地位的重要标志。在当时的抗日战争环境下，保障广大妇女的政治权利尤为重要。妇女只有享受到应有的政治权利，才能积极地参加生产和其他的抗日活动。1937年9月，中共中央组织部颁布了抗战时期妇女工作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妇女工作大纲》。1939年4月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通过一系列提高妇女政治、经济、文化地位的法案，鼓励妇女参政。同年7月，广大妇女因大多数不识字，便采用画圈、画杠、投豆、烧洞等形式参加边区政府的第一次参议会选举。其中有6位妇女当选为女参议员。在1941年的第二届参议会选举中，全边区的30%妇女参加，17名妇女当选为参议员，167名妇女当选为县级参议员，2005名当选为乡级参议员。除各级都有女参议员外，还有约20个政府女委员，一些妇女还当上了乡长、区长、县长。1946年边区进行第三届参议会选举，有7名妇女当选为参议员。边区的妇女不仅参政而且议政，当选的女参议员逐步学会用议案向政府提出建议，维护妇女的合法权利。在党的领导下，边区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妇女干部，广大妇女的政治素质和政治意识有了较大提高，体会到了做社会主人的自豪感和责任感，在保卫边区、建设边区的斗争中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一切为了战争”的口号下，在各级妇女组织领导下边区妇女掀起支前热潮，成为支持长期战争的一支重要的后备力量。

3.以“无产阶级化的新知识女性”为纽带和桥梁，发动广大边区妇女。我党从领导妇女运动一开始，就将妇女解放的目标主要界定为劳动妇女，认为我国劳动妇女是妇女中绝大多数，生活最苦，受压迫最深，求解放最迫切，是“妇女解放的先锋”。但由于延安所处的陕北地区是中国最贫穷落后的区域之一，这里经济文化落后闭塞，封建传统根深蒂固，妇女们大多没有接受过教育，地位低下，境遇悲惨。要一下用新时代的女性观点解放她们是相当困难的事情。当延安女子大学的女生们去做思想工作，动员她们抗战时，有许多人还耻笑女生们为“不正经的婆姨”。所以，要让深受传统思想束缚的女性很快接受革命、解放的观点，必须由新知识女性来推动。于是，进步知识女性就成为我党发动、团结广大农妇的纽带和桥梁。1939年7月20日，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在的倡导下成立。中国女子大学不仅培育了适合党开展妇运斗争需要的优秀妇女干部，而且它在当时被赋予了更高的政治意义，吸引了边区外的许多优秀知识女性来到延安，为党在全国的抗日地位及其力量的扩大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上千名身份各异的热血女青年奔赴延安，加入到妇女解放运动的大潮中。这些新知识女性用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改造她们的思想和生活，以革命劳动妇女为标准对自我形象进行重塑，成功地蜕变成与广大劳动妇女同样的女性。她们身先士卒担任妇女工作，积极主动地动员当地劳动妇女参加妇联会、农会、工会、青救会等，耐心地做说服教育工作，以及帮助一些妇女处理家庭纠纷。深受压迫的劳动妇女在新知识女性的带领下不断觉悟，同男性们一同英勇投入到反帝反封建斗争中。

4.具有强烈的“男女绝对平等”色彩。延安时期实行男女平等，一方面是鼓励女性参加革命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建立新的社会秩序的需要。但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延安时期的“男女平等”在今天以女性学的观点来看过于简单化。因此，当时的“男女平等”从某种意义上说，几乎成了男女没有区别、没有性别之分的同义语。曾志在其回忆录《我在共产党内七十年》中说过：“我始终将自己的政治生命看得最为重要，而把家庭、子女、感情看得较轻、较淡。只要为了党的利益和需要，我可以舍弃一切，包括生命。”延安时期的许多知识女性就是这样承载着革命的理想和女性职能的双重压力，而往往在所扮演的革命者与母亲、妻子等家庭两种角色冲突时会选择前者。为了表明女性绝不亚于男性，她们更为激进，容易忽视女性本身的性别特征，一味地强调思想解放，希望在革命中能达到与男性“绝对平等”。绝对平等的观念要求她们忘掉自己的性别，然而，女性特有的生理特征和自然属性使她们又不能完全彻底的抛弃生儿育女的天职和权利，因此许多女性在这种家庭与工作矛盾难以调和的困扰中备受煎熬。为赴国难，为救危亡，有的妇女毅然决然与襁褓中的孩子告别；有的害怕妨害革命工作，甚至不结婚，不要孩子；有的即使有了孩子，仍想方设法打掉。当时边区的医疗条件比较差，有些妇女因此而得上了慢性妇科病，导致终身不能生育。这种忽视性别差异一味地强调男女绝对平等，对女性的长足全面发展是有阻碍作用的。但我们不能对此太过苛求，当时的妇女工作是在战时高度集中的情况下开展的，一切都是为战争服务，不可能过多的考虑女性内心体验方面的感受。无论如何，对于当时的边区妇女在家国历史中所做的牺牲和选择，对抗战和边区建设所做的突出贡献，对中国妇女解放事业的推进作用都应该予以充分的肯定。

三、延安时期妇女工作的现实启示

延安时期我们党围绕抗战中心大力开展妇女工作，调动了边区妇女服务革命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尤其是广大农村妇女以前所未有的崭新面貌参与到社会活动中来，为全民族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妇女自身解放事业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党领导下的妇女工作始终坚持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注重启发妇女自主意识，实现边区妇女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的权利，使妇女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这些有益探索对今天的妇女工作仍有很强的启示意义：

第一，妇女工作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延安时期的妇女工作能够持续顺利开展，是始终坚持党的正确领导的必然结果。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以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为指导思想，十分重视妇女在民族解放中的作用。除成立全国性妇女机构——妇女部来领导妇女工作外，还颁布各项指导妇女工作的决议和法案，引领妇女工作走上正确的发展道路。在中共成立以前，妇女解放的呼声此起彼伏，从清末的改良派、维新派到民族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都涉及到了妇女权利的问题，但他们都没能找出中国妇女如何实现解放的正确途径。直至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马克思妇女理论的指导下，结合中国妇女实际，才探索出了一条真正适合中国妇女获得全面解放的道路。正如同志在纪念“三八”妇女节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没有我国广大妇女的历史性解放，就没有我国广大妇女作用的全方位发挥。只有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领导，使广大妇女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使党的主张真正成为广大妇女的自觉行动，我国妇女运动才能肩负起自身历史使命，为国家、为人民、为民族不断作出彪炳史册的贡献。”所以，自从有了共产党，我国妇女运动的面貌便焕然一新。坚持党的正确领导，是妇女工作不管处于任何时期都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

第二，妇女工作必须始终坚持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延安时期妇女工作能够有效地开展，与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是分不开的。我们党能根据具体国情的变化适时调整妇女工作的重心，保证妇女工作围绕着党的中心任务开展，因而在整个民主主义战争中，广大妇女始终能够紧紧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为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党找到了束缚妇女发展的社会根源，指出妇女要实现解放必须要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明确了广大劳动妇女特别是农妇是妇女运动之基础，参加经济生产是促进妇女解放与发展的根本方针。特别是随着抗日民族自卫战争的开展，将妇女工作的主要任务从发动妇女参加土地革命、参加生产、支援前线调整为“战斗、生产、教育”。[6]主体从工农兵妇女转变为一切革命的各界妇女。在妇女工作的方式方法上，我们党也不断反思和改进，实事求是，克服了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使延安妇女工作在抗战中期以后，能更加符合实际，卓有成效地进行下去。

延安13年也是我党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时期。在全民抗战的号召下，成千上万的爱国女性抛弃优越的生活条件不远万里地来到延安，接受革命熔炉的陶冶和锻炼。她们在生活条件异常艰苦的环境下仍然坚持下来，靠的就是艰苦奋斗的精神。她们与当地农妇一起为革命战争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不仅为自身经济和地位的独立进行劳动生产，还积极地为前线的战士做军鞋、袜子、手套等，并组成慰问队、救护队、缝衣队、洗衣队，尽心竭力支援抗战。时至今日，我国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生活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但是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不能变。当前社会环境非常复杂，市场经济为妇女发挥聪明才智提供难得的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妇女工作要在切实分析妇女面临的现实问题的基础上，对症下药，不懈奋斗，才能跟上社会发展的步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出必要的作用。

第三，妇女工作必须注重营造妇女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环境。妇女工作的主体是妇女，妇女本身能否全面持续的发展关系到妇女工作的成败。社会性别与可持续发展（Gender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GASD）模式为妇女发展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它强调充分重视妇女在可持续发展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和妇女本身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理论使人们逐步摆脱传统观念文化把妇女置于从属地位，给予妇女此等的或依附于男子地位的模式，将妇女置于更深刻的社会文化环境，关注妇女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的中心是人，基础是环境和资源。也就是说，为了使妇女可持续发展，必须注重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氛围。以这个理论看延安时期的妇女工作，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党在延安进行的一系列社会改革，不仅着重从政治、经济、教育、社会习惯等全方位开展工作，还将男女平等的原则落实到实处，正是民主的氛围、和谐的环境大大激发了妇女参与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妇女工作从而取得了很大的实效和功绩。同时，这些社会改革和政策法令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唤醒了女性自主意识，主动参与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活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我价值。令人欣慰的是，2011-2020年，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我国政府制定和了《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也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法律体系和公共政策，促进妇女全面发展，强调促进两性和谐发展，促进妇女与经济社会同步发展等等，这就为我国妇女在今后的发展营造了更为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政策支持。

参考文献：

[1]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1945）[M].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136.

[2]新中华报[N].1939-03-08.

[3]邓颖超.纪念“三八”节与几项重要工作[N].新华日报，1938-03-08.

[4]中国妇女运动史[M].春秋出版社，1989：389.

[5]冯卓然，顾春德.人权论集[M].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222.

[6]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7-1937）[M].中国妇女出版社，1996：6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