饲养动物致害责任探析

摘要：动物致害责任是典型的特殊侵权责任类型，各国都基于自身的社会背景、文化制度、历史传统和法律环境等诸多因素，对饲养动物致害责任作出了不同的法律规范和司法判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也愈加密切和频繁，所以动物致人损害这一社会生活中客观存在的现象更是无法控制和避免。本文结合我国’的立法规定，旨在对动物致害责任做进一步的梳理和探讨。

关键词：饲养动物；饲养人；归责原则；致害责任

一、饲养动物致害责任的涵义

饲养动物致害责任是一项古老的法律规则。在古罗马《十二铜表法》中，就最早的规定了饲养的动物致人损害是“私犯”的一种。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发展，现代各国民法中都对饲养动物致人损害承担责任作出了法律规定。饲养动物致害责任属于特殊侵权责任，具体是指因饲养的动物对他人人身、财产造成损害时，动物的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的侵权责任。此特殊侵权责任的特点体现在致人损害的结果不是民事主体的侵权行为，而是动物所致。如果动物的饲养人、管理人或第三人故意利用动物致人损害，那么这时就不是动物致人损害的民事责问题，而是饲养人、管理人或第三人致人损害的民事责任问题，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动物只是饲养人、管理人或第三人致人损害的工具而已。

二、饲养动物致害责任的归责原则

对于饲养动物致害责任的归责原则，世界各国的法律规定并不统一，大致有三种归责原则：一是采过错推定责任原则。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对饲养动物致害责任主要采过错推定责任原则，二是采无过错责任原则。法国、意大利以及英美法系诸国对饲养动物致害责任主要采无过错责任原则；三是区别动物的种类而相应的采取无过错责任和过错推定责任二元归责原则相结合的结构模式，其以德国立法例为典型。

我国学界对于《民法通则》第127条的规定形成了无过错责任说与过错推定责任说两种主张。主张无过错责任说的学者认为在理解此条法律规定时，应考虑到当代民法的发展趋势，并将其与《民法通则》第106条第3款的规定联系起来。在责任的构成中，不要求被告的过错，也不要求原告对被告的过错进行举证和证明，如果被告否认自己的责任，则可以通过对受害人或第三人的过错进行举证和证明来实现；而主张过错推定责任说的学者认为，在动物致害责任中应允许致害责任一方通过举证自己没有过错而免责，除此之外受害人的过错、第三人的行为、不可抗力等均可成为抗辩事由。适用过错推定责任，进而将举证责任转移而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对受害人权益的保护。然而，《民法通则》并未对不同类型的动物致害责任作出明确的区分，多数学者对动物致害责任主张实行一元化的归责原则，这导致了司法实践中对归责原则适用的无法统一。

我国的侵权责任法在第十章以一章的篇幅立法规定了饲养动物致害责任，科学合理的对饲养动物进行了类型化的区分，如饲养的动物、禁止饲养的烈性危险动物、动物园的动物、以及遗弃、逃逸的动物，并根据不同的类型的动物致害责任适用不同的归责原则，摒弃了学者根据《民法通则》第127条所建立的一元归责体系，而具体的根据不同的情形分别适用无过错责任与过错推定责任相结合的二元归责体系，这不仅符合饲养动物致害的现实，也极为有利的对相关当事人提供了全面合理的保护，在饲养动物致害责任的归责原则上探求出了更加进步、完善和严谨的合理模式。

三、饲养动物致害责任的承担

由于我国《侵权责任法》对饲养动物作出了具体的分类和区分，所以对于饲养动物致害责任的责任主体也不尽相同。

1.动物的饲养人与管理人。我国《民法通则》第127条规定了动物的饲养人或管理人为赔偿责任的义务主体，《侵权责任法》第78条、79条也规定了动物致害由饲养人或管理人承担侵权责任，但是两部法律规定都似乎忽视了饲养人或管理人与所有权、占有的密切联系。我国有学者对饲养人理解为动物的所有人，即对动物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的人；对管理人理解为实际控制和管束动物的人。此种解释虽有可取之处但还有必要进一步说明和探讨所有的现状、以及非法占有等具体问题。

2.原动物饲养人与管理人。原动物饲养人与管理人是针对遗弃或逃逸的动物而言的。《侵权责任法》第82条规定了遗弃、逃逸动物致害的侵权责任。对动物的遗弃是饲养人或管理人对自己财产权的处分，如果遗弃的动物无人饲养会造成他人的损害，因此遗弃动物致害的仍然由原饲养人或管理人承担侵权责任。而饲养动物逃逸并非是饲养人或管理人放弃了自己的权利，而是暂时的丧失了对动物的占有，此时该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还应当由原饲养人或管理人承担侵权责任。

3.动物园。《侵权责任法》第81条规定了动物园对于其管理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也就是说动物园有义务尽其监督、约束和管理的职责以避免其管理的动物对他人造成损害，一旦致害他人应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若能证明自己巳尽监管职责和义务的可以免责。

从上述理论分析可以看出，我国《侵权责任法》虽对饲养动物致害责任作出了更为明确而具体的规定，弥补了《民法通则》的缺漏，区分动物的不同而采取了二元结构的侵权责任归责原则，更加全面的保护了民事主体的民事权益，体现了其作为民事权利保护法和救济法的时代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