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凯里·跨文化嫁接·新闻与传播之别

[摘 要]本文是对詹姆士·W·凯里（James W. Carey）《新闻教育错在哪里》的解读和评论，主要集中于三个问题：（1）如何解读来自美国（推而广之，即西方）的文本，（2）美国（西方）的问题与我们的问题之间有什么相互参照的意义，（3）凯里所提出的新闻与传播、新闻教育与新闻研究、新闻实践与传媒工作之间的关系对我们思考学科建设的基本问题有什么启发。

[关键词]凯里 新闻教育 新闻学科 传播研究

Abstract: the thesis reads and criticizes James W. Carey’s Some Personal Notes on US Journalism Education. The contents mainly focused on three issues: first, how to explain the text from USA (broader, from the west); Second, what’s the significance to comparing between the USA (West) issue to ours; third, the relationship that Carey mentioned between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journalism education and journalism research, journalism practice and media work, all above this, what suggest they could give to us in the basic issue of subject contribution.

Key Words: Carey, Journalism Education, Journalism Subject, Communication Research

在《国际新闻界》2002年第3期读到詹姆士·W·凯里（James W. Carey）《新闻教育错在哪里》（译者李昕）时，砰然心动，为我所心仪的凯里得到介绍而欣欣然。后来在该刊2002年第5期读到郑保卫教授的大作，《新闻≠传播≠媒体——对<新闻教育错在哪里〉一文的思考与回应》，又得到了点滋味儿不同的感受。于是搜寻一番，找出凯里教授的原文仔细拜读。读后大为折服，认为他提出的问题，正是我们迫切需要讨论的。而在中国的场景下讨论这些问题，有必要了解他批评与反思美国新闻实践和新闻教育背后的思考脉络，否则难免取桔成枳。

我写本文为的是按我的解读介绍凯里的文章，其中以我对凯里文章的大段翻译为主，并将之按凯里的阐述脉络划分为几个部分，辅之以我的评论。为了更完整地理解凯里，我也对凯里文章的来龙去脉和引起的反响作一点介绍。我的评论主要集中于三个问题：（1）如何解读来自美国（推而广之，即西方）的文本，（2）美国（西方）的问题与我们的问题之间有什么相互参照的意义，（3）凯里所提出的新闻与传播、新闻教育与新闻研究、新闻实践与传媒工作之间的关系对我们思考学科建设的基本问题有什么启发。

凯里“短文”的来历与境遇

凯里此文首先发表于1996年4月在中田纳西州立大学（Middle Tennessee State University）大众传播学院召开的一场研讨会，名为 “新闻教育、第一修正案的责任和变化中的媒体市场”（Journalism Education, the First Amendment Imperative, and the Changing Media Marketplace）。

在名校林立的美国，中田纳西州立大学显然不那么有名气，于1965年才从师范学院升格为大学，但大众传播学院却是该大学的重镇，是7个学院之一，下辖新闻、广播电视、音乐录制等三个系，其中新闻系最大，下设广告、公关、报刊、媒体设计四个专业。这是个以本科教育为主的学院，1993年开始设立硕士课程。1986年，该学院得到一笔捐款，以纪念田纳西州的著名报人、第一修正案的著名宣扬者， John Seigenthaler。用这笔钱，学院自1992年开始，每年邀请全国著名学者召开一次主题研讨会。1996年研讨会组织者的初衷，用院长Deryl R. Leaming教授的话说，是为了探讨未来，思考新闻教育如何应对深广的变革，包括传播技术的变革、市场结构的变化，以及公立大学面临的政府拨款日趋减少等趋势。

看来，研讨会组织者的视野有限，有种应对实际问题的味道。但是，这场研讨会，用我们熟知的话说，却很有“档次”。组织者除了请到凯里作主场发言外，还请到不少全美著名的新闻、传播学者和媒介批评家。凯里的发言，显然是在另一个境界讨论新闻教育，引起了几位与会学者的评论。四年后，凯里将修改后的发言稿在英美合作的学术刊物《新闻：理论、实践和批评》（Journalism: Theory, Practice, and Criticism）的创刊号上登出，以〈美国新闻教育之我观〉（Some Personal Notes on US Journalism Education）为题，为该期9位学者提交的8篇笔谈之首。

这篇“短文”（李欧梵语）引起了广泛的反响，这足以说明凯里在其中触及了一些基本问题。但是，来自不同方向的反响，内容却相当不同，反映了评论和回应者自处的语境。在1996年的研讨会上，三位评论人员对凯里的文章并非一味称赞。评论员之一，纽约大学新闻与大众传播系主任Jay Rosen教授，是《公共新闻：理论与实践》（Public Journalism: Theory and Practice）一书的作者。他认为凯里强调新闻与媒体脱钩、新闻与民主勾联不仅抓住了美国当代新闻行业的核心问题，而且指出了该行业生存的方向。新泽西Rutgers大学的新闻与媒介研究教授Linda Steiner则认为，虽然我们都不得不钦服、欣赏凯里教授对新闻教育及其道德承诺的诗化表述，但他用一种玩世不恭的调侃口吻叙述早期新闻教育的历史，令人费解。他对以人文为本的新闻教育之鼓吹完全忽略了这么一个事实，即多元社会有多元的新闻实践，对新闻教育的模式和型态有多元的需求。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校区传播学院的院长Ellen Wattella教授认为，虽然凯里所建构的“新闻作为民主的艺术”这一宏观叙事极具魅力，我们也无法不接受他所宣讲的新闻实践三原则（axioms），但是，凯里的理想主义却并没有令他开出可行的药方，而这才是在教育实践和管理过程中争议最激烈的层面。因此，Wattella 告诫，“魔鬼总是在细节之中”。

在《新闻：理论、实践和批评》创刊号上刊载此文时，凯里删掉了“新闻实践三原则”的内容，增加了一段个人经历。主编之一的芭比·翟利泽（Babbie Zelizer）教授从修改稿中读到了凯里对美国新闻教育的历史追溯，以及他对人文学科忽略新闻的痛惜。翟利泽解读道，凯里强调新闻“是定位于现时的真实之整体”，对它的研究不仅需要科学的取向，更应当与政治理论、艺术、哲学、历史和文学等并进。遗憾的是，由于人文研究仍然圄于精英与通俗文化之分野，所以作为低俗文本的新闻仍然不入人文研究的高雅殿堂。

被引入中文文献后，凯里的“短文”也引出了强烈的反响。对在美国以人文研究为业、正在第N次访问极度商业化的香港之李欧梵教授，凯里的“人文”呼唤自然地引起了共鸣。李教授借解读凯里而抨击商业化、抨击香港的人文危机。对身处中国大陆的新闻学教授郑保卫，凯里的文章引出了他对新闻学与传播学关系的思考，对忽略新闻业之社会理想和职业道德的批判，以及对新闻促进“社会主义民主”的期待。

文如其人。凯里的“短文”将此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学识渊博，思考深邃，人文情怀宽厚，行文跌荡起伏，如行云流水。更为重要的是，他激发人们思考，而且是联系到各自所处现实语境的思考。这是我梦想而不可企及的学术境界。

也正因为凯里的境界高，我辈对他的解读往往圄于局部或表层，换了语境之后，更有或囫囵吞枣、或只及皮毛、或盲目嫁接的危险。为减少这些危险，在强调语境之后，首要的恐怕是原汁原味地阅读凯里。这是我以下关注的重点。为此，我将大段翻译凯里的原文。我在翻译中参考了李昕的译作，但基本上采用了自己不很流畅的译文，因为我们还是得以“信”为上。

美国新闻教育的三大渊源

凯里此文的核心关注是美国新闻教育的历史渊源及症结。他以诗意的语言而且有时不无调侃的笔调，粗线条地勾勒了三大渊源：（1）业界自身的追求，集中体现在报人普利策与哥伦比亚大学的合作，并由此建立了哥大的新闻学院；（2）社会改革思潮激发的城市社会学之发展，集中体现在芝加哥学派的兴起和成果；（3）科技发展及以此为基础的传播研究，集中体现在传播教育在以伊利诺依大学为典型的中西部州立大学之兴起。凯里将他对这三大历史渊源的褒贬浸透在他叙述的笔调之中，通过叙述提出他的思考，体现他分析和批评的方法。这部分的内容是他文章的核心。在这样的历史分析基础上，凯里逻辑地推导、引申出新闻实践的三原则。如果忽略了他的历史分析，这三原则就失去了原有的生命活力，成了干巴巴的信条。如果去历史、去文化地（ahistorically, aculturally）将之套用或嫁接，恐怕更有可能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1. 过去与今天：个人的经历和时代的历程

Steiner教授如果读到凯里正式发表的版本，会更加吃惊，因为，凯里在其中增加了一段个人的经历，而且笔调更加挖苦。也许，我们可以从他的往事追忆开始，去体会他为什么选择了这种笔调，这背后又隐含了他的什么思考：

我开始涉足美国新闻教育是1957年，那时，这还是个非常脆弱的行当。其时，教员不仅人数很少，而且，除个别人外，都无显赫之处。他们有很少的高等教育背景，有的只是曾在地方小报的职业经历，在充满排斥意味的学术圈，他们显得格格不入。但总体而言，我觉得他们令人起敬，是很投入的教师。其时，新闻教学，无论内容如何浅显、贫乏，却有着方法上力图规范的严肃，这在现代大学显得特别。当时学生也很少，虽然相对于教师人数仍然显多。没有人知道每年秋季，是否所有在校生都会返校，以致有位院长时常并非滑稽地建议，新闻专业的学生必须落实了取代其位的新学生后才可获准毕业。

课程设置试图复制报社的气氛，教学基本上采用了师傅带徒弟的老方法，以大量的实际操作为主，辅以办学生报纸的实践。比较学术一些的课程也基本上限于一门新闻史和一门美国宪法课。新闻史课的内容基本上是以炫耀的语言诠释新闻业的过去，以此论证新闻在学术训练场应有一席之地；美国宪法课无非是维护对第一修正案的这么一个注解，即在最高法院虞智的引导下，第一修正案使得自由报业不断发展。

这样的专业，虽然自以为是地、不寻求任何理由地开设了，在大学校园却被嗤之以鼻。偶尔地，新闻专业的老师与其它院系，尤其是英语和其它“人文学科”的同事相聚，却遭遇人家不屑一顾的羞辱。

但是，变革之气已经开始弥漫。广播开始进入新闻专业课程，虽然它将更加侧重技术的内容带入了教室，几乎将之变成广播站。新闻院系也生产了一些至今仍然有价值的研究，伊利诺依大学出版的弗里德里克·赛伯特的《英国的新闻自由：1476－1776年》便是其中一例。其它院系学者，虽不很情愿，却不得不认可这样的研究成果。游民般的威尔伯·施拉姆先后在依阿华大学、伊利诺依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引入了“传播”和量化研究，结果，“舆论”和“大众传播效果”之类的课溜进了新闻专业课程的边缘。除了这些之外，自从世纪初新闻院系脱离英语系以来，新闻教育没有其它变化。

到了20世纪中叶，新闻院系虽然已经存在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但它们仍然没有寻摸到自己的题材：新闻。教学内容仍然缺乏系统，通常不过是传递一些行内积累下来的经验，并基本上按媒体划分：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等。对这个行当的介绍也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缺乏历史的理解、批评或自我反省。尽管有自欺欺人、极尽虚荣的行业史，新闻教育在所有美国的新闻院系其实就这个样子。

与这毫无铅华的起步相比，如今的新闻与大众传播或传播院系可谓实力雄厚，蓬勃日上。在传统深厚的大学，这个学科的学术地位仍然低下，遭遇不屑并非踪迹全无。但是，这些院系已有足够的财力和权力，足以使之不再受地位谦卑的困扰，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边缘已占据了中心。在不少大学，新闻，或更多的，“传播”，已成为校区内人数最多的本科专业。当然，这种规模之膨胀，与教学内容之变化互为因果。通常，人数最多的专业是广告、公关、广播制作或“组织传播”。新闻，引发这一切的科目，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其教学仍然是世纪中叶的模式和目的，只是有了些在规划、方法上提高了的历史、法律、伦理等课程。但是，这个专业的核心科目，新闻，仍然缺失，或者说被挤到了边缘。

经过近一个世纪，新闻教育仍然没有找到新闻，也就是说手持镜子百年却找不到自己。这是多么毫不留情的反思与批判！这话出自曾任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主席的凯里之口，更显出深层的痛惜甚至是无奈。这种状况难道可以用自我捧场的笔调来描述吗？

这段以个人经历为引的美国场景，为我们提供了借鉴，令我们看到中国新闻教育、学科建设的遭遇。回想我自己于20世纪 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北京求学新闻专业的经历，不禁要问：我们何曾触摸到了新闻？伴随着改革带来的社会变迁，我们非但没有找到新闻教育的核心——新闻，而且在重蹈美国的覆辙，以其它一些似乎代表“传播”的科目取代新闻的教学内容，或将新闻专业挤压到了某种夹缝之中。红火的是广告、媒介经营和管理，是网络媒体，黯然失色的是新闻。这个大趋势，凯里指出，在美国是“可悲的，是良机丧失史上的又一篇章”。难道我们要在若干年之后对中国的场景作类似的感慨？

凯里并不是让我们撒手感慨，而是要我们深思基本问题：什么是新闻？什么是新闻教学应有的基本内容？这些内容应该如何教授？这些问题，在学术研究层面，即是《新闻：理论、实践和批评》创刊号之笔谈的核心问题：什么是新闻研究？什么是新闻研究的对象？新闻研究的特征和取向该是什么？回首中国，我们经过多年新闻学研究，我们能清晰回答这些问题吗？前面提到的芭比·翟利泽教授，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对凯里的回应，她强调了凯里对新闻的定义，即新闻“是定位于现时的真实之整体”。凯里这话值得细细咀嚼和品味。

2. 哥大新闻学院的故事：社会控制与意识形态霸权

凯里没有停止在斥责和痛惜，他更在深思。他对美国新闻教育的三大历史渊源的叙述，也是他对其新闻定义的阐发。为理解他的定义，我们有必要欣赏他的历史叙事，因为凯里从来不喜欢干瘪、抽象的语言游戏。先看第一段，以见识美国新闻教育的先天不足，并从中看到教育——不仅是新闻教育——本身的社会功能。

哥大新闻学院草建之时，美国新闻从业者还是一帮乌合之众。其时，新闻业已经脱离了它的襁褓，即先有本·富兰克林之辈执掌的印刷行，后有霍勒斯·格里利、詹姆斯·戈登·本纳特之流称雄新闻行当的编辑室。普利策本人其实是前一时代回光返照之异类。此时是20世纪初，我们已经进入了所谓的“记者时代”。记者成为凝缩新闻工作的代表，因为，“事件的层出不穷”将他们推到了新闻工作的中心，迫使报纸成为搜集和撰写新闻的工具，而不再是刊印言论或公文的借口。但是，记者并非受教育者，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绝非饱学之士，而是四处流浪的涂鸦者、不得志的小说家、纨绔子弟等的离奇组合。最为重要的是，他们是些向社会上层流动的移民后裔，有些语言天分，却没有多少教育，至少没有什么文化熏陶。

他们多半政治观点激烈、行为不轨。事实上，他们的劣迹构成了描述该行业的很多民间传说。他们生活在城市的底层，对社会主义和工会没有天然的反感，对其老板的动机不抱任何幻想。普利策恐怕与当时很多人持有同样的想法，以为教育可以驯化这些顽劣之徒，甚至可能将他们转变为守规矩的从业者，并由此而远离社会主义和工会。这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教育成为社会控制的手段。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教育是为收编那些散乱而且好斗的社会群体，将他们纳入与企业运作之目的相一致的轨迹。发展由专业主义意识型态所支撑的职业教育，其动机绝不仅仅在于求知和建立职业标准，而且在于训练一支有道德规范、守秩序、有职业习惯、意识保守的从业群体。

但是，这个动机无法解答如何将新闻教育与高等学府相吻合这个问题，事实上，这个粗鄙的行业与以人文、传统的神学、法学和医学为内容的大学教育格格不入。早期传授新闻的教师，在哥大以及其它地方，多为英语系的不入流者，自以为是地试图通过历史、伦理、法律等学科将新闻嫁接于大学。也就是说，他们求助于人文学科，按照自己的理解，在此基础上建立新闻教育。如果新闻是门职业，它必须有自己的历史。于是，新闻教授的职责之一是撰写这样的历史，并以此显示为什么新闻教育在大学应当有一席之地。同样的，如果新闻是门职业，它就应当有自己的职业伦理，至少应当对第一修正案有深入的理解，于是，新闻教育者试图打造这样的伦理规范，并赋予第一修正案论证新闻职业地位的全新意义。新闻教育者不仅将自己看作教师，而且是新闻这个行业的导师和规范者，致力于提升新闻的地位，使之名正言顺地在大学占一席之地。但是，这二者之关系从来没有融洽。

有了前面凯里对美国新闻教育基本问题的分析，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凯里这么讲述哥大新闻学院的故事。凯里的故事，用粗俗的话说，就是新闻教育在美国是“后娘养的”。这不是说新闻教育在高等学府受虐待。普利策慷慨的钱财支持以及后来普利策新闻奖所带来的公众荣誉，只会是哥大管理者全心欢迎的恩惠。至于新闻教师受到其它学科同事之不屑，正如凯里所描述的，实属“事出有因”：一个并非出自学理的逻辑、连自己的研究对象都整不清的专业如何在高等学府得到尊重呢？

凯里的哥大故事展示的是这么一个历史分析：虽然普利策是哥大新闻教育的成事者，但作为报业大王，他与以学启蒙的大学并非目标同一、价值取向一致，他们对新闻教育的目的与原则也并非鼓瑟相和。他们能够合拍只是历史的机遇所造成的机会主义的结盟。也许，能够教化早期跑新闻的“流氓无产者”，将之收编到主流社会内来是哥大管理者所理解的以学启蒙之内容之一，但是，普利策以及一般而言的新闻业界，希望得到的却是用之得心应手的从业大军，以此保证其持续获利。

身为院长的凯里对此没有回避。他说：“虽然我们无需怀疑普利策建立新闻学院的高尚目的，这有镌刻在新闻学院大楼的话为证，但是，普利策的动机恐怕也有不那么高尚的成份。就如绝大多数人类的成功事业，这一项也带着原罪而降生”。

在更广的意义上，凯里显示，教育本来就是社会控制的手段，如果将这一点自然化，视为理所应当，我们就不可能认识教育应有的人文价值取向。垂教于业界以确定新闻教育的培养目标和衡量标准，正是将社会控制自然化的表现，用葛兰西的概念，就是“意识形态霸权”的标志。

其实，凯里文章的题目（1996年版）译为〈新闻教育何处出错？〉也许更恰当。凯里没有简单地回答自己的问题，但从他的笔调和前后4年两个不同版本的对照看，他的答案之一是，新闻教育追从业界、受业界驱使。这种学界与业界的孪生关系阻止了学界对新闻的人文研究，也蒙盖了新闻学者的观察，令他们以新闻（news）取代新闻型态的社会实践（journalism）——我在后面再谈这两者的区别以及作此区别之重要。其结果是，教新闻者不仅在学界因为学问欠缺而遭不屑，在业界，也常因为实践经验不足而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很多人有无论做学问还是做新闻都很平庸甚至是半瓶子醋的形象。凯里身为哥大新闻学院的院长，却以哥大新闻学院的故事来表明这个观点，我们不得不钦服他的勇气。

3. 芝大的故事：人文学科的景观与情怀

讲完哥大新闻学院的故事，凯里的笔锋骤然一转，到了距纽约千里之外的芝加哥。他要讲芝加哥大学的故事，讲人文学科的景观与情怀。他的这个转折非常耐人寻味，他明确地说芝大的故事是他要讲的故事整体之一部分。我们因此不禁要问：芝大与哥大在什么意义上是同一个故事的不同部分？如何不同？为什么不同？我们还是先读凯里的原文。

芝加哥大学建于1892年，至今已有100多年。得益于洛克菲勒的财力和浸礼教会的支持，它迅速崛起。它那以旧翻新的后哥德式建筑，赋予它一种比哥大更为历史悠久的氛围。与哥大不同，芝大以德国研究大学为模式而孕育，因此无需将研究之使命和职业学院嫁接到已有的本科教育之上，而是齐头并进。这种开端使得芝大有不同的氛围、组织结构和对职业的视野。

芝大从来没有开设新闻课程，最接近的只是广播新闻从业者本顿奖学金。但是，芝大创立了一个学术传统，该传统与马文·戈尔凡德给哥大新生的演讲有类似视野，[1] 提醒人们新闻教育中曾有过的佳境，虽然这佳境属于凤毛麟角。新闻专业的学生有个必经的仪式，就是上“采访与写作”课，在芝大，类似的仪式是上“社会科学导论”课，尤其是当伟大的社会学家，艾夫瑞特·休斯（Everett Hughes）教授这门课的时候。休斯会给学生布置这样的练习：每人一个芝加哥市人口普查街区（census tract），对该街区做出详尽描述。当学生交回作业时，他总是当即拒绝，并附上尖锐的意见和问题，要求对街区生活的各个方面做更好、更深层的描述。

以休斯为典范的芝加哥学派发展的是地域社会学，它深深地扎根于芝加哥这个城市，扎根于和这个城市的各机构之互动。它不仅与市府，而且与其它优于市府的政府机构互动，不仅与民间的改革运动和城市的各种协会互动，而且与简·亚当斯的豪尔屋、刘易斯·萨利文和富兰克·洛德·莱特的建筑行互动。[2] 这个学派致力于建设这个城市的“地方知识”（local knowledge），逐步、谨慎地寻求其普适性。由此而成的社会学硕士论文，除了长度和形式外，与新闻硕士项目非常相象：它们都是对这个城市一个个行业、一个个街区、一个个社会类型、一个个社会问题的描述。一个独特的致力于研究芝加哥都市世界的学术传统由此产生，它的很大一个组成部分涉及大众传媒，我们从《美国的波兰裔农民》、《黄金海岸》[3] 、《都市内的社区报纸》、《帮派》、《为非作歹者》等专著中可以看到这一点。

毫不奇怪，正是在这里，传播研究正式起步，其创立者有约翰·杜威、乔治·荷伯特·米德和罗伯特·帕克。在此之前，这批学者甚至考虑过编辑一份报纸，使之成为他们忙于创立的新型社会科学之载体。戈尔凡德教授在其演讲中遵循的正是这个学术传统，它致力于对一个城市，它居民中的种族、民族和社会关系的深度了解。它所建立的不仅是一个城市的实体生态学，而且是一个地方和居民区的人文生态学。芝加哥学派是研究传播、交通、定居与移民、社会关系与政治机构等城市各个方面的社会学，它力图通过每个居民区、每条街道、每个人口普查街区、每个群体、每个工种或行业，以了解这个都市的全部。这种社会学与新闻非常亲密，不仅因为它运用了通俗易懂的语言，也不仅因为它考察迫切的问题，而且在于它致力于理解这个城市的想象世界，即城市居民——包括新闻从业者们——所携带并依之组织他们生活和相互关系的各种知识、偏见和乖僻，寻求对这一切体谅但批判的理解。在以人文为取向的社会科学，新闻找到了它得以进入大学的自然延生。当然，这是在美国社会学割断其与空间和地方以及这地方活生生的人民生活之联系，朝抽象理论化演变之前。

阅读凯里的芝大故事时，我们丝毫看不到他的调侃与玩世不恭，我们读到的是他对美景的诗意缅怀，对先行者的无比崇敬。通过哥大和芝大的故事，凯里一贬一褒，清晰地表达了他所希望的新闻实践和新闻教育。遗憾的是，恰恰这部分在中文版中缺失。

什么是新闻？它是对活生生现实的描述，是再现的真实，是通向 “真实之整体”的“地方知识”，是对生活浸淫了人文关怀的批判和参与。新闻本身就是获取知识的研究，但不是抽象理论的研究，而是栩栩如生的描述型研究。其目的是理解，并通过这份理解，以人文关怀为尺度对现实生活作出批判，而且还要在此基础上促进社会的进步与改造，使我们的生活在新的境界上更接近人文价值的标准。

如何做新闻？如何学习做新闻？显然，凯里绝不认为新闻从业者要“服从政治”，与政府保持一致，他的“优于市府的政府机构”之语，一方面表述了史实，即芝加哥市政厅曾经非常腐败，另一方面也表达了他对政府之“政治”与“服务”的区别理解。这种区别，恐怕也为新闻从业者开拓新闻实践之思维空间所必需。在凯里的描述中，我们也可看到新闻实践必须有的独立，不仅独立于政府，独立于商界，而且还独立于民间组织和所谓“第三部门”的非政府组织。他所表达的，运用到中国的场景，就是张季鸾当年声称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新闻是一个社会独立的知识建构行业。动辄以某某主义为立场，由某某政策为指导，哪还有新闻可谈？就如福克斯电视新闻（Fox News），虽然它拼命吹嘘自己“公平、平衡”，但它以美国至上和政治保守主义为指导，在坚持新闻专业理念的人当中，有几个人会相信它真的在做新闻？[4] 恰恰相反，以此方式“做新闻”，并获取收视率的不断攀升，正是凯里所担忧、批判的趋势之一。

这里，我们可以回到凯里聆听戈尔凡德教授演讲时的感受。凯里从戈尔凡德对曼哈顿岛地理、人文和历史如数家珍式的描述中看到了新闻应有的芝加哥学派传统。为什么？他的回答在中文版中缺失，必须补上：[5]

戈尔凡德教授的精彩演讲，借用格莱第·克雷在报社工作时写的一本书的题目来说，是“如何阅读一个城市”的演练。他在教学生们如何阅读纽约：如何看到其街道和广场是一代又一代的移民和本地居民以其生命所镌刻的文本；如何看到各个群体，在不断更新的交通管道内、以日益翻新的传播方式相互碰撞，在街区留下了他们的踪迹，以供我们一层层地挖掘并解读。戈尔凡德教授所汲取的是深厚的美国学术传统，即透过交通和传播的基础设施，展现人们定居和移民的复杂历史格局，看到一个充满生命活力的城市。他要他的学生如他一般聆听这个城市的叙述，读到一个隐含移民者的生活和生命的文本，一个以切切私语讲述代代移民的希望和梦想的文本。这些移民，如最早靠岸的荷兰海员，曼哈顿岛对他们而言，借用斯各特·菲茨杰拉德的话，是“新世界新鲜翠绿的生命之泉”。

可见，在凯里看来，新闻就是这种对人和人的生活，人们的希望与梦想，人们生活中的社会关系场景独特、历史关联的描述。新闻（news）是文本，但凯里会说，这只是就新闻作品而言，没有触及作品产生之过程和方法。作为社会实践的新闻（journalism），必须以社会生活作为文本，对之采取人文的解读。这就是做新闻的方法。

凯里贬哥大而褒芝大，也清楚地表明了他对新闻教育的看法。新闻教育的目的不应当是狭义实用主义式地为业界培训称职雇员，而应当是培育有能力继承启蒙传统的社会和文化批评家，他们要会“跑”新闻，但更重要的是，他们要具有在把握社会“真实的整体”基础上发掘新闻的能力。他们要具有描述的基本功，但更重要的是，借用文化人类学家吉尔茨的话，他们不从事味同嚼蜡的“浅描”，而是善长具有分析穿透力的“深描”。他们是专业人士（professionals），这不仅在于他们掌握了通过专门训练得到的技能，更在于他们具有服务全体社会、倡扬公共利益、献身社会福祉的精神，并有将这种献身精神转换到自己的日常工作之能力。

显然，培养这样的专业人士与业界对称职雇员的需求处在两个不同的境界。二者并非水火不相容，恰恰相反，它们有相通之处。但前者显然境界要高，文化底蕴要更深厚。凯里没有具体谈新闻教育中无时不在的各种冲突，比如技能与理论训练之冲突，精专与博雅之冲突，基本功与最新技术之冲突等，以致同样做院长的Wattella教授抱怨他不探讨细节这个“魔鬼”。我想，凯里恐怕会欣然接受这个批评。但是，凯里以两个故事告诉我们，这些所谓冲突，其实是生活中自然存在之张力，它们只会在以博雅为原则的、扎根于现实生活的人文训练中得到缓解（不是消除！）。一味地伸手向业界索取“急需人才”的处方单，只会加深这些冲突，导致要么大学放弃“阳春白雪”的矜持，将新闻教育降格为业界的培训班，要么大学裁减新闻教育，以保证其应有的学术品味，维持其特有的社会、文化使命。历年来，两种现象在美国大学都时有发生。

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传统，但是，与业界合作并按业界需求而建立的教学模式与博雅的人文教育之间缺乏天然的吻合，而以欧洲大陆的研究大学为模式建立的教学模式则更可能提供这样的人文教育场所。

4. “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新闻与传播的区别，此“传播”非彼“传播”

面对“传播”一词的四处泛滥，面对在“传播”旗帜下广告、公关、传媒经营管理、平面或音像传媒制作、网络媒体制作等等的冲击，新闻尚未认清自己面目，已处在了四面楚歌之中。商业浪潮的冲击，更是在瓦解新闻教育者在大学立足的基础：新闻的专业理念，作为第一修正案嫡传的自由报业，新闻业界的需求。这不仅是美国面临的问题，也是中国新闻改革（现在恐怕用“传媒体制改革”更合适）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在中国，更加上了与意识形态相交织的“新闻学”与“传播学”之争，于是，“新闻”不等于“传播”、“传播”扼杀了“新闻”、“传播学”助纣为虐，为新闻的商品化、庸俗化、扇情化提供理论资源等等意念时有所闻。在这样的背景下，凯里对所谓传播学的批判，可谓及时雨。

但是，且慢，凯里在说什么？“传播”是什么？“传播学”又是什么？有一个还是多个“传播学”？它们与新闻在历史上如何关联？产生了什么后果？我们有些同事太浮躁，等不及寻求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哪怕是初步的解答，就匆忙地摆出个“你死我活”的架式，以为学术之争也如当年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学术生涯成长于反越战、民权运动时代的凯里是位斗争性很强的学者，那么，我们还是来看看他说了些什么，怎么说的吧。这部分凯里的研讨会发言稿与正式出版稿有出入，后者增加了很多内容。我采用的是正式出版稿。

当新闻教育在哥大孕育、现代地域社会科学在芝大发展之时，另一个不同的传统正在中西部土地基金（land grant）大学扎根。[6] 这些大学引入新闻教育有各种目的，其中有些味道不正。通常，各州由地方中小报纸而不是都市大报编辑组成的报业协会推动了新闻院系之建立。

在19－20世纪转折之时，大学校园内最令人头疼的往往是那些在学生报社、辩论社团、校园剧场扎堆的学生。其他人也许循规蹈矩，或者至少在人们对喧闹的本科生的期待范围内。但是这些聚集报社、辩论社团和剧场的学生却有些反叛的癖好。他们喜好写些政治性的东西，喜欢辩论爱情，上演妇女解放的剧作。这些学生大多在英语专业，这是当时人数最多的专业。于是，比较有文化熏陶的大学校长们（或者那些至少对自己的职业生存有着健康兴趣的校长们）就指定一些教师作学生报纸、剧院和辩论社团的辅导员（faculty advisor），被指定的这些人通常是英语系的教师或校外搜罗来的人。表面上，他们的职责是教授一点儿新闻、戏剧和辩论，其实，他们只是大学管理者的延伸，其职责是“约束学生们令人讨厌的恶习，改造他们脏话连篇的语言，使他们成为守规矩、可上台面的公民”。

简言之，最早的新闻课程设计有明确目的，就是将不负责任的写作者调教为负责任的新闻人士，不仅教授他们一些技能，而且传授他们一些与寻求秩序和服从的校长们相适应的政治和伦理。在一定程度上，这些大学校长们与普利策有相同的目的：向危害其机构和事业的群体施加社会控制。学生报纸比新闻教育要历史悠久得多，但它与新引入的教学内容之间有着某种天然的关联。指定的教师辅导员试图一方面教授些技能，一方面抑制年轻学子自然的过分倾向，这些人有心成为新闻从业者，但却没有学会好的习惯和对资本主义负责任的信奉。好几代人之后，同样的复杂动机导致大学建立非裔美国人和妇女研究专业：将最令人头疼的学生收编到大学的管理机器内。

这是目前庞大的州立大学新闻教育事业的卑微开端。州立大学周围没有第二个约瑟夫·普利策，因此，如前所述，将新闻教育从英语系分离开来的推动者往往是小报编辑和州报业协会，他们试图提高自己谦卑业务的名望。在这些人所服务的报社，人员分工极其原始，新闻采编与广告之间是互补而不是相互冲突的关系。因此，在这些州立大学，新闻与广告同为敲开学园大门的课程，现在这个门向“传播”的各项附属技能大敞。

在这些州立大学，当以非纯粹学术目标而降生的新闻教育终于脱离英语文学时，必须在学术环境内争得自己的一席之地。自然地，它转向伦理、历史和法律，试图从中找到教授这门日常技能的理由。但是人文和法学却不欢迎卑微文化侵入它们这些历史悠久的门第和高尚的职业。

到了40年代末，机遇来临，新闻可以和由战事刺激而生的社会科学新发展挂钩，以此在大学得到一个安顿之所。二战期间的研究成果之一是发现了信号系统之数学基础，它诞生于政府资助的专事雷达和声纳研究的实验室。这项发现绝非天真无邪，因为，数学可用于解释各种——机械的、电子的和人的——系统之内部关系，包括电报操作，自动门运作，以及灵长类动物从事的更加复杂的整合过程。当科学寻找到能统一千变万化之现象的普适规律时，那是最令人陶醉的。40年代出现了这样的时刻，因为科学家们发现了描述各类——通过线路、以太或神经细胞的——传播过程，至少是信号过程的数学原则。我们今天很难体会这一发现引起的兴奋和不可一世。那是自启蒙运动以来我们得以享受的理性之梦，它不仅重整了高等教育，而且重整了当代生活的方方面面。与之结盟的是另一项政府资助的研究，即研究敌方、部队鼓舞士气和驯化大后方等方面的宣传，只是其结果与前者相比差之甚远。

由此而发的新兴传播科学其实是对各系统——物体、生理和社会——控制与协调的科学。它的形成有着战后的大背景，即国家安全体系形成，并占据大学的战后真空，改变其机构、课程和学术视野。

这一发展的危险甚至连这门学科的创始者都有清醒认识。诺伯特·维纳在他一本预言式的小册子《人类对人的使用》中谈到，作为控制一切——生物或非生物——的传播科学会危及一个文化最深层的人文动机。[7] 诗人和作家尤其敏感，认识到这门新兴科学会危及人们对语言和文学的理解。在《荒芜恶魔》中，诗人艾伦·塔特溶和了他南方人对工业化的抵触和对新兴的传播科学危及文学的担心。[8] 在他看来，那是现代世俗主义对人本精神的胜利，但却是未曾深思熟虑的胜利。“我们关于文学为传播的新理论，”他说，“在过去，在那个只要有人群就有心灵交流活动的时代是不可能的。传播这个词本身就假定了世俗社会的胜利，没有目标的工具之胜利。”当然，塔特是在抗议科学现代主义的胜利，这一胜利，在一个诗人看来，是从根子上和视野上反文学的，反人文的。在其他很多作者和人文学家眼里，这同一趋势反映的是反民主的思潮，证实了韦伯的预言：社会生活将成为由科学统治的实验室，成为将号称公民的人变成实验对象的铁笼。回首过去，这个趋势看上去就象是这么一个时刻：美国的政治确立了教会与政府的分离，却又寻求了教会与科学之新型结构。

新兴的传播科学，至少从其隐喻和抱负而言，总地来说，为新闻教育带来了非常不幸的结果。一门控制的学科和以自由为精髓的新闻应当说水火不相容，但实际上它们却成了合作伙伴。殊不知，这门控制的学科并非关于启蒙和公民性的科学，并非是生长于社会之科学，并非为清晰我们的视野、扩大我们的选择、模拟我们实际面对的进退维谷、提高我们理解自己的精密度而发展的科学，而是一个关于社会的科学，是为控制公民，即便是仁慈控制而设立的科学。这与在芝大发展起来的老式传播科学不同，那个传播学与新闻志趣相投，共享其对人的高尚期望。新科学将新闻变为它的研究对象，它的把玩器具；对新闻的功利型而不是内发型的理解，将新闻降格为信号系统，而不是将新闻看作一种社会行动、一类政治现象和对社会的一种想象建构。长远来看，将新闻臣属于传播，对这个行业，最终对民主政治造成无法估量的危害。我们可从一个最近的例子来看这一点。

如果在1930年代，钢铁或石油工业的资本购买美国新闻得以实践的实体，定会导致抗议的浪潮，人们会要捍卫第一修正案，会反对基础产业入侵公共领域，滥用人民的民利。但是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美国新闻被娱乐和传播产业殖民化了的时代，这个产业在全国乃至全球的位置就如石油和钢铁产业在30年代的位置。我们很难对这种入侵掀起一个抗议的浪潮，因为，经过数十年的理论和实践，新闻已为传播所吞并，并以传播为自己的身份认同。新闻已经失去了它作为一项民主的艺术所应有的独立，成为传播的一部分。“媒介”和“传播”这样的词汇，实际上是现实发生的语言表现，这些发生包括将第一修正案的政治权利缩减为经济权利，以建立市场竞争取代政治参与的权利。而新闻教育，就其最广的意义层面，必须对这些转变承担部分责任。

至此，凯里基本上讲完了美国新闻教育历史渊源的三个故事。它们是构成一个大故事的小故事。对报业大王建立哥大新闻学院的故事，凯里是调侃和嘲笑；对在人文土壤发轫地域社会学的故事，凯里是景仰和赞叹；对以现代传播科学改造新闻教育的故事，凯里则是批判和痛恨。显然，对于那些“传播”扼杀了“新闻”、“传播学”助纣为虐等观点，凯里是赞同的。在他那里，新闻不能等同为信息，如果作这种对等，就等于抽掉了新闻的灵魂。新闻实践也不同于其它的传播实践，因为新闻以启蒙运动的核心关注为抱负，以在实践中落实民主追求为目标，以社会福祉为基点，这与社会的其它传播实践，如广告、公关、信号传递等，在根本上有着立足点的不同，追求目标的不同。而“传播”的意念与政治控制和商业牟利的目标有着更自然的逻辑亲缘关系。他认为“土地基金”大学的应用承诺，联邦政府资助所带来的学术议题和取向之局限，由此萌发的以如何有效施行控制为动机的传播科学，是半路杀出的程咬金，阻碍了在芝大萌芽的新闻与人文传统的逐渐汇流，导致了新闻、新闻教育步入歧途。

但是，如果我们从中得出凯里提倡新闻学，反对传播学的结论，恐怕至少似是而非。首先，凯里反对的是以控制论为代表、以社会控制为根本目的、以信号传递为基本观念、以实证主义自然科学为基本模式的传播学。他推崇的是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以人文价值取向为动因、以理解人及由人的活动所建构的社会关系并使之升华为目标的传播研究。也就是说，在凯里那里，有多个不同的传播学，他对不同的模式有偏好、有选择。他反对他称为以“运输”隐喻而建构的传播理念，鼓吹以“社会仪式”为隐喻的传播理念，认为传播必须有目的，而目的不应当仅仅是信息流通的效率和控制的效果，更应当是人与人之间伙伴情谊（fellowship）的建立，同属社区的建构，共享文化的再生和提高。因此，他认为，传播就是文化。我于1996年曾在〈传媒与文化〉一文中，将他的这个观点作为三个不同理论模式做了点介绍。[9]

其次，虽然凯里写作极为出色，显然他对此文中使用的“传播”一词并未细细掂量。我相信，他会认为那是咬文嚼字，枯燥乏味。他的听众，不仅享受他文笔的优美，而且知道他在什么意义上运用几个关键词。文化以及生于此的语境有这个力量。但是，换了语境之后，他的用语失去了烘托，会生发出不同的意义。如果这时再掺加解读者个人的议题（agenda）和疏于深究的浮躁，就更难免各说各话。要理解凯里是否在反对传播学，我们必须弄清他的基本语汇。

先看新闻。凯里通篇使用的是journalism，而不是news，虽然这两个词在中文经常同译为“新闻”。将前者译为“新闻学”，实在有点拉郎配的味道，因为，读完凯里的文章，我很难想象他会与我们一样谈论什么“新闻学”。[10] 他称新闻（journalism）为“a craft”，即一个行当，一门手艺，“学”自何来？从他调侃、挖苦的笔调看，他会认为，将这门手艺上升为“学”恐怕并非来自学理的推导，而是一种学术政治的运作。发表凯里文章的刊物，若按我们的喜好，当然应当译作《新闻学：理论、实践和批评》。但那一来，我们给自己制造很多麻烦，因为，“新闻学的理论”还说得过去，要讲“新闻学的实践”和“新闻学的批评”，那岂不是大大限制了该杂志的考察范围？我们是否该将创刊号以journalism studies命名的笔谈理解为对新闻学的研究？那岂不是改换了研究对象？我们不可随意将研究的对象与对该对象的研究等同起来，作这样的区别，就如区别“鱼”和“鱼的故事”对理解什么是新闻、如何做新闻一样至关重要。

再看传播。凯里还算仔细，在用“传播”时，他指以“运输”为隐喻所理解并从事的人的交流活动，如广告、公关等。当他在谈关于传播的控制科学时，他用的是science of communication，即关于传播的科学，而且他特指控制论及与其共享某些基本概念的理论，如信息论。我们不可以将作为活动的传播等同于以这些活动为考察对象的传播学。我在后面谈凯里的新闻三原则时再回头谈这一点。我们也不能随意地将“反对传播学”的帽子给凯里扣上，除了前面提到的原因（凯里不认为只有一个传播学）外，还因为我看不到在任何一个地方，凯里采用了我们在中文语境里所理解的“传播学”。可以肯定，他不会赞同将传播作为一个学科（discipline），也许他会同意艾利休·凯茨（Elihu Katz）等人，认为传播研究是一个交叉学科的研究领域（a field of research）。因此，传播研究是多元的、开放的，绝没有作为一门“学”所假设的系统、统一和关闭。[11] 将“传播学”不分青红皂白地看作是一个东西，要么是缺乏接触，要么是将其它动机置于学术探讨之上。

第三，历史地来看，凯里并没有否认引入传播研究的重大价值。在其文章的研讨会稿中，他声称，“传播教育的发展是20世纪最为突出的成就之一，它导致了一些具有持续重要性的学术成果”。将这话放到他所描述的历史场景下，我们可以看到，传播研究的引入确实巩固了新闻院系在高等学府的地位，虽然这与凯里所理解的新闻教育所应有的位置不同。所谓研究大学，必然以知识创新为核心目的，必须有一定的“象牙塔”和“阳春白雪”成份。早期新闻教育在大学之受歧视，与大学的这个基本取向有关。新闻教育在美国一些州立大学的“误入歧途”，也与一方面要承担法定的实用职责，一方面又要保持与研究大学相应的学术水准和品味有关。凯里所反对的不是传播研究，尤其不是他所偏好的人文研究；他反对的是以传播取代新闻，并以此为基础，混淆新闻与其它类型的传播活动。在他看来，这么做的结果是在更大层面步哥大新闻学院建院之初的后尘：不是对业界的实践采取审视和批判的态度，而是与业界合作，追寻业界的需求，以此确定自己的办学方针和课程设置。这种取向的新闻或传播教育，正如凯里所说，为传媒产业的反民主、反人文发展不但提供了适用的工匠，而且提供了理论的资源。这是目前各传播院系本科教育所走之路，我们从本文开头介绍的中田纳西州立大学大众传播学院之结构可见一斑。这一趋势，造成了目前以培养“传媒人材”取代培养“新闻人材”的危机。认识这一危机，试图重新弘扬新闻教育的基本原则，是我们应当做的事情，但做法上绝不是否定传播研究。新闻和新闻教育与传播和传播教育绝不是“你死我活”，也不应“非此即彼”。如果以技能教育取代研究、取代人文教育的博雅，无论新闻还是传播教育，都将被降格为职业培训班，只会与凯里所鼓吹的方向南辕北辙。如凯里说的，“技能，从长远看，实在太单薄，不足以使新闻教育在大学占一席之地”。

再谈新闻与传播之别

有了历史的场景，恐怕我们可以再来探讨新闻与传播之别。其实，从以上凯里的三个故事中，我们知道，谈区别也就是谈联系。我们还是从凯里的原文入手。这部分凯里文章的两个版本不同，但它们相互映照，应当放在一起来读。首先看他正式发表的版本。

但是，新闻是与传媒和传播不同的东西。它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实践。已故历史学家麦克尔·奥克朔特（Michael Oakshott）将历史定义为“定位于过去的真实之整体”，我们可以加上这么一句，新闻是定位于现时的真实之整体。如此来看，新闻的天然学术家园应当是人文学科和人文取向的社会科学。新闻自然地与政治理论相亲，因为政治理论培育我们对民主生活和体制的理解；它自然地与文学相亲，因为它从文学得到对语言和表述强化了的敏感以及对叙述形式的理解；它自然地与哲学相亲，因为它可从中获得其道德基础之澄清；它自然地与艺术相亲，因为艺术丰富新闻对视觉世界之一体的想象空间；它自然与历史相亲，因为历史为新闻提供了自觉意识的基石。

凯里在此清楚表达了他的新闻教育观，甚至具体到了新闻专业应当包括那些课程。如此强烈地表述的观点，确实隐含了将新闻教育“一元化”的危险，Steiner和Wattella教授对他的批评不是没有道理。但是，凯里有他的理由，这理由来自他的新闻三原则。也许，如李欧梵教授指出的，这三原则太具争议性，也许如凯里自己所说，他只是概述了这三原则，没有阐发，因此在正式发表的版本中，他将这部分删掉了。可是，恰恰是这三条引起的反响最强烈，正如李欧梵教授说的，凯里将这三条表述为新闻的“金科玉律”，因此，应当包括在此。

原则一：新闻和新闻教育绝不等于或包含广告、传播、媒介研究、公共关系或广播。新闻是一种独特的社会实践，成型于特定的历史时刻，绝不可与其它相关但不同的社会实践相混淆。新闻与那些活动既不可在教学中混淆，也不可在新闻实践中等同。新闻教育必须将新闻作为独特的现象来关注。

原则二：新闻作为独特的社会实践不可与传媒和传播相混淆。传媒是新闻得以发生的组织和官僚机构，是新闻使用的技术；传播是意义传递的一般过程，但是它们都不是新闻。新闻实践可发生在或大或小的组织，可由实践者个人或群体共同操作，可以使用声音、书写、印刷媒体或电视摄像机。新闻在哪里及如何生产是重要的问题，但如果将新闻混淆为传媒或传播，无异于将鱼和鱼的故事混为一谈。

原则三：新闻是民主的另一个名称，或者说，没有民主就没有新闻。新闻没有其得以实践的内在理由，新闻得以实践的理由只能来自它的社会后果，即成就民主的社会秩序。前苏联有传媒，也有传播，甚至有新闻机构，但它没有新闻，因为它没有民主。只有民主才会哺育作为社会实践的新闻。现代民主社会，套用哲学家查尔斯·泰勒的话，只有走过场的新闻。社论好象是作者给读者们提供值得思考的意见，报纸和电视出现的新闻声称是对新近发生事实的真实报道，大型游行示威表面上是给大众一个泄愤的渠道。所有这些都在发生，构成有一个通过交流而达到共识的景观，但这恰恰是从一开始就精心建构而要达到的效果。为什么这些活动貌似新闻而不是新闻，为什么“苏联新闻工作者”本身是自相矛盾的表述？原因只有一个，新闻的必要条件是有事实上的民主体制，或对民主体制的追求。

正是因为凯里的这些话，我们必须区别作为文本的新闻（news），作为社会实践的新闻（journalism），和我们熟悉的用语“新闻学”。从这些话，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凯里说新闻教育近百年后，我们仍然没有寻找到新闻。通过这些话，我也明白了为什么自己求学新闻专业时根本没有触摸到新闻。作为一种文本的型态，新闻在各个社会都有，但那只是形式，是过场。新闻必须有灵魂，有其社会存在之理由，这灵魂存在于将新闻这种社会实践与民主体制相勾联，在与以新闻实践不断提升民主生活、健全民主体制。将形式或过场作为内核和灵魂，无异于把僵尸人格化。但是，无论如何梳妆打扮，僵尸不会成为活生生的人。凯里以第三条原则提醒我们，不要误认僵尸为活人。

凯里的新闻观首先是反对我们在商业化浪潮席卷全球时司空见惯的现象和趋势。凯里反对将新闻商品化，成为媒体组织盈利的手段。凯里反对新闻的传播化，因为将新闻等同于信息的传递，就是扼杀新闻应有的灵魂，这就是人文的关怀和评判。凯里当然也反对新闻的政治化，虽然他认为新闻教育必须与政治理论结盟，因为从任何意识形态或利益取向出发要求新闻，就是为新闻套上枷锁，就扼杀新闻本身。凯里还反对采用以控制为基本原则的科学模式研究、教授新闻，因为这种模式违背了新闻的自由天性。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12] 凯里借分析美国新闻媒体对9.11事件的报道，尖锐指出，“水门事件”以后，美国新闻界一直在睡觉。商业化和传媒垄断的压力，以及新闻从业者对商业利益的臣服，使得美国新闻媒体对9.11事件的报道完全缺乏应有的历史透视，无法给公众提供一个理解9.11事件的解读框架，更不要说帮助美国公众反思美国政府和企业在全球的作为。因此，他再次强调，必须遏制商业媒体的反民主倾向，必须维护新闻的灵魂。联系他在〈美国新闻教育错在哪里〉一文中的分析，我们可以推导，他会认为，新闻从业者和新闻教育者，作为民主生活方式的实践者和民主体制的维护者，对此都应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

更重要的是，凯里的新闻观还包含他所赞成的内容，这与只“破”不“立”的批判不同。他赞成将新闻看作独特的社会实践，不仅以此来研究和教授新闻，而且更要推动这种新闻观的实现。他赞成将新闻与民主相联，令新闻延续启蒙时代的人文精神和人文价值，赋予新闻在社会生活中净化人们心灵、唤醒人们思考的功能。他赞成将新闻作为对社会生活的一种研究。这种研究重描述，重生活的活力，重发掘和积累地方知识。

当然，凯里表达的是个理想境界，他认为，在美国，经过百年的新闻教育，“新闻这行当和新闻教育的承诺仍然有待实现”。既然在美国，一个以第一修正案、以杰弗逊宁要自由报刊而不要政府的大话相炫耀的国家，新闻仍然有待实现其承诺，那么，我们也不必自欺欺人，而是应当老老实实地承认，为实现凯里所描绘的新闻，我们面临艰难的路程。在永不会完美的现实，有什么可以退而求其次的选择？有什么可以将我们引上接近他所描绘的理想之道路？凯里在分析9.11事件的文章中说，有，那就是与民主制度配套的独立新闻媒体和新闻专业主义。他以其惯有的诗意笔调这么表达他的信念：

现代新闻有许多毛病。就如一句老话说的，看门狗经常成为宠物狗。但是，独立新闻媒体的理念是媒体代表公众，拆除掩盖私利与特权的面具，将共和国的阴暗角落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在各种充分掂量的观点中寻求真知，并对每个市民以事实相告。这些关于媒体角色的理念帮助这个国家渡过了不少黑暗的时刻 。

凯里并不反对传播研究，但他偏好的是人文取向的传播研究，是遵从芝加哥学派的传播研究。在这一点上，凯里表现出他自身的局限和偏见。他对人文精神之呼唤，时时有对浪漫化了的过去吟唱挽歌的味道，当然他唱得非常动听，唱得深信不疑。这种理想主义，在新闻界、在传播研究界都太少见，因而我们不得不折服。但是，他对现代社会科学的批判，却有以偏概全、全面横扫的味道。他看到了将现代社会科学的基本原则宗教化的危害，提醒我们警惕对科学的迷信，提醒我们不要在所谓“采用了科学的方法”的声称面前放下批判的武器。对我们目前起步时期的传播研究，凯里的话可谓当头棒喝。他对传播研究的批判适用于美国这个领域的很多人，那些人拿着现代社会科学的榔头东敲西砸，却罔顾自己选择传播研究这职业时已经对服务社会和公众福祉所作的承诺。他的批判也适用于那些将简单、抽象的传播模式作为宗教信条，以为它可取代新闻的人，当然也包括这些人对“新闻学”所发的“非此即彼”之言论。但是，凯里的局限在于，他不去光顾“细节这个魔鬼”。如果他光顾了，以他的眼光和境界，他就会看到，对传播的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绝不仅限于当年被贬称为“行政型研究”的刻板印象，绝不仅限于研究如何协调控制系统、加强控制力度。

对此，我也来讲个故事。我的一位同事教一门研究生的传媒研究理论课，他本人从事文化研究，因此其课以这个领域的理论为主要内容，要学生们读威廉姆斯、霍尔、哈贝马斯、葛兰西、福柯等理论家的著作。为全面起见，他也要学生读拉扎斯费尔德、罗杰斯、查菲等人的著述，并将这部分冠以“行政型研究”之名。他要我去客座一堂课，讲这部分的内容。我从这些人研究的理论假设开始，讲他们如何以这些民主体制的基本原则为起点，以实证的方法，来检验在传媒的实际运作中如何偏离这些基本原则，以及这些偏离的某些规律性特征。他在总结这堂课时说，“原来实证研究与我们的研究在原则上很一致”。

我相信我的同事的话。传播研究必须有凯里所提倡的人文情怀和价值标准，否则没有灵魂。同时，现代社会科学毕竟为我们研究社会生活提供了工具和理论资源，以此为背景的传播研究应当能丰富新闻教育，提高新闻工作者分析社会现实的技能，帮助他们抵御传媒逻辑对新闻原则的侵蚀，警惕自己的实践对民主与公共利益可能造成的危害。这其实是施拉姆当年创立大众传播领域的想法之一部分。凯里对这部分的历史没有多谈，但至少他没有完全否定施拉姆的开创性工作，虽然，施拉姆是将信息论引入传播研究的助产士。在我看来，施拉姆如果今天在世，也会如凯里一样痛心疾首，只不过重点可能不同。他可能会对广告、公关、媒介经营与管理等技能课、业务课挤压传播的社会科学研究而痛心疾首，对不少人的传播研究淡化人文关怀、民主情操而痛心疾首。但我相信，施拉姆会与凯里一道，反对将这些传播活动等同于作为社会实践的新闻，他甚至可能会反对以传播研究取代新闻研究，因为它们的研究对象具有不同的社会和文化内涵。

我信奉传播研究的多元与开放，以为我们选择不同的取向，终会殊途同归，当然，前提条件是追求同样的人文精神。凯里的偏颇，丝毫不减少他对新闻和新闻教育分析的份量。其实，隔雾观花看走样并非少见，文化和批判学者与实证学者之间的相互抵触，社会科学界量化与质化研究者之间的互相误解等都是这种问题的表现。我景仰凯里的人文情怀和境界，同时也相信社会科学对新闻及新闻教育有实实在在的贡献，二者并不矛盾。值得欣慰的是，在英美，在“传播”甚嚣尘上的同时，新闻已经开始被作为专门的研究领域，前面所提及的刊物，《新闻：理论、实践和批评》的出现是一个清晰的信号。

芭比·翟利泽教授在介绍创刊号之笔谈时这么说：“《新闻：理论、实践和批评》的使命是，研究在各个场景下的新闻，并以此而领会更广泛的理论观点，文化和历史条件，以及研究方法”。我们需要的不仅是凯里的理想主义和人文情怀，而且是翟利泽的开放与多元。

注释：

[1] 凯里在文章开头讲述了初入哥大的一场经历。哥大每年为新入校的学生和教工组织一场了解纽约的演讲，演讲者为“非哥大的本地历史学家”（凯里语）马文·戈尔凡德教授。李昕译本包括了凯里对此的描述，在此不重复。我在后面还要补充李昕译本缺失的内容，那是我认为凯里对故事的总结，必须包括。

[2] 简·亚当斯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生活在芝加哥的美国著名社会活动家，她建立并管理了专门为移民提供住处、帮助他们在美国落脚并建立社区联系的查尔斯·豪尔居屋。她因其社会改造和劳工福利方面的贡献而获1931年诺贝尔和平奖。刘易斯·萨利文和富兰克·洛德·莱特为美国著名建筑师。萨利文在芝加哥开设了建筑行，在芝加哥1871年大火后的重建中设计了很多著名建筑。莱特1888年加入萨利文的建筑行，虽然于1893年因故被解雇，但他在萨利文的经历奠定了他建筑师职业的基础。莱特后来成为美国中西部Prairie House风格的民居设计的鼻祖。这种风格的民居强调线条优美、通风透光、内外连通、房屋与地形一体，它们在芝加哥居民区随处可见，至今仍是美国中西部最受欢迎的民居设计。

[3] 这是芝加哥市一个沿密执安湖街区的名称。

[4] 福克斯电视新闻是莫多克拥有的福克斯有线电视的新闻频道，其主管，Roger Ailes，曾是老布什1988年总统竞选时的媒介顾问之一，为其制作攻击竞争对手的电视广告。自开播以来，福克斯电视新闻已屡次在收视率上击败更老牌的CNN。

[5] 为中文的简练和读者阅读的方便，我在译文中删去了凯里在这段话里引用的一些具体地名和人名等。但我尽可能完整传达凯里的原意和语调。

[6] “土地基金”大学指那些接受联邦政府资助并因此承担应用研究、研究成果推广、开放大学招生对象的公立大学。最早的联邦法案称为“土地基金法”（或莫若法），经来自拂蒙特州的联邦参议院Justin Morrill推动，国会通过，于1862年由林肯总统签署生效。该法案的基本原则是，高等教育学府必须开展应用研究和研究成果之推广，尤其是农林业和生命科学，必须对社会开放，包括招生方面。为支持这些承诺的实现，联邦政府下放一些联邦土地，由州政府经营，所得收入以基金的形式投入大学。全美现有100多所这样的大学。

[7] 诺伯特·维纳（Norbert Weiner）是控制论的创始者。他后半生写了大量著作，抨击其研究成果如何被误用以控制人的活动、控制社会。这部分往往被后来者所忽略。凯里所引的是维纳写的一个控制论通俗本，其原题是《The Human Use of Human Beings》。殷晓蓉教授在《传播学史》一书中采用的译名，《人类对人力的使用》，失去了凯里所讲的这份批判。英语中大写的Beings很难用中文表达，它指构成人的有其内在不可异化之价值的一切。如果用“存在”来表达，虽不理想，但比“人力”要好。我选择的译名，《人类对人的使用》，很不理想，但为的是强调大写的“人”。

[8] 艾伦·塔特（Allen Tate，1899-1979），美国诗人。早年在田纳西州编辑诗刊，《逃亡者》，以此集结了一些南部诗人，强调诗的规格技巧，鼓吹南方农业社会的传统价值，抨击北方工业化的影响。1950年皈依罗马天主教，1951年起任明尼苏达大学英语文学教授，直至退休。《荒芜恶魔》是他1953年出版的散文集。

[9] 见潘忠党（1996），《传媒与文化：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的三个模式》，《现代传播》第4期，第9－14页；第5期，第16－24页。当时我将Carey译为凯利。

[10] 对此，我在后面还要再涉及。此处仅指出中－英语义在阅读凯里文章时之不同。

[11] 参见Elihu Katz, John Durham Peters, Tamar Liebes, & Avril Orloff (2003). Introduction: Shoulders to stand on. In Canonical Texts in Media Research: Are there any? Should there be? How about these? (pp. 1-8). London: Polity Press.

[12] James W. Carey (2002), “American journalism on, before, and after September 11,” in Barbie Zelizer & Stuart Allan (Eds.), Journalism after September 11 (pp. 71-90). London: Routled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