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式执法,公权的辱没

在法治社会中。执法部门应该依法行政。执法人员应该亲临现场，倾听群众呼声，秉公执法。“钓鱼式执法”不仅辱没了执法者的形象，降低了执法者在民众心中的威信，也使官民信任度降低，社会信任危机不断加剧。

这里要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有一位智者，人都说他有大智慧。有个流浪汉不相信。他知道智者有匹好马，就放下狠话：我要把他的马骗来。他假装晕倒在智者遛马的路上，智者赶紧下马帮忙，流浪汉突然诈尸，跳上马背：“都说你有大智慧，怎么连自己的马都看不住呢?”智者说：“马可以送给你，但求你别把这事情说出去。”流浪汉说：“你也有怕丢脸的时候吗?”智者说：“我是怕你把这事情说出去，就再没有人帮助倒在路边的人了。”

故事原本的结尾是――流浪汉羞愧难当，当即拜智者为师。而现在，这个结尾已经被改成――流浪汉朗声笑道：“我晕倒关你什么事。”然后快马加鞭跑走。

故事之所以有了这样的结尾，源自于现实版的各种“钓鱼”事件：白领张军因好心捎了一位自称胃病的路人，结果遭遇“倒钩”――运管部门钓鱼执法，张军被扣车罚款一万；年轻司机孙中界因遭遇钓鱼执法而自残小指；一位男子新买面包车遭“钓鱼执法”，当事人求情时，车管所工作人员说：“你是不是傻啊，你这几天有没有看报纸啊，钓鱼你懂不懂?”

运用受限的“钓鱼”执法

钓鱼式执法。法律上又称之为诱惑侦查或诱捕侦查。

在现代社会中，随着通讯和交通的发达，许多高度隐密性、能见度极低的犯罪，如果不是犯罪圈内人所知悉，如交易、、侵犯著作权和贩卖假币等“无被害人的犯罪”活动中，那么破案的机会就非常渺茫。因此在这个时候如果不是用特别的侦查方法，那么就很难奏效。诱惑侦查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通过非常手段获得证据，从而减少破案的成本，提高犯罪侦查的效率。

1910年，美国成立联邦调查局。其后，诱惑侦查被运用于刑事侦查中。但随着诱惑侦查频繁运用，产生了侦查机关、诱使一般公民犯罪的恶果。于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判例，区分了两种不同的诱惑侦查，并形成了合法与否的判定标准。

第一种是“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在此种类型的诱惑侦查中。被诱惑者本来就已经产生犯罪倾向或者已有先前犯罪行为，而诱惑者仅仅是提供了一种有利于其实施犯罪的客观条件和机会，所以称之为“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它区别于前者的明显特征是有明确的诱惑目标，该目标人具有重大的犯罪嫌疑，侦查者的行为旨在诱使潜在的罪犯现身或使其犯罪行为暴露，诱惑行为充其量只是强化了犯罪嫌疑人固有的犯罪倾向，而不存在诱人犯罪的可能。

第二种是“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在这种侦查中，虽然被诱惑者被认为是犯罪嫌疑人，但实际上他并没有犯罪意图，而正是诱惑者采取了主动、积极的刺激行为使他在强烈的诱惑下产生犯意，进而实施了犯罪行为。在美国，类似的侦查方法曾被广泛运用并为法律所容许，但后来有人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警察设置的圈套实际上是在“引诱”原本清白的人进行犯罪活动，违反了宪法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构成非法搜查。因此被诱惑者应该被判无罪。这个原则在1932年联邦最高法院的索勒斯案中被确立。

在索勒斯案中，一名联邦禁酒人员装扮成旅行者拜访被告人。交谈中，得知与被告人在一战时曾在同一部队服役。在取得被告人信任之后，他请求被告人提供威士忌，但两度遭到拒绝。第三次，被告人终于同意了，结果因违反美国禁酒法而被。

联邦最高法院首法官Hughes代表法庭发表意见，认为应该对被告人适用“陷阱抗辩”。根据该理论，“陷阱抗辩”禁止执法人员为了处罚而引诱无辜者犯罪。因此，陷阱抗辩应考察被告人的犯罪意图或者犯罪倾向。索勒斯案是联邦最高法院首次以判例确认了陷阱之法理，从此以后侦查陷阱受到法律控制。

行政执法中“钓鱼”无法可依

与刑事侦查的隐秘性不同的是，行政执法必须是在阳光下进行。由于行政违法的社会危害性一般而言并不是很大，因此也就不需要通过隐秘式的钓鱼式法来获得行政相对人的违法证据。我国目前也没有任何一部法律为行政领域的钓鱼执法提供法律依据。《行政处罚法》中还特意规定“行政机关在调查或者进行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并应当向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出示证件。”这是因为，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行政相对人总是处于一个弱者的地位。要求执法人员在执法现场出示证件，这是为了保护行政相对人免受不当侵害。

同时，钓鱼执法还有违比例原则。比例原则是指要求行政主体在行政活动中，要在合法的范围内注意合理的比例和协调，应当在衡量公益和私益的基础上选择对相对人侵害最小的适当方式。人们常常说的“杀鸡焉用宰牛刀”就是这个道理。我国《行政处罚法》第四条规定：“行政处罚遵循公正、公开的原则。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

回到最近发生的案例中来，相关行政机关采取钓鱼执法来查处黑车，有违比例原则。因为非法营运只是侵犯了城市的运输管理条例，并没有危害他人的人身健康。相反，钓鱼执法还会激化矛盾，甚至会引发生命危险。2008年3月上海奉贤区一位“黑车”司机被所谓“女协查员”带入“执法伏击区”之后，黑车司机当着执法人员的面在车内用刀捅死“女协查员”。

在钓鱼式执法下，行政行为人所获得的证据一般都是通过未经过行政相对人的同意而获得。就像在张军案中，钓子在上车之后就开始了秘密录音和摄影，而这一切都是在车主张军不知晓的情况下获得。但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57条的规定，以偷拍、偷录、窃听等手段获取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证据材料以及以利诱、欺诈、胁迫、暴力等不正当手段获取的证据材料，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钓鱼”执法怨声载道

“钓鱼”执法引来了百姓与专家的声声质疑，百姓感慨：良民不应该扎堆，不应该帮陌生人，应该开车捎了人收钱，给人指个路也收钱。这既有利于你自己增加收入，也有利于执法大队罚款；还有利于你被认定为素质低得不配被文明地对待，有利于避免出现“公共空间”，使你不会产生同情、义愤、共同感受等等。

北京大学法学院行政法专家姜明安教授认为：行政执法要符合国务院2004年颁布的依法行政原则，合法、合理、程序适当、诚实守信、权责统一，不能采取预谋设圈套方式执法。钓鱼式执法可能扼杀互相友爱精神，还损害了执法机关公信力，付出成本太大，得不偿失。

人民大学法学教授杨建顺认为：行政法强调取证的正当性，要求客观、全面调查，调查取证的手段要注意合法。

北京市律师协会刑法委员会委员戴福律师说：诱惑侦查带“诱导取证”痕迹，在我国并无适用法律依据。行政执法不能追求以金钱量化，否则公权力捞钱太容易了。“钓鱼”执法本质上就是“公权碰瓷”。“碰瓷”是指故意制造事端，借以敲诈勒索，是要以敲诈勒索罪追究“碰瓷”者的刑事责任的。

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会长应松年教授认为：此类有预谋、有组织的强制性取财值得警惕，已超出了行政执法范围，涉嫌犯罪。

钓鱼执法来源于刑事侦查中的诱惑侦查，在各国都有法可依。但我们必须明确的是。虽然钓鱼执法并不一定都是非法的，但它却只能在刑事侦查中使用，并受严格限制。在行政领域却不能使用诱惑侦查，这在各国也是惯例。从这个角度来说，钓鱼式执法无法可依、无理可据。因此，钓鱼执法不仅有违依法行政，同时也有损行政机关的公信力，应当予以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