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聚元号”的生死线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当杨福喜听着已退休的老父亲杨文通经常唠叨起家传制作弓箭的技艺将面临失传时，他的心里并不以为然：“你想咱们中国不用弓箭来打仗，无非也就百年左右的历史，时间很短。这个东西需要的量很大，得有多少人从事这一职业？无非也就两三代人的时间，怎么能消失得那么彻底？”

但是，1998年，当他与父亲带着弓箭去“处射击场”参加活动，见到国家射箭队总教练徐开才的激动情状之后，他才发现原来父亲的担忧都是真的。

作为我国弓箭界塔尖上的人物，徐开才对射箭的启蒙正是从传统弓箭开始的。但时过境迁，他发现无论怎样挥动自己的影响力，却怎么也寻找不到中国传统弓箭的身影了。然后直到那天，他遇到了杨福喜父子和他们带来的弓箭。

带着徐开才先生的鼓励与期许，回到家中的杨福喜久久不能平静。事实上，他对这些家传的玩艺并非没动过心思。

1992年，当他从北京化工二厂出来时便曾尝试过运作以射箭为核心的营运项目。但四处碰壁之后，他选择了一个最为实际的营生——开出租车，并一开就是5年。眼下，他正面临着合同到期。

听着父亲的唠叨与自己内心的挣扎，一番考量之后，终于下定了决心。重新按照记忆中老牌匾的样子做了一块匾额，郑重其事地将它挂在了地处北京朝阳区自家房间内的墙壁上。

家族记忆

这块牌匾，承载了杨福喜家族太多的记忆。

民国初年，当杨福喜的祖父杨瑞林以40块大洋的价格盘下聚元号时，这个字号便已经存在200多年了。现在北京东四十字路口的西南角，明清时代的弓箭大院内，聚元号一直便是其中40多家弓箭铺中的翘楚，因为画工精美被选为宫廷御用。

当杨瑞林成为这个老字号的第八代传承人之后，尽管面临着冷兵器时代行将逝去的现状，但他杰出的制作工艺与众多的创新产品还是将这个老字号经营得风生水起：它曾拿过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大奖，产品远销世界各地。甚至直到1949年之后的数年间，它的产品仍然供不应求，成为了中国解放后硕果仅存的几家弓箭铺之一。

在出生于弓箭大院内的杨福喜的记忆中，他的家族都与弓箭有着不解之缘。除去爷爷杨瑞林，二大爷李玉春，三大爷李玉堂都是制作弓箭的好手，也在弓箭大院内经营着弓箭铺。在聚元号的订单供不应求的时代里，事实上有许多的弓箭都由他们制作，再打上聚元号的火印。

而他与弓箭最初的缘份便是爷爷专门给他制作的一把小弓。到了上学的年纪，他总是与小伙伴们拿着箭，瞄着大院胡同内一个常年无人居住的人家的大门，直将它射成了千疮百孔的筛子。

但是这样的快乐时光并不长久，先是爷爷杨瑞林响应国家号召，第一个参加了公私合营；之后是弓箭制作原料稀缺，工厂的生产开始转向；再之后则是接踵而来的各种政治运动，弓箭被定位为“四旧”，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二大爷变成了对象，下放到农村接受劳动改造……

杨福喜至今还记得那段岁月中，爷爷为了能够继续制作弓箭的煞费苦心：“在解放前，有那个收破烂的，老到我们院里。我爷爷说你这天天收破烂也挣不了多少钱，我给你出一个招，你不妨一试。完了就拿那个破弓，说你们河北省承德一带，这种老弓很多。我不能去收，我没有那工夫，我得在这干活。你收一个来，我给你四块钱，不管好的差的，见一个给一个的钱。”

过了一个星期，收破烂的如期而至，十几二十多个弓，往地上一扔，说，“老爷子你看成不成？”

“我爷爷说成啊，没问题啊。一个四块。他发了财了。我爷爷后来又把我们叔辈的兄弟一块叫来，最多的时候我们家收了一二百个。我爷爷干嘛使啊，给他拆了重做。用那个材料，牛筋牛角都能用，做一个新的，实际那个时候没有这个意识，其实那个旧的比这个新的要值钱得多。”杨福喜说。

但是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日子并没有维持多久便难以为继，而杨福喜众多的亲戚们也都慢慢地成为了工人。“但与弓箭没有什么关系了，都在做一些黑板，文教用品……”

在开始与弓箭渐行渐远的时光之中，这个家族中发生的与弓箭唯一有关系的一次事件，“是上头有人来到厂子里，说要给领导做一张弓，用最好的料，用最好的技术。”此时，已将父亲杨瑞林的弓箭制作技术完全掌握了的杨文通接受这个任务。

“他用家里一对珍藏了多年白牛角精心做成了一张弓交了上去，但没曾想后来上头带话过来说非常喜欢，问要多少钱？这钱哪能要啊，最后没办法，只好把得来的几十块钱全买成了糖，分给厂里的人一块吃了……”

1957年，存在了几百年的弓箭大院，最终彻底消失在了历史的洪流之中。再之后的数十年中，这个弓箭家族关于弓箭的记忆，只剩下了杨文通老人念念不忘的执着和杨福喜儿时的幸福时光。

艰难时世

1998年，杨福喜正好40岁。他曾对媒体说他也进入了自己的不惑之年：我就是为了弓箭而生的！

尽管下定了决心，但除去年少时的浮光掠影和帮着父亲干活时接触到的零星半点的弓箭制作技艺，他掌握得并不系统，一切都得从头学过。所幸他与父亲杨文通一样，都是个喜欢干活的主。

“不像其他老人提个鸟笼在公园里一溜溜半天，我父亲只有干点活才能舒坦，我也是这样。”杨福喜说。

但是一把弓箭，两百多道工序，从制胎、上鳔、再到画活，一个人要全部掌握对谁都是一个挑战。关键是这种全手工的技艺一切都是上手的经验，时间的历练不到，火候根本无法掌握。

别人当徒弟，都要按一定的规则、程序来，但为了快点学会，杨福喜让父亲把好多规矩都打破了。他们挤着所有能利用的时间学，吃着饭，父子俩也能讨论起哪里怎么改进会更好。刚开始的时候，父子俩一起做弓，杨福喜有什么不对的地方，父亲就立即指出来，五年的时间，他基本学会了全套手艺。作为传统的制弓行当来说，这已经是一个奇迹。

“技术倒还好说，关键是制弓的材料当时根本无法找到。” 而更令他忧虑的是“有些东西国家迟早要禁止，就像牙雕，现在基本上无以为继。”杨福喜说。

为了找到合适制作弓箭的牛角，他的爱人有事没事就去给开工艺品店的老板娘套瓷，请求她帮忙收购；为了寻找珍珠鱼皮，他托朋友在东南亚四处寻找；为了替代已经被国家禁止的雕翎，他经过无数次的性能实验，最终才发现只有法国产出的鹅毛才能勉强合格……

数年之间，他终于做出了七八十套满意的弓箭。不过，却都堆在了“聚元号”的匾额下——那个不足10平米的小仓库兼带店铺的小房间里。

没人知道杨福喜，没人知道“聚元号”这个已经存在了三百多年的老字号，也没有知道真正的传统弓箭是什么。

“我甚至当时都想什么了，就是拿着我做的弓到午门那儿去推销去，我怕城管追我。本来我的脸皮就簿，要是被城管追得我满街跑，不好意思。我真是犹豫了好几次，后来想想还是不妥。你像王府井的工艺美术大楼，还有白孔雀，我都去过。但人家看不上。他说你的东西不入流。另外，你有公司吗？营业执照什么的，我们要给支票……”杨福喜如此回忆着自己的艰难时世。

或许这一切都是其次。令杨福喜更加感到难受的，是他从社科院一位年轻的研究人员仪德刚那里听来的一个小故事。

他为了研究传统弓箭制作的课题，经过多方打听，终于知道了内蒙古有一个老先生会做。但是年纪大了，八十多岁了。这个老先生很怪，非常怪。他家与仪德纲骑自行车只有三分钟的距离，走的话也不超过十五分钟，仪德刚居然都不知道。

后来经人介绍认识了他。你跟他聊天都可以，但是谈制作弓箭的事，他就不说了。只是在被逼急了时，老人才对仪德刚撂下了一句话：“这手艺绝了，我就给它带到棺材里就完了。”

生死转机

2003年初，仪德刚带着他的研究课题几经辗转找到了杨福喜。在位于北京朝阳区团结湖水利局大院里，仪德刚发现对面的杨福喜已经留起了长长的大胡子，浑身都蹦着传统手艺人的那股子精神劲，却也发现那时他正处于最为艰难的时刻。

为了这个研究课题，仪德刚曾翻阅了海量的相关文献。但他却发现北京在这方面完整系统的记录资料基本为零。只有经蔡元培先生倡导之下，蔡旦冏先生曾于1942年在成都对传统的弓箭制作进行的调查。在研究报告中，他还计划着在胜利复员后再到北京进行调查，以期南北对照。只是此举竟成绝响。

能够遇到杨福喜，对仪德刚来说，不异是一个巨大的惊喜。

为了完整记录下中国传统弓箭的制作技艺，不再重蹈资料空白的尴尬，仪德刚与杨福喜整整厮磨五个多月。一张弓，从准备材料到制作完成，每一道工序，仪德刚都进行了拍照、记录与整理。他还从杨福喜的口中听到了关于杨氏家族的故事，听到了聚元号数百年来的传承与兴衰，听到了杨文通老人对于传承家学的执着与忧虑。

也几乎就在同时，早已与杨福喜相熟的徐开才先生带来了一位讲着普通话的英国人。在他在的小院当中，这位外国人一言不发，只是安静而有些冷漠地听着杨福喜的讲述，仔细地考查他所制作的弓箭。

等到这位英国人再一次踏入杨福喜家里时，已是数月之后了。

他一进门便开始滔滔不绝地对杨福喜讲起了他查资料时竟与杨福喜所述相差无几，兴奋地说起自己对中国传统弓箭的爱好和在国内几经周折的寻找历程，说他终于找到了能够制作正宗的中国传统弓箭的匠人。临行前，他一口气买走了聚元号内的十多张弓。

“他是香港知识产权署的署长，叫谢肃方，本身是个英国人，却是个中国通。跟谢先生认识以后呢，结交了不少喜欢弓箭的朋友。圈子也比较大，那儿人都有，美国的，加拿大的，国内外的。”杨福喜说，正是在那时，他的境遇才开始有了好转。

与此同时，仪德刚经过近半年的努力所做出的调察报告也已完成，顺利地拿到了博士学位，并将它挂在网络上。

“其实谢肃方先生也有一个网站，就写了一些东西在那上面，纯英文的。但是他本身是知识产权的署长，不能直接地说，就介绍得比较隐晦。但仪德刚是个年轻的研究人员，一个普通人，讲起来比较直接，没想到这篇论文产生比较大的影响。”杨福喜如是讲述着他的两位“贵人”给他带来的转机。

也正是在此之后，杨福喜开始受到了各类媒体的关注，他的聚元号与他所制作的弓箭开始受到了人们的喜爱，从世界各处飞来的订单已经多得令他制作周期排到了数年以后。一位见到了杨福喜所制作的弓箭的蒙古射箭爱好者说：“他已经很多年没有遇到过这样好的弓了。”

2006年，经多方调查核实，杨福喜成为了中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他所制作的弓箭开始得到了国家文化部门的大力支持。就在名单没有公布，杨福喜得到了消息时，他的父亲杨文通已经进入了弥留之际。

当杨福喜将这个好消息告诉父亲时，老人对他说：“小子你走运啊，赶上了好时候，要弄得像个样子。”

遗产传承

就在接受我们的专访时，杨福喜正在整理着传统弓箭的画谱。他有些感叹地对我们说：“这些东西每一代都会失传10-20%。三四百种到现在已经不足百种了。”尽管现在境遇好转，但杨福喜对于这门技艺的传承仍然抱着深深的忧虑。

经过多年的交流与研究，杨福喜发现其中中国、韩国、匈牙利、土耳其的弓箭制作相似之处很多，只是外形因民族而不同。而日本保护得算是比较好的，不但有制作的，还保留了射礼，在学校中多有社团及活动。韩国也有几家制作弓箭的和很多射箭场馆，而在中国目前却只有他一个人。

“我了解目前青海有一个老先生会修，弓有一些问题他可以修。还有位蒙古的老先生也会做，其实也可以算是我的师兄。

那还是在1968年的时候，中国杂技团那个时候还有一个拉硬弓的节目。但是弓都坏了，找我二大爷去修。那个时候我二大爷是对象，在农村劳动改造呢。后来把他调到北京来修弓箭，那个时候算是任务。我二大爷已经60岁了，体力不行了。人说你放心，你就是动嘴的，卖力气的我给你配个小伙子。

还别说，真是绝了，我二大爷叫李玉春，跟我二大爷搭手的这小伙子叫李玉祥。那时他还比较年轻，30多岁不到40岁。身体也棒，天天在我二大爷面前师父长师父短的，跟他特别投缘。

当时我二大爷对家庭特别失望，他那几个儿子都拿不起来，我二大爷有一点心灰意冷了。得了，你好好跟我学，这批活干完了，我抖抖手就走了，东西都全给你留下。所以我二大爷修完了以后留下了有够做30套弓箭的东西，工具也不要了，都给李玉祥了。

后来谢肃方先生也找到他，要做个硬弓。拿过来我看了，做得还不错。他自己说做了这张硬弓，还剩一张弓的材料。最绝的是他儿子也是开出租的，可是对这个一点都不上心，看不上。所以弄得他也挺心灰的，才对仪德刚说出了那样的话。”杨福喜说。

事实上，这几年间，他也曾经尝试过收几个外姓的徒弟，但是几年下来，却总是令人失望而伤心。

“之前我也看过几个好的，真心想把东西传给他，可是他们都经不起岁月的推敲。”杨福喜说：“在他的心目当中，传承人一个要身体棒，只有拉的动自己做的弓才能知道做得好不好；一个要悟性好；最重要的是不能太有功利心，要耐得住寂寞。”

现在，他的儿子成了他目前唯一的欣慰与希望：“他身体不错，关键是对这个挺感兴趣，自从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后，他也慢慢有了责任感。”

但是对于这些，杨福喜依然保持着清醒的现实感，他说：“这个东西如果不是国家的支持，不可能有它的现在；同样的，没有国家的支持，也不可能有它的未来。”

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未雨绸缪，在国家政策还允许的情况下，尽量多囤积一些材料，“像牛筋牛角，应该够我跟我儿子做上一辈子的了。”杨福喜说。

此外，他也多次与朋友讲起：“我这辈子的任务就是重新培养一批玩家，也想开一个中国传统的射箭馆，将中国古代的射礼整理出来，纯中国式的，让中国传统弓箭的魅力重新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