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资共决,尊重工人的话语权

杭州油漆有限公司叉车工朱文斌,终于找到了当家作主的自豪感。他曾两次下岗,日子过得紧巴巴,公司实行工资集体协商以来,朱文斌的年收入慢慢见涨,从2005年的1.3万元,涨到了2009年的6万元。“企业给多少工钱,我们也有说话权,干活更有劲了。”

近几年,在“招工难”和员工流动率高的困扰下,浙江企业也越发懂得通过重视改善员工待遇,创造和谐的用工环境来吸引人才。工资协商制度的建立就是要求企业主尊重工人的话语权,通过合理的工资体现劳动价值,稳定劳资关系,促进企业发展。

浙江省自2001年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以来,让越来越多像朱文斌这样的普通工人,也有机会跟企业主在工资上“讨价还价”。日前,记者从在杭州召开的全国劳动关系座谈会上获悉,2010年底前浙江省70%以上企业将实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浙江从完善机制、完善配套措施上狠下功夫,先后出台了《浙江省集体合同条例》、《浙江省企业工资支付管理办法》、《浙江省企业民主管理条例》等法规、规章,为工资集体协商提供了法律支撑。据悉,目前,浙江省已初步形成“企业协商谈增长、行业协商谈标准、区域协商谈底线”的工资协商模式,但开展工资集体协商的企业覆盖面,仍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

一项好制度,推行有点难

一头是想提高工资福利的工人,一头是要压缩劳动力成本的企业主,如何在双方之间找到平衡点?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给出了答案:由工会出面,把企业和工人召集起来,坐下来谈好工钱,再按这个标准发工资。

目前,在温岭新河镇长屿羊毛衫行业,横机工每做一件羊毛衫,能拿到11.5元,这是在2009年8月份的“工资谈判”上定下来的价格。新河镇羊毛衫行业工会主席陈福清向记者描述当时的谈判场景――

工人代表:“横机工是制羊毛衫的第一道工序,要求高、费体力,工价低了,我们认为应该提高到每件12.5元。”

企业主:“最近原材料都在上涨,这个工种每件10元已经很合理了。”

工会代表:“根据工会调查,大部分工人都反映工价是低了,希望企业给予合理的提价。”

第一轮谈判之后,双方回去紧急磋商。

紧接着,第二轮谈判开始,工人代表将这一工价标准降为每件12元,企业主则升至每件11元,双方要求更加接近。随后,第三轮谈判开始,在行业工会协调下,双方达成折中方案,都接受了每件11.5元的标准。

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在温岭的羊毛衫行业已经实行7年。陈福清说,大家都尝到了这项制度带来的甜头,即便在经济不景气的2008、2009年,工资涨幅也都在5%到10%,当地劳资纠纷也少了。

行业性工资集体协商让以往不少行业因工资、工价不统一造成的企业无序竞争,逐步消失。记者了解到,在温州的五金行业,一位“资深”技术工,“转会费”曾被炒作到了30多万元。而如今,整个行业工价统一了,到任何企业拿的都是相同的工资,职工队伍更加稳定,以往跳槽、“挖墙脚”现象大大减少,企业之间良性竞争的格局逐步形成。

浙江省总工会法工部部长方火春说:“现在,在浙江很多地方,企业职工工资不再由老板一个人说了算,已初步形成‘企业协商谈增长、行业协商谈标准、区域协商谈底线’的工资协商模式,有效地维护了职工的正当权益。”

截至目前,浙江签订工资集体协议70936份,覆盖企业达到13.22万家,覆盖职工668万多人。到2010年底,“工资共决”覆盖面将达到浙江省企业的70%以上。

然而,这项让许多人叫好的制度,在一些企业内部的推行,却相当艰难。“我在公司已经待了10多年,公司规模越来越大,业绩年年上升,可是我们的工资却没涨多少。”在金华一家民营企业工作的刘女士告诉记者,她的工资、奖金都是由老板一人说了算。“老板能发善心多给些工资,我就已经很满足了,哪还敢幻想与老板谈判。”刘女士很无奈。

实质协商少,有的在“作秀”

记者发现,现在一些企业仅把工资集体协商当成一种“秀”。

在平阳县鳌江镇,生产编织袋的企业众多,经常为招不到工人头疼。当地企业主向工会干部大吐苦水,说实行工资集体协商制也没用,厂里的员工干了一段时间就走人,职工流失率达50%以上。

经调查,原来当地不少企业在实行过程中,根本没有什么“协商”,只是拿着早已准备好的协议书,叫员工随便签个字,很多员工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工资集体协商制度。

“鳌江的例子并非个别现象,在一些所谓已经实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企业中,没有多少企业主能跟工人真正坐下来,面对面讨论工资问题,能达到1/3就已经不错了。”浙江省总工会法律工作部部长方火春在调研中发现:“不少企业是为了应付上级的检查,想法子让制度变成‘花架子’。”

“企业经营状况千变万化,但协议白纸黑字,一旦签了字,万一生意不好,兑现不了合同,那等于是拿绳子绑住自己。”温州一家机械制造厂的企业主坦言,公司会视情况给员工加工资,但真正搞工资协商,内心还是不情愿的。

“中小企业是制度执行的难点,也是重点。目前,浙江省的劳动争议案件主要集中在劳资矛盾方面,而案件高发地就在中小企业。但单纯靠企业主主动让步或提高觉悟,是很难推行的。”方火春说,从这几年的成功案例看,都是在一定压力下实现的,这些压力来自社会舆论,也有来自工人、工会的干预等。

回忆刚推行工资协商制度的那段日子,陈福清总结了三个“难”:脸难看,人难见,话难说。“听说是工会来调查工资的,不让我进门,说老板不在。好不容易见到老板了,我问,你们的工价怎样?人家老板根本不搭理我,觉得我在跟他对着干。”

“从当前的实际情况看,推行工资集体协商还面临许多困难。许多企业对行业集体协商还不够了解,行业协商过程比较复杂,劳动关系双方都还不太适应。” 全国总工会集体合同部部长张建国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在“强资本、弱劳动”的格局下,职工协商代表的话语权相对微弱,他们享有知情权、参与权,但难有决定权。即使企业工会有权代表职工与企业资方协商,但有些企业工会负责人由于自身素质和受限于劳动关系及本人利益等因素,“不会谈”、“不敢谈”的情况仍较为普遍。

为此,“需要借助当地劳动工资专家参与协商,通过对行业经济水平、就业和工资分配状况等进行实事求是的量化分析,来提出切实可行的协商方案,再由工会主席依据此方案出面进行协商。”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韩福国博士说。

劳资拉锯战,何时能双赢

让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体面劳动,提高劳动报酬是关键所在。

浙江省是民营经济大省和农民工主要输入地,民营经济对全省经济发展的贡献率达70%以上,农民工在民营企业打工的人数占职工总数的90%。民营经济的发达,伴随而来的是,劳动关系复杂,劳资矛盾突出。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推行承载着许多人的期望。

在采访中,不少业内人士都把解决推行难问题的目光集中在监督上,缺乏对企业的有效监督措施,是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推行的一大“短板”,浙江省将填补这一空白。

2010年,浙江省把开展工资集体协商工作列入《浙江省平安市、县(市、区)考核评审条件》,进一步加大工资集体协商工作的推进力度。将于2010年10月1日实施的《浙江省企业民主管理条例》中,将平等协商单独列为一章,并把企业实行民主管理情况纳入劳动保障监察的内容,列入企业守法诚信档案。今后,评选企业和经营者涉及社会责任、生产经营管理等荣誉称号时,企业是否实行民主管理将作为依据……

“现在正是全面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好时机。”浙江省总工会有关负责人认为,近几年,在“招工难”和员工流动率高的困扰下,企业也越发懂得通过重视改善员工待遇,创造和谐的用工环境来吸引人才。

“事实上,很多企业主在实行协商制度后,整个公司的用工环境开始好转,职工凝聚力、劳动积极性都在提高。”方火春希望企业主能形成这样一种观念:协商工资并不等同于涨工资,而是要求企业主尊重工人的话语权,通过合理的工资体现劳动价值,稳定劳资关系,促进企业发展。

浙江省总工会的职工收入状况抽样调查也发现,建立工资集体协商机制的企业,职工工资能随着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而增长,有9.3%的企业职工工资增长达10%。

“以前,企业主看到工会的人来了就怕,经过几年的工资协商制度实施后,企业主的态度也在改变。”陈福清深有感触。

事实上,在协商中,工会可以代表职工,但谁来代表企业?

2009年,全国总工会下发的《关于积极开展行业性工资集体协商工作的指导意见》规定,工会协商的对象――企业代表组织,不应仅限于企业联合会、企业家协会,还应包括工商联、行业商会等各种企业代表组织。

从工会组织建设看,乡镇、街道、社区、区属经济开发区和工业园区的工会组织相对比较健全,而作为企业方代表的企业家协会、企业联合会、工商联、行业协会和商会等组织,虽在县一级还相对完善,但在街道、乡镇、社区往往没有对应的组织。

各地为了将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开展下去,采取了灵活变通的方法。有的地方将行业内的企业主召集起来与之签订工资集体合同,但是,工会与毫无组织资源的个别企业主签订工资集体合同时,它无法证明这种工资集体合同是平等协商的结果。

据了解,有的地方推选出一家企业代表与职工进行工资协商,这种方式虽然可以保证行业性工资集体合同的签订,但由于没有一个固定的企业方代表组织,工资集体合同在履行过程中产生争议时,往往难以及时协商解决。

“因为实际情况比较复杂,很难一下子界定企业代表组织是谁,这反映出我国目前企业组织不健全、集体协商谈判制度不完善等问题。进一步明确企业方集体协商主体,需要相应的配套制度及政策进一步完善。”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博士吴清军说。

集体协商还遭遇另一种无奈,企业高级管理层(特别是企业主)与一线职工的收入差距过大。工资集体协商调节的是一线职工的收入,对实行年薪制的企业高管起不到有效制约。

在杭州、温州等地,一线职工年均收入大多数在1.5万元至3万元,而经营者个人工资加上资本收入一般在20万元至50万元,多的超百万元,收入差距的拉大影响了工资集体协商的开展。

由于建立集体协商制度就意味着建立了让职工收入随着企业经营效益提高而提高的长效机制,相对于那些没有建立这种机制的同行业竞争对手,已建立协商制度的企业就处于人工成本劣势。中国企业联合会雇主工作部副主任程多生认为,政府部门应该考虑给积极开展集体协商、注重保护职工利益的企业一些优惠政策。

“中小企业基本都是微利企业,如果让其开展工资集体协商给劳动者涨工资,其利润就可能为零,这也是这些企业资方不愿谈、拒绝谈的重要原因。”中国劳动学会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建议,对员工工资低于社会平均工资水平70%的,通过集体协商增加的工资应允许全部进成本,免收所得税甚至减收部分流转税,以支持这些企业实行工资集体协商,合理提高低收入员工的工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