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的彼岸痛苦的跋涉

在没有看到《含泪活着》这部影片之前,张丽玲这个名字对我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前不久,在一位朋友的推荐之下看了这部影片,这才知道了张丽玲这个名字。《含泪活着》成为我试图进一步去感受和了解张丽玲纪录片的动力。

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电影尤其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势,依据学界的说法,无论从导演的年龄结构,还是从影片的题材、美学追求上看,张丽玲均属中国第六代导演中的一员。有所不同的是,第六代导演虽大多导演过纪录片,但更多的是他们把精力投入到故事片中来。而张丽玲不同,她始终执著于纪录片的创作。这与她日本留学的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

可以肯定地说,日本是她成功的开始,在日留学的中国人的生活经历是她的电影艺术的创作源泉。当年,她怀揣着那一代中国青年共有的理想,只身来到日本求学。在异国的土地上,经历了第一次的文化激荡,也见识了和她一样在异国辛苦生存却永不放弃的同胞们的勇气和决心。她意识到,这一代留学生有太多理由值得人们了解、认识和铭记。这成为她拍摄纪录片的根本动力。张丽玲曾说:“拍摄下来这些人,就等于拍下了自己,记录下了我们这一代人的生活状态,于是我就决定跟拍这些人。”这个决心一下,她用微薄的薪水买来了一部小型的索尼摄像机,就这样开始了并不专业、没有赞助、没有支持,却足够坚持的拍摄纪录片的生活。这一拍就是10年。她在1999年底制作完成的大型系列纪录片《我们的留学生活――在日本的日子》在中国和日本分别播出,掀起了一场热潮,人们将这次热潮命名为“罕见的感动大潮”。著名的“日本放送文化基金赏”授予了张丽玲最佳纪录片奖和最佳企划奖两项大奖。这是该奖有史以来首次在电视领域向华人授奖。随后几年,富士电视台先后又播出了她的系列纪录片《年轻人》《我的太阳》《来自中国的瑰宝》和《含泪活着》,均获得了好评。

理想的彼岸:《含泪活着》的审美追求

中国的“先锋电影”具有“纪录片风格”“街头现实主义即兴创作”等美学特征。《含泪活着》作为一部纯粹的纪录片,将这三种美学特征融为一炉。《含泪活着》本是一部纪录片,所以其“纪录片风格”不言而喻;所谓“街头现实主义”是指从最贴近人物生活的环境取材,不加任何情节化、风格化和操纵性的过滤,直接向观众呈现现实。《含泪活着》处处呈现的是生活的真实,没有丝毫艺术加工的痕迹,观众所看到的是丁尚彪一家人本真的生存状态。丁尚彪小心翼翼,整天生活在可能被拘留的阴影下,还要抓紧时间打工,有时每天奔波于三个地方打工。从大楼清扫工到建筑工地工人,从塑料制品车间工人到餐厅厨师,丁尚彪在又脏又累的工作中度日。他在东京各区奔波,风雨无阻,披星戴月,有时甚至不眠不休,而住的却是破旧板房,连基本的洗澡设施也没有;因为是“街头现实主义”的,所以,影片处处显示出“即兴创作”的痕迹。当然,追求这样的美学风格,都是因为所面对的人物是“弱势群体和边缘人物”。张丽玲在作品中,对“弱势群体和边缘人物”都给予了人性化的关照。之所以把丁尚彪们归为“弱势群体和边缘人物”,是因为他们在异国他乡没有家庭的温暖,甚至没有人身的自由,但他们还是坚强地“含泪活着”。

即使影片是“纪录”式的,纪录的是生活的原本状态,但是,把握生活的细节依然是该影片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既然是一部影片,它就必然有很多取舍,有很多面要舍去,有很多生活的“点”需要把握住。老丁与女儿分别8年后在日暮里站台相聚,再过5年后和妻子还是在日暮里站台相聚,并且,老丁与女儿和妻子在不同时间分别在成田车站分别。因此,日暮里站和成田站成为了影片中重要的两个“点”。在这两个点上,影片对情节的纪录分别运用了远景、近景、特写、广角、交叉等等摄像艺术,使这些烘托主题的“点”更有了立体感,更有了视觉的冲击力。送别妻子时,老丁站在成田站的站台上向妻子张望,孤苦和无奈的表情令人潸然泪下,而在车厢里的妻子一直静静地坐在座位上,面对镜头抑或是面对分别的瞬间,她没有勇气直面13年才相逢又匆匆分别的站在车窗外的爱人。当列车驱动的瞬间,她才侧过脸向车窗外的丈夫挥挥手。

丁尚彪离开上海时是35岁,再回到上海时已年届50。整整15年,这个三口之家含泪生活着。丈夫在东京含辛茹苦,妻子在上海的服装厂坚持劳作,为女儿节衣缩食,是什么力量让丁尚彪坚持下来,是什么力量让这个家庭能够坚持下来?让女儿到外国留学,圆自己没有实现的梦想!这是老丁夫妻生命中的灯塔,是理想的彼岸,那里有他们生活的全部希望。

老丁离开上海的时候,女儿还是小学四年级的学生。当他们在东京的日暮里站相逢的时候,女儿已是美国医科大学的学生。相隔8年的父女在异国他乡相见,该是怎样一个情景?观众必然有很多的审美期待。然而,我们没有看到父女相拥而泣的场景,父亲拍拍女儿的肩膀,感慨于女儿的身高,还因为女儿的“白头发”发出疑问……这也许让很多观众感到疑惑。有限的情节以及生活的高度浓缩使影片必须追求真实。相隔8年,父女之间的情感难免需要重新磨合。此时,面对镜头,激动被理智所取代,而在坦然的微笑背后是深沉的父女情。童年的女儿对父亲的记忆是模糊的,8年来有的只是电波传来的声像而已,女儿所感知的父爱并不是鲜活的,甚至是有些虚幻的,因此,面对8年不见的父亲,她内心的情感既单纯又复杂。

电影本身的意义不在于为观众找寻生活的答案,而在于向观众展现一个群体的生命状态,由此引发人们的思考。作为留学生的张丽玲完成这样一部纪录片与丁尚彪一家含泪生活的15年一样,要付出太多太多。除了职业的敏感,还需要常人难以承受的艰辛和执著的信念才能完成。

痛苦的跋涉:生活与艺术的追求

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可以说,艺术是提炼的、浓缩的生活。与文本不同的是,电影是视觉艺术,它更加鲜活具体地再现着生活的真实。而在电影艺术中,纪录片就是生活的真实,或是生活片段,因此,纪录片的题材以及选择的角度更为关键。在《含泪活着》中,并没有什么高深的摄影技巧,更没有宏大壮观的场景,但是,影片记录的时空跨度不能不令人感叹。

丁尚彪于1989年举债赴日留学,希望改变自己和家庭的经济困境。然而,当他来到位于日本北海道的偏僻乡村阿寒町的日语学校后,才知道受骗上当,这里根本没有条件一边学习、一边打工。为了还债,丁尚彪只能离开阿寒町,前往东京打工,但也因而失去就学签证,成了一名“黑人”,由于丧失了合法身份,他不能回国探亲,也不能接妻儿来日本团聚。他完成学业的理想破灭了,便把希望统统寄托在女儿身上。从此,丁尚彪开始为女儿的未来打工,好让她日后能到美国去留学。15年来,面对异国的孤寂、思乡的煎熬、妻子的猜忌……丁尚彪都坚守着这样一个信念:为心中的理想绝不能放弃。最终,他实现了女儿进入美国医科大学留学的梦想。

“含泪活着”是张丽玲选取的一个主题,我们无法估计像老丁这样努力改变命运的中国人在日本有多少,也无从知道张丽玲为了完成这部纪录片付出了多少心血。但有一点我们已经看到了,那就是,在众多像老丁这样孤苦漂泊在日本的人中,老丁无疑是成功者,即他无论付出多少,流过多少辛酸的泪水,最终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从这个意义上说,老丁是成功者,是幸福的。那么,曾经像老丁一家那样含泪生活多年,而最终能够实现人生理想的人能有多少呢?在拍摄之初,张丽玲不可能预知老丁的将来,因此,她跟踪拍摄的应该不只是老丁一家。在影片的背后,必定有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诚然,即使有很多老丁一家那样含泪生活的家庭,张丽玲也不能面面俱到,也不宜选取理想破灭的人物作为故事的主人公。否则,影片的主题将大打折扣,老丁用15年的孤独和家庭生活的缺失,只换来女儿的学费,如果女儿留学的愿望不能实现,那么这个故事只能成为反面的教材,或是一幕纯粹的悲剧了。那样的话,老丁的理想还会继续么?好在老丁的女儿真的争气了,因此,不仅老丁是幸运的,而且张丽玲也是幸运的,因为在她跟踪拍摄的人群中有一个丁尚彪。

据有关报道,在10年的时间里,张丽玲一面做自己的本职工作,一面利用业余时间主动接触在日的留学生。她一共接触了三百多名旅日华人,跟踪拍摄了66个华人家庭。这个过程是艰苦的。她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用周末和午休的时间,辗转中、日、美等国家来跟踪拍摄这些华人家庭,累积素材录像带达到几千小时。是什么力量促使她在这条“纪实”之路上这般执著和无畏?显然,是无数像丁尚彪那样含泪生活的人给了她足够的力量和勇气。因此,无论是影片的主人公丁尚彪还是导演张丽玲都是痛苦的跋涉者,所不同的是,一个为生活,一个为艺术。

《含泪活着》2006年11月曾在富士电视台放映,播出后收到来电来信400万人次,创富士电视台历史记录。“在樱花缤纷飘零的画面中,在日本的自杀人数持续突破三万的背景下,一个在日中国人又是如何为了家庭和女儿,无怨无悔、顽强生存的呢……”纪录片由此展开了主人公丁尚彪在日本艰苦追梦的人生轨迹。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这部影片对于日本民族的教育意义。

在我国,许多父母把自身错过而没有实现的梦想都寄托在独生子女身上,这是目前中国式三口之家的显著特征。而《含泪活着》中,父亲的艰辛、母亲的坚忍、女儿的刻苦无疑构成了现代中国式家庭的楷模。但是,《含泪活着》不是模板,我们应该学习的是他们面对困境的勇气和执著的精神。在市场经济日益膨胀、精神浮躁的当下,我们最需要的就是这种向着理想、勇于挑战、执著追求的精神。

[作者简介] 孙秀丽(1973― ),女,吉林长春人,吉林省教育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音乐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