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化视野下的手机文化研析

摘要 对手机文化的现有界定，大都以信息传播载体为视角。本文认为，功能视角似乎更贴近手机文化的本质。在功能视角下，手机是个体社会交际、社会交往、社会交流乃至社会交换的媒介，进而手机文化也就是基于社会个体的社会发展的信息和意义需求而建构起来的意义表现形态。史章从手机文化在信息获取、主体和意义建构、信息空间这三方面的个体性上展开讨论，结论性地认为，作为便携的信息终端，手机带来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社会个体的社会交流传播中，还作为一种流媒体文化，指向社会个体的内心，进而引发了人们对新媒体文化的亚健康忧虑。

关键词 手机文化；个体性；主体建构

中图分类号 G22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简介 黄瑞玲，四川音乐学院国际演艺学院讲师，四川成都610500

2012年6月底，中国网民达5.38亿，其手机达3.88亿，手机首次超越台式电脑成为第一大上网终端。在手机作为越来越重要的信息终端的背景下，关于手机文化的讨论也变得越来越热烈。而综观现有关于手机文化的讨论，其界定很大程度上停留在把手机作为信息传播载体的信息媒介工具层面。在这一视角下，手机文化，就是以手机为传播媒体，以短信、彩信、彩铃、手机文学、手机电影、手机电视、手机广播、手机广告、手机报等为主要内容的寓娱乐性、时效性、文学性于一体的多元化的文化形态。笔者认为，从媒体化视野对手机文化的界定，泛化了媒体概念，未能将手机媒体与其他新媒体相区隔，亦未能有效揭示手机文化的本质内涵。有鉴于此，笔者从手机的功能视角出发，把“手机”从各种表象化的媒体功能特征中剥离出来，探究其本质。立足功能，我们不难发现，手机之所以称其为“手机”，要旨在于它是服务于使用者的社会个体建构、服务于使用者自我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维系。换而言之，在功能层面，手机是基于社会个体的社会交际、社会交往、社会交流，甚至是社会交换之社会需要的媒介。也正是这样的属性，决定了手机文化其实也是基于社会个体的社会发展的信息和意义需求而建构起来的意义表现形态。较之媒介视角的界定，功能视角似乎较为清晰的框定了手机文化的基本属性，进而将手机媒体的文化特质区别于其他的流媒体。无论是手机短信彩信，还是手机电影电视或手机报，如若并非为“个体”的社会交际、社会交往、社会交流而服务，只是在手机媒体平台上信息传播，也就是更广泛意义上的新媒体文化甚至就是媒介文化，而不是特定的手机文化。

一 手机文化特质一：信息获取的个体性

由于手机的信息功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网络技术，所以手机文化实际上首先是网络文化的亚文化，表现出与网络文化极大的共同性。网络文化上彰显出来的平等、互动、信息化在场等等，在手机文化中都有不同程度地体现。由于手机相对以台式电脑为代表的网络而言的特质在于它已成为社会个体身体一部分，这一便携性，使其以社会个体为中心的“个体性”成为手机文化独有的特质，这也是其他同样是基于网络技术的流媒体无法比拟的。

在信息获取上，手机文化以社会个体为本位。手机史无前例地实现了社会个体的个性化传播。而作为个性化传播之本质特征的“个体间自我属性的相遇”，也在此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实践和张扬。个性化传播，要求传者和受传者都是具有独特个性的个人，这种个性也就是人的自我属性。如果一方把另一方看成是没有个性的同质的一群人中的一个来对待时，他们之间的交流就不能称为个性化传播；只有双方都把彼此看成是与众不同的、拥有独立个性的个人的时候，二者进行的交流才是个性化传播。个性是个人的基本属性，个性化的本质特征主要体现在人与人的交往之中。

从麦克卢汉的视角看，手机也当然是人的感官的延伸，是人类征服自然和改造世界能力的扩大。手机作为信息传播媒介，同时具有了大众传播意义上的信息获取，和人际传播意义上的信息获取。以手机电视、手机广告、手机报为代表的手机内容，是手机传播大众传播意义上获取的突出表现，这种获取方式与传统的大众传媒的信息获取本质上是一致的。以手机短信彩信、手机通话为代表的人际传播意义上的信息获取，是大众传媒办不到的。但对于手机的本质而言，无论是何种意义上的信息获取，都是直接为社会个体服务的，是以社会个体的社会需求为中心而转移的。另一方面，以社会个体为本位的信息获取。社会个体表现出强有力的主动性。这种主动性，积极的表现为个体的信息查询、信息转发和信息的再生产。有时候人们并没有足够的时间或兴趣去写一篇洋洋洒洒的Blog，而顺手抒发感怀则可以满足许多个体个性化的日常需要。微博的出现以及微博在手机终端的广泛应用，不需要登录网站，不需要有电脑在手边，就可以发表信息。而且手机微博则主要是点对面的传播，当你发表一条更新，所有的跟随者都可以看到。这种公开发表削弱了对接收者回复消息的暗示性，保持了发表者和接收者之间的适度距离感，因为它并不是专门发给一个期待他回应的接受者，这样就不必面临无话可回复的尴尬。这也就意味着，如果把微博视为一个论坛，那么每一个用户就是一个独立的主题和版主，他通过选择自己的朋友来管理自己版面中的内容，可以删除自己发表过的微博。比起搜索引擎，微博更加快速；比起社交网站（SNS），微博更方便、更简单。这也就意味着，正是手机微博，把媒体的力量交到了一般人的手中，使得人人都可以发新闻。尤其在突发事件的传播中，手机微博在信息生产和传播上的速度优势更是值得重视。获得信息主动权的个体，表现出极大地个人主动性。

二 手机文化特质二：主体和意义建构的个体性

在传播主体的建构和传播意义的建构上，手机文化一样具有社会个体本位的特质。马克·波斯特认为：“从分析角度看，任何特定社会中的交流构型都是自足的经验王国，它们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社会关系网络，并重新结构着他们所构成的社会关系及主体。”他还认为，主体是在交往行动及交往结构中被构成的。不同的时代因不同的信息处理方式而拥有不同的交流构型，这些不同的交流构型又构筑了不同的交流语境，进而造成了符号与意义关系的改变，然后它们重新构建了交流主体。这种被构建的主体是历史性的，每一个媒介交流时代都对应了一种主体构建方式。

对于电子媒介交流系统中的主体而言，客体倾向于变为能指流本身，而不会变成语言所表征的物质世界。因此，电子媒介中的主体已不再居于绝对时空的某一点，已不再是现代社会中的理性的、批判的和自律的主体，而成了不稳定的、多重的、分散的同时也是相互作用的主体。在这种不稳定的、多重的、分散的同时也是相互作用关系中，他人以社会的形式通过“自我”过程建构了个体的自我和“心灵”，同时，个体又以自我改变了“社会”。这也就意味着，在主体建构的层面上，手机这种电子媒介的传播形式，更意味着一种语言机制或者说一种信息交流模式对主体的建构。不过，由于人际传播在其主体意义上并无严格的传受区分，所以人际传播中的主体建构，也就内在地包含了对对方主体的认知和对自我主体的认知。手机的流媒体属性，满足了社会个体随时随地的社会交流需要。无论是即时通话还是手机微博的及时更新，所建构起来的社会意义是大大区别于延时通信的。以手机微博为例，手机的便携性使得社会个体可以随时更新信息传播，使得关注信息的不在场信息用户产生强烈的信息在场感，甚至可以即时干预信息传播的意义生产方式和传播策略，建构起全新互动的信息意义。在此理解之上，也是手机文化异于网络文化的另一个特征。基于网络的社会关系有明显的缺陷。电脑的不易携带性，极大的限制了网络的使用；同时网络建构的社会关系的虚拟性，也难以完全满足社会人的实际社会需要。而手机，不但极好的解决了随身携带性问题，更是让网络彻底的泛在化。通过手机流媒体嫁接起来的社会圈层，可以对文本的意义生产有积极的建构作用，而网络由于无法实现随时随地的在线能力，信息的延时传播使得信息参与个体更多获得的是意义评价，而不是意义建构。

马丁·布伯就指出：“人生存的基本事实是彼此关联着的人，人无法逃避与他人发生关系。我与你相遇，我和你彼此关联，即使我们的交往是一场相互斗争。即使在彼此的关联中，我已不完全是我，你也不完全是你，但只有在生动的关联中，才能直接认识人所特有的本性。”基于网络的手机媒体对人际传播中意义模式认知也有不可低估的影响。“媒介是身体的延伸”，麦克卢汉在抛出这个著名论断时可能并没有想到会有一种媒介会真正成为人类身体的一部分。

三 手机文化的特质三：信息空间的个体性

基于网络的手机媒体极大扩展了手机的人际传播功能，极大突出了基于网络的手机媒体手机作为人类“身体”的属性，同时淡化了基于网络的手机媒体手机作为一种传播“媒介”的属性，虽然还没有最终印证“媒介是身体的延伸”这一命题，但是，至少对人际传播中的一方主体而言，基于网络的手机媒体在一定程度上无疑已成为另一方主体的一部分，甚至是另一方主体本身。所以，我们可以说，基于网络的手机媒体实际上并不是改造了媒介，而是直接改造了人的身体。人类好像经此而成为了“超人”，能不受限制地进行人际传播。然后，在技术赋予人的超凡能力逐渐成为人们共识的时候，媒介方显现它影响意义模式识别的能力。首先，在人们通过基于网络的手机媒体手机进行的人际传播中，意义模式的识别将会摆脱一些既有的因素的影响，而更多集中于关系考虑的范围。这使基于网络的手机媒体在人际传播中具有一种透明性。一方面，它就像玻璃一样，信息在中间可以自由、完整的透过，而几乎不会产生“折射”和“屏蔽”现象。另一方面，用户可以通过基于网络的手机媒体手机随时随地进行交流，而且它给人一种错觉，让用户在使用中逐渐忽略了基于网络的手机媒体手机作为一种媒介的存在，认为交流是直接、真实的。基于网络的手机媒体手机使人们在信息传播行动中更加注重“关系”，这一改变至少造成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由于“关系”对主体的束缚，使得社会中微观的人际传播交流结构趋于稳固。而越是稳固的交流结构，势必会使人们的交往更频繁，也就使得传播主体间的关系更加亲密。与他人亲密度的提高，无疑会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便利，“朋友多了，路好走”正是对此的真实写照。于是，传播主体无论出于什么样的传播动机，或者说无论他的传播行动是属于哪一种类型，都必须考虑到关系信息传播对人际间亲密度的影响。因此，单纯的人际传播难免不会因为或多或少的利益诉求而带上些许目的理性的色彩。这样，在人际传播中价值理性类型行动具有了向目的理性类型演变的趋势。这种演变从理论上讲，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不可抗拒的，因为它主要由媒介变迁导致，具有一定客观性。那么，基于网络的手机媒体给人际传播的目的理性化打开了一扇演变之门，无论是什么行动类型都可能由此向目的理性过渡。另一方面，手机流媒体实现的随时随地的延时通信区别于即时通信意义，势必带来信息意义构建层面上的变化。以手机微博更新为例，身处新闻现场的个体，对新闻现场的信息传播和更新，一方面极大的彰显流媒体的信息个性传播能力，但另一方面，随着微博信息的被即时关注、即时评论，传播个体的传播策略和意义生产方面不可避免的受到反馈信息的影响，导致传播主体即时调整信息的生产方式以适应即时建构起来的信息需求。依托于基于网络的手机媒体的多种传播功能就在每一个群体内部建立起一条快速、便捷、形式多样的信息扩散通道。从结果来看，基于网络的手机媒体在每个群体内搭建起了一个有效的公共话语空间。这个公共空间在消息扩散方面，它更快速；在公共空间的参与性方面，它更便捷；在消息的可信度和来源方面，它更真实可靠；在监管方面，它采用纯粹的人际传播方式，最大限度地避开了政府部门的监管……。更重要的一点是，它以基于网络的手机媒体为媒介来彼此联系，又依靠群体内成员与成员之间的关系来协调沟通的秩序。

于是，基于网络的手机媒体提供了建立信息流动空间的可能性，而传播主体间的交流关系则保障了此种作用模式的有效，这恰是目前的网络公共空间比较难做到的。这样，它好像又带上了点哈贝马斯的味道，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暗合了哈贝马斯曾论述的公共领域的三个特质：其一是能形成一种独立于经济和国家的议论空间；其二是能建立一种大众通过群体方式普遍参与的联系模式；其三是这种议论空间将民众视为公民，而不是消费者。基于此，我们也就有理由说，基于网络的手机媒体可使一个群体内部联系更紧密，就意味着可能会带来的另一个效果：使群体之间联系更紧密。因为在一些群体间是存在交叉点的，比如某个人属于一个单位群体，可能还属于另一个协会群体或者一个家庭群体。在“意见领袖”的作用下一些群体间无疑能够保持相对稳定且紧密的联系。于是，一条社会性的信息扩散通路仿佛形成了。而个人则在这条通路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他不仅是信息传播的具体承载者，更是群体传播的联结点。

当然，手机作为当下作为便携的信息终端，带来的影响还不仅仅体现在社会个体的社会交流传播中，还作为一种流媒体文化，指向社会个体的内心。手机的流媒体信息功能可以把个体从当前状态中抽离出来：无论你是行走中或是进餐中，能让个体无视身边现实发生的人或事，沉浸在媒体内容中。所以我们现在常常会看到这样的场景：无论是围坐在一桌吃饭的人，还是同行并排而坐的两个人，他们不是热心于面对面的直接的话语交流，而是各自沉浸在手机的信息世界中，以另外一种信息在场的方式进行着信息的传播交流。对于手机流媒体产生的此种现象，某种程度上引发了人们对手机文化亚健康的忧虑。

参考文献

[1]晓云.手机文化对大学生的影响及其干预[J].现代教育科学，2010（11）.

[2]（美）马克·波斯特，范静晔译.信息方式[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16.

[3]（德）马丁·布伯，陈维纲译.我与你[M].上海：三联书店，1986：37.

[4]（德）哈贝马斯，曹卫东、王晓珏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上海：学林版社。1999：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