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电力市场放开与监管挑战

编者按：美国东部时间8月14日下午4时11分(北京时间15日凌晨4时11分)，包括纽约在内的美国东北部和加拿大部分地区突然发生大面积停电事故。这次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停电对当地的航空和陆路交通造成了严重影响，给成千上万市民的工作和生活造成了极大不便，并造成数以千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尽管美加大面积停电目前解释众说纷纭，但有一点应该是清楚的：电力工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基础产业和公用事业，是各行各业的生产资料，又是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生活资料。电力供应安全与社会稳定和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稍有闪失就会造成大的社会影响。由此看来，不能把电力工业等同于一般的行业，电力产品也不是一般的商品。电力建设要以满足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为目标，与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同步，在规划和建设上要适度超前。本刊发表英国学者纽波利教授的一篇有关电力市场放开与监管的文章，对我国电力行业的改革与发展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电力、天然气的私有化和分类计费在英国获得了成功，使得电气产品价格降低，很大程度完善了抑制国家和分散劳动力的保守政策，使之转变为一项有市场亲和力的政策。由于各种原因，英国能源放开的作法已急切地被大范围推广和采用，这些原因与经互会集团内国家目标、发展中国家政府资金外流及在发达市场经济中超额的电力供应能力有关。

美国的电力分类计费是为了在电费高的州降低电费价格，或是作为与一种新技术（例如：联合气体涡轮循环技术）的出现导致成本降低的竞争手段，从而取得有竞争力的价格。在欧洲，煤炭的吸引力在降低，原因是电的价格――电费价格高的国家允许消费者选择国外低价电力供应商的情况很多。在前苏联，冷战结束伴随着能源需求的萎缩，使人们减少了对过度依赖进口苏联天然气这一现象的关注。能源进口国对能源出口国依赖的不对称性的增长，加上北海天然气的成功开发，更加降低了人们对能源安全的考虑。电气指令则被认为可以清除影响贸易效率的市场障碍，在日益全球化的背景下增进欧洲市场的竞争。

欧盟96/92/EC号电气指令和98/30/EC号电气指令分别于1996年、1998年被适用，指令规定截止到1999年2月和2000年8月欧盟成员国必须将上述两个指令分别在国内立法。在一个层面上，这两项指令是公用产品单一市场定律――“货物、人员、服务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在法律意义上的延伸。从更深或者说更重要的层面上来讲，这反应了一种观点，就是能源政策可以由欧洲级的某个管理委员会最大程度的运用市场工具来管理。

对经济学家来说，试图将能源与政治脱钩是一个很好的想法，但这也许会让政治学家感到吃惊。譬如：最近加州的电力危机就是在一套良好的经济环境下搅乱了市场。

欧洲委员会建议修改电气指令以便改进传输接入、提高跨国交易量以及完全开放电气市场。在这些指令开始执行前，单个成员国国家有一个相对短暂的时期以准备对它们做出响应。在两年内，这些国家的政府不得不重新考虑其能源政策，重新考虑如何最大限度地保护本国利益，并努力确保指令能够让政府处理以前采用国内能源政策方式可能引发的危机。

但是，加州电力危机却削弱了对放开的支持力度，减缓了完全开放市场的承诺，并增强了人们对供应安全方面的关注。在一个缺乏有约束力合同的竞争性电力批发市场，提供足量的储备量存在一定风险，并且对生产商没有什么吸引力。天然气放开对导致电力市场的竞争和缓解国际间互连互通电量严重不足是一个关键点。对环境方面的影响也对此增加了不确定性，而出台其它政策尚需讨论。毫不奇怪，在指令颁布的时候，法国和德国都表示要做大量保留，并且在最近继续做出这样的表示。相比于美国而言，欧盟成员国的多数成员国缺乏必要的立法和监管力量来减缓能源生产商的市场能量。除非市场产生更多竞争，传输能力增强，并且充足的生产能力得到保证，否则市场放开会导致更高的价格。

一、能源政策在能源市场中的角色

能源供应的安全对经济活动和政治独立十分重要。如果市场运行顺畅，供应充足并且价格合理，如同现在的欧洲，能源依赖的风险似乎可以忽略。但那并不意味着对能源政策的关注已经消失，只是目前不太明显，而且也不是所有的能源市场都会同样地受到供应风险的影响。对石油的能源政策受阿拉伯人的影响，在1973年他们曾经威胁在中东政治中用石油作为政治交易的工具。煤炭基本上是一个国内问题，因为国际煤炭市场是竞争性的，发电站煤炭的库存很有保障可以有效防止供应的中断。

电力则不同，它不容易被储存，所以供应和需求必须持续均衡。旧的模式是供电产业纵向整合，单一控制。这个系统的经营商不但控制电力的配送，还控制着在发电和电力传输方面的投资。经营商要负责保证充足的储备额，要么在他的控制范围之内，要么与供应商签属长期合同在其周边权限的掌控之下――在美国，是由诚信顾问委员会监管。

对于电力供应行业的政策，很明显就是要保证在遇到需要使用各种燃料时，要保持稳定可靠的投资。在电力指令下，不再有任何自我运行的方法能够在单一国家层面上保证储备充足，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方法。但令人惊讶的是，从某项能源政策的前景来看，成员国很大程度上倾向于接受它，而不是试图转变或去承担维护系统安全的职责。

天然气与电力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但现在天然气能源政策仍在单一国家控制之下，对天然气的跨国境传输的物理控制远比电力多。天然气的储备需要平衡每天和周期性的供需起伏，并且要为短期的供应安全做好准备工作。天然气进口通常通过长期合同来得到保证，而政府对天然气供应放开的进程始终显得很缓慢。

从英国、挪威的经验，以及美国规范投资者拥有公用事业的经验来看，开放带来了不少经济学教训。有效率生产竞争降低了生产成本，而成本下降导致了消费者的购买价格的下降。这就需要有一个特别监管机构出台监管法规，因为单独的竞争法对电力产权的特性已经不够用了。由于成本下降导致价格下降，这样必然会出现大量的竞争性的生产商，从而形成一个良好的市场以及充足的产量。像在北欧市场一样提高传输联系将会增加生产商积极竞争，否则，就要强迫和鼓励减少生产工厂。

政策的问题在于是否能在不损害以前能源政策目的并保障能源供应安全这两个目标的前提下，仍然可以实现经济利益。在实施供应放开政策较早的国家中，能源安全得到了相当的保障。

在英国，传统能源政策和对放开电力市场的渴望之间的紧张关系十分有意思。英国自从1990年电力行业放开之后显现了明显的优势。在供应安全方面，英国的确名列前茅。在供应安全方面，它是一个能源出口的岛国，其对电的进口量低于高峰需求量的4％。2001年它的储备余额是35％。保守党执政下，政府认为市场放开和能源政策之间不存在冲突，能源政策应该采取市场友好的形式（例如：培养可再生能源）。

1997年工党上台，对市场能否承载一个令人满意的能源政策存在非常大的怀疑，出台了一个关于建立天然气发电厂来保护煤炭业的延期偿债政策。但这虽然保护了英国的煤炭开采业，却反而鼓励了煤炭的进口，增大了排放二氧化碳的危害，这种政府干预的不一致性和脆弱性在市场反应中很快地暴露出来。

挪威，作为一个能源富裕、低成本电力的生产者，也同样注重对进口保持独立和供应安全的政策考虑。挪威的放开与所有权的明显转变没有太多联系，反而是一场更好利用市场做出统筹决定的变革。在英国，放开则是一个国内的政治决定。

美国也同样是电力、天然气和煤炭自给自足的国家，它们是供电业的中流砥柱。国家通过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对该行业有联邦管辖权，1935年的联邦能源法案赋予能源监管委员会广泛的权限，具有保证批发价格公平合理的法定义务。如果放开不能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能源监管委员会就有适当的权力介入其中。

与欧盟其它国家相比，英国的放开是经过认真规划的。它建立在许可证资格和控制系统的基础之上，这个系统在英国电信私有化后的6年当中已经得到了检验。传输由一个特殊部门的协调者(垄断并购委员会)来协调；尽管发电和供应业中被认为存在着潜在的竞争，但它们都从属于许可证条件，许可证条件可以根据垄断并购委员会的约定或指示修改。

与此类似，美国的放开在一个明确的受规章和宪法限制的框架下进行，这个框架赋予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一种实权。如果有任何与委员会认为满意的市场价格相背离的情况出现，那么以市场决定价格的权力将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调节后的价格。

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假设，只要价格具有竞争性，那么它就是合理的。其考虑保证价格要有竞争的原因是，任何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同意的价格结构要最大程度地约束竞争主体的干预。反托拉斯法不适合用来解决电力产业中市场支配力问题，是由于电力市场上存在着高度的垄断性。

相反，欧洲大陆被给予相对较少的时间去建立必需的调节机构和法律以面对外部强加的电气指令要求。成员国对能源的依赖、市场结构和对能源政策的关注有着相当大的差异。要所有的成员国毫无痛苦地适应那些制度看来是不可能的。富余的产能已经减少了这些担忧，但是，加州危机中的迹象――即放开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已经重新唤醒了我们潜在的担忧。

二、从加州危机中得到的教训

加州最初进行改革并实行电力市场放开是因为消费者对过高价格不满。2000年的平均批发价格是1999年价格的3倍还多，而2000年12月的价格是平时的10倍。2001年时常出现供应中断，一些大型公用事业公司如PG＆E寻求破产保护。加州危机表明，当供应紧张特别是供应短缺无法预期时，错误的市场设计，加上错误的调整和政策干扰会很快令人十分不满。在相互联系的系统中无法保证供应充足而只得依靠大量进口来应付高峰需求，这种做法十分危险。

供应不足导致破产和许多混乱是这些高价电力购买协议的独有产物。结果，加州公用事业委员会最近勉强同意与配电公司签订长期电力供应合同。此事本身也许没有引起破产，但是加州公共用品委员会也敲定了最终零售价格。

夏秋季的用电高峰导致了生产工厂的高使用率，而在市场低迷的冬天，要维持这些工厂的用电，就需要更好地计划。不幸的是，加州生产工厂的萎缩导致了一场严重的产量短缺与能源短缺，导致高价、违约和破产危机。不合适的价格封顶导致生产厂商把产品出口至相邻的州，而不是在加州销售，这并非是生产商拒绝供电，而是害怕不能收回电费。州长的不断介入干预使本身有争议的市场恶劣处境变得更糟，没收、价格封顶和监管障碍使对生产的投资减少，导致了恐慌性的长期合同的高价位。

无疑，加州电力危机已经唤醒了恐慌：即自由电力市场可能在政策上是没有保证的，至少缺乏认真的设计和规划。对旧有电力产业结构的拥护者认为，在调整后最终价格的垂直一体化特权垄断，只是保证避免短缺和高价电力的充足量。

三、电力供应放开问题的分析

能源放开的核心问题是追求效率、竞争和不确定的批发和零售市场，以及长期投资和供应的安全等。下文将讨论成功放开天然气市场对解决部分电力市场的紧张状况的关键所在。

电力不易被储存，所以在竞争市场上，没被利用的富余产能价值非常低，而竞争性价格是为维持并满足在任何时候产能的昂贵设备的边际成本。为了在高峰时期有足够的储备以满足需求，大多数时期的储备成本会很高，以便储备生产能力。在一个有充足产能的成熟系统中，平均系统的边际成本一般只是平均发电成本的一半。因此，投资竞争性电力市场是有风险的。

电力因为无法储存，所以其价值每时每刻都可能发生戏剧性的变化。因此合同更多是定制的，拥有很高的交易成本，标准化的可能性很小。结果合同市场上要么是超短期的合同（一天前签订合同），尽管活跃的其他商品期货市场的交易量是实际交易量的10倍，但电力合同的期货交易量仅仅是真正交易量的10％。

垄断和市场支配力为较小部分相互竞争的发电供应商提供了更大价格控制的能力，允许他们将价格订在可变成本之上，进而收回固定成本。控制价格的能力降低了投资风险，因为期货价格变得更加可控制和可预期。一个无竞争的垄断者在决定投资方面没有什么问题，尽管这在供不应求的市场状况下更加有些困难。可以想象一个准稳定的产业结构，它释放了足够的投资以保证在此价位上供应充足，但又不过分高于长期边际成本。

（1）传输及供应安全

如果来自一国的发电商在另一国以更低的风险出售，那么他们会从整个发电与供应中受益。跨国的所有权限可能增强市场对于国际合作影响力，除非市场规则是谨慎制订的，对于国家监管部门来说，监管那些涉及国外业务的公司非常困难，并且可能引起更多的关注。一些国家认为，与欧盟委员会相比，其本国企业界会更多关注电力市场的细节，很少关注不熟悉市场的司法程序。

增进国际关系无疑会带来降低成本的好处。缺乏原有的刺激或是商定好的机制去支付，国际合作或许意味着欧洲处于供应不足的状态。一个强硬的积极主动的欧委会可能会阻挠进一步集中，而市场国际合作越是紧密，这种集中就越有吸引力。但是这种增长的国际合作是会减少还是增加长期的供应风险呢？

显然，储备产能在国际合作的系统中是多赢的，国际合作越大，因备用能力受益的范围就越广，当储备的限度从现在欧洲范围降至有效范围一旦形成，那短缺就是全欧洲的事了，而不仅仅是某个地方的问题了。

（2）缓和放开与供应安全

那么，怎样能使欧委会在不牺牲安全性和供应质量的情况下，达到满足促进竞争及整合电力市场的目标？尤其是，如果未来供应与需求的平衡并不令人满意时，谁该为此负责？理想的解决途径就是把竞争置于单个的国家，且并不捣乱整个市场。另一个照顾市场的解决途径，就是要求所有的供应商确保或强化其充分的储备能力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但主要问题是资产折现力、基础产能的信用风险。供应商可能会理性地选择提前几个月只购进预计的产能储备。储备的价格会波动十分剧烈，如果价格下跌，那提前买入和束手无策的合同问题就大了，在零售市场客户可能会接受违约费作为合同履行的交换条件。但是，这是违反竞争的，并且可能出现更多麻烦，及更大代价的监管漏洞。

即使这些问题都有能力得到解决，但信用风险仍然很严重，因为很短时间内，无人监管的电力市场会达到破产的价格水平，这种情况于2001年早些时候出现在了加州。在英国，平均每天的电力零售价值5千至7千万欧元，加州显示出平均价格能在数日内上涨10倍。一个占10％市场份额的供应商面对这种涨价就要付出每月150亿欧元的代价。当危机发生，宣布破产以逃避各种费用就显得更加划算，安然公司就是例证。

所有这些都表明，一个可行的电力放开并不是仅仅取消监管，如果监管要求是保证供应的安全性与质量，不论是市场过剩还是市场紧俏，这将需要许多其他设置，欧洲的监管缺乏像FERC那样的多余的力量以介入发电与批发市场，当价格不合理、不公正之时，而且也缺乏像英国那样核发发电商许可证以减轻市场影响力，欧洲理想的有潜在竞争力的市场应是从生产出来立即被供应，这应由那些竞争者的管理层来保证批发市场的表现。

（3）天然气放开的重要性

天然气工业在抵制放开方面非常成功，这一方面是由于其成本构成不透明，另一方面是长期合同对于融资和建设基础设施非常重要。依赖进口得到的安全仰仗于长期合同。事实上，电力失败于安全，而天然气失败于危险。最终，与美国相比，欧洲天然气市场直到现在也很不成熟，因此欧洲大陆被一小撮国有企业所控制。而美国有8000家企业，在1990年最大的40家也只占有57％的份额，在一个不成熟的市场，主要重点在于建设网络和迅速连接用户，而很少有互联网络和富余生产能力去发展现货交易市场。

来自欧洲大陆天然气市场的利益可能是戏剧性的。例如在英国，一个主要的受益者应该是电力行业，但是这一次挑战仍然很大。进一步就会打开现货交易市场，和天然气商直接竞争的出现，就不会把天然气的合同与石油价格连在一起。但是，要达到这一步许多私营公司都要被说服接受这点，假如这会有损它的利益，那么就不太容易了。英国花了10年去咨询和立法动议，而美国就更长了，在美国由于受石油价格的冲击造成市场动荡而搁置。

如果这些阻碍都被克服了，收益将非常巨大，因为通过管线传输天然气比通过线路输送电力便宜很多。尽管国际原油价格使煤炭很有竞争力，但是新的联合循环天然气的成本比新的煤炭，以及原子能都要低，一旦欧洲电力价格上升至新联合循环天然气的水平，那么它进入接近需求中心国家就是很自然的结果，那些入市障碍和可恶的入场费根本无法阻止，入市最明显的障碍就成了如何得到天然气。

如果每个国家都能在相似的时间内获得新产生的电力，那么地区供求不平衡就会被修正，对于国际间电力交换的需求也就会减小，如果电力批发市场维持可竞争的局面，那么受竞争者加入的威胁就会使价格保持平均水平，同时促进投资，供应的安全在国家水平就会达到。

（4）放开所带来的环境冲击

对放开电力市场的指责之一是认为如果内部市场导致电力和天然气价格下调,其消费量也许会随之上升,而这将会导致污染加重。欧盟在提高可再生资源利用比重上做了许多努力,要建立一个二氧化碳排放许可证交易系统，而且已经有几个国家开始实施旨在提高可再生资源利用比重的绿色许可证制度。除了征收二氧化碳排放税外，新的措施将会出台。

欧盟已经规定其成员国不能对可再生资源的生产施行歧视政策，无论它是在本国内或国外消费。欧盟委员会要求所有欧盟内合格的制造商都有权享受生产绿色环保电力的补助。

鼓励绿色环保电力消费的目的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要求各个成员国达到规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目标是一个办法。但24小时内市场价格波动的幅度也许会相当大，这会使绿色电力的供应与消费完全匹配十分困难，甚至根本没有可能。再者，无论何时生产，单位绿色电力对煤炭的替代率也都是相同的。

短期范围内，有许多办法可以在欧盟范围内减少电力生产中的二氧化碳的问题，甚至可以不用通过税收及能源保留办法来减少消费。使用天然气代替煤炭充当燃料会通过国际贸易得到鼓励，而燃烧天然气发电相应地也会被刺激起来。在英国，“天然气热潮”在10年中将煤炭的使用率由80％下降到了35％，二氧化碳排放明显下降；欧盟更加快速的减少排放二氧化碳的目标将提高国际合作的能力。核能生产过程中不排放二氧化碳，因此避免核电厂的退出无疑是成本最低的短期解决方案。

长期范围内，用天然气取代煤炭发电的新投资减少了二氧化碳的排放，但并没有完全消除排放。零排放技术就是风力发电，它的经济效率明显取决于批发市场价格打压程度和不均衡收费的征收方式。风力发电要等到发电前很短的时间才能预测风能大小，这造成了签约困难和不均衡收费。其他一些贸易协定能很大程度地减少象风能这样难预测电能的贸易成本，这些协定有一定有效的方法保障均衡服务，不均衡时的单独定价，可更好地缓减未按合同履行的电力。

应将风力发电厂建造在最合适的地区，合适的标准是风力强劲，并且可以预测，同时当地的环保力量也较弱。因为在这些地区，系统经营商们提高了市场对短期风力发电量的预测，同时也使短期市场有能力发展并充分利用其他不可预测性传送能力。在理想的状况下，这将使短期的市场竞争加剧，从而使各国间的价格水平趋于均衡。在这里，垂直融合是指在密集的市场中同时拥有生产和销售能力。因此，市场机制的有效发挥将会受到可再生资源未来发展的影响，在这些对跨国间交易的影响可见之前，市场中的合并也会受到鼓励。这样一来，市场监管部门能够在竞争加剧之前测定市场所可能受到的冲击。

委员会正急于在热动力复合工厂方面取得突破，该技术能提高能量的利用率同时还能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但在商贸体制方面还存在问题，如新电力贸易协定在小量的但又重要的突发电力供应方面就存在问题，但如果收费能反映电力成本，该问题就能得到解决。如果由于在取得特定业绩的触动下，热动力复合工厂得到了积极的支持，或者由于热动力复合工厂带来了经济效应，那么有理由相信，热动力复合设备能得到额外的投资。一些设备看起来已经过时了，需要进行更新。如果现存的已过时的设备仍未被取消，那么系统的安全性需要进一步提升。

结 束 语

加州案例告诉我们，电气市场放开需要合适的富余产能和数量足够多的生产商在同一市场进行竞争。

目前，欧洲存在充足的富余的产能空间，尽管这种空间随着价格走低和产量下降有所缩减。斯堪的那维亚半岛之外的天气对富余产能的破坏力没有加州那么大，欧洲立法机构进行未来产能预测时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欧盟成员国有理由担心放开后的市场可能会减低未来产品的质量和安全，除非出台一些办法来避免。

私营电气供应商是高价格的受益者，在电力市场，高价格需要存在市场需求或富余产能不足的条件。聚集闲散产能可能在整个社会范畴下，减低供应和价格的风险。如果监管机构采取措施来减少生产商的产量，却不阐明这种减少供应量的原因，那么，新进入投资商可能只是投资取代了目前现有的储备厂商，而对储备产能而言，并没有什么变化。

核心问题是市场结构与合理投资之间的紧张关系。没有恰当的投资保证的措施，一个竞争充分的生产行业可能会发现长期投资的风险太大，价格很可能会反复变化得让人无法接受。由国内特许权机构保证下的长期合约与后续储备合约的结构可能弥补上述风险，这就意味着坚持靠国内特权机构的定单走到头的方式必须谨慎小心了。

另一种极端现象，如通过促使从联合循环天然气技术获得的富有争议的准入导致生产集中化和延伸订单的合同的范围，来缓解市场需求的方式可能会带来可观的投资，但很可能是建立在很高的平均价格成本的基础上（从早期英国市场的经验得出的结论）。

天然气的放开程度越高就越会使人对准入机制产生争议，尤其是对开放供应商的传输渠道来培养液化气加注点和订单市场。如果天然气价格由市场决定，使天然气像石油一样，那么天然气价格靠换算成石油价格来获取大额订单的方式就可以打破，开启了天然气商之间直接竞争的前景模式，一个时期是价格竞争，接下来便是更加积极地投资于联合循环天然气。

业界广泛认识到跨国传输的必要性，以及统一价格的问题必须得到解决。如果将这些问题交给专家研究，他们能够就一套有效的用户收费体系同多国讨论的固定成本问题达成一致，前景就有希望了。风力电能的产能需求很可能会增加，比如缓解地区性市场需求，而天然气放开可能会减少长时间内所需的天然气总量。

影响投资决策最严重的不确定因素可能是未来可再生能源的措施。如果欧洲开收煤炭税，这样对联合循环天然气的投资会象对风能投资一样被刺激起来，但是如果一个高额的可再生能源的目标达到了绿色环保认证，则其他资源的生产方式将会减少。风力电能相对不太稳定，这样，对稳定产能将比基于风力的能源方式有更大需求，这会导致一种很不同的投资模式，但是不确定性也增加了机会成本的价值。

另一个问题是，欧洲传统的监管和竞争政策是否合适，以保证其电气产能可以在市场能够接受的零售价的基础上保证质量和安全。与美国相比较，当市场价格不公平或不合理时，欧洲的立法机构很有限地运用法规的力量来干预批发市场的价格；生产商许可证条例的缺乏阻碍了市场监控。

在国家监管部门之间缺少有效信息的交换，使对打破界限的问题预测的可能变得更加困难。相关的预测难题还有，在没有国家监管部门(如德国)或是国家监管部门刚成立，缺乏经验时就很难获取有用的市场信息。竞争委员会好象非常清闲，而不是着急去解决出现的问题。欧洲并没有出现一个和谐统一的大陆市场结构战略迹象。

非常幸运的是，欧洲目前的储备产能水平给出了一个喘息期，在此期间，上述的一些问题可以得到解决，目前的指令监控下的电气市场的转变速度值得欢欣鼓舞。更深层次的改革的谨慎是可以理解的，主要的问题在于这段喘息期将主要被用来增加市场集中力，而不是用来改进整个监管系统的框架。

作 者 简 介

大卫・纽波利教授从1988年起一直担任剑桥大学应用经济学主任。他曾于1981―1983年任世界银行公共经济部主管，并在美国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伯克利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担任访问教授。他从1977年起一直担任经济学会刊（The Economic Journal）的副主编，1996年起任欧洲经济协会（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主席。

纽波利教授出版了许多关于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成本收益分析、稳定商品价格以及经济转型期的税收改革方面的书籍,曾在许多国际机构任职，从事欧洲税收体制改革，能源政策，私有设施监管等相关的工作。

纽波利教授目前正致力于立法监管工作，尤其是关于电力和天然气方面。他目前还正担任剑桥电力项目的领导和调查主任工作。

纽波利教授曾荣获1993年加拿大经济协会（Canadian Economic Association）颁发的哈里・约翰逊奖（Harry Johnson prize），1991年成为英国学会会员（Fellow of the British Academy）。

编 译 者 简 介

陆阳(Aglaia Lu Yang)攻读中国农业大学广告与市场传媒专业，曾在人民日报广告部及中广媒体公司工作，目前在中国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CCTV－9）财经栏目担任编辑。在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财经栏目担任编辑期间，陆阳已经报道累计十多万字、超过800条的财经类的英语新闻，翻译了10多篇财经方面的论文，其中一部分发表在海内外一些知名媒体上，翻译内容涵盖电力经济、环境与发展、经济学测度、宏观经济政策、税收等方面。2003年9月，陆阳将赴英国深造，攻读国外更高级别的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