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自由化与中国环境污染关系的实证研究

摘要：贸易与环境的关系是当今国际经济学界的研究重点，在对中外学者有关该问题的研究进行综述的基础上，建立计量回归模型，以二氧化硫排放量作为环境污染指标，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采用1991―2006年的相关经济数据，对中国贸易与环境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目前中国的居民收入水平还未到达库兹涅茨曲线的转折点，再加之中国资源禀赋的状况以及出口商品的结构，贸易开放程度仍与环境污染呈正相关关系。

关键词：贸易自由化；环境污染；协整理论

中图分类号：F74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0－0150－02

环境问题在国家贸易体系中的重要性日益显现，世界经济发展、贸易自由化和环境稳定性问题成为全球性话题。贸易与环境相互关系的经济学研究也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

坚持“贸易有益论”的经济学家认为，区域性与全球性的贸易自由化并非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采用贸易限制手段解决环境问题只会造成进一步的扭曲，而基于比较优势的专业化分工能够促进全球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合理利用，有利于环境保护。更大程度上的开放市场，推进贸易自由化进程是减少污染的有效途径。Selden 和Song（1994）提出了关于经济增长与污染物排放关系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概念，倒U型的EKC曲线表明，环境恶化与人均GDP在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呈正向变动的关系，当人均GDP达到一定水平后，二者表现为反向变动关系，多种污染物的排放将随着经济发展先上升而后下降。Grossman 和Kruger（1991）对NAFTA环境效应进行研究，最早使用了“贸易―环境”一般均衡模型，将贸易对环境的影响分为相互关联的三个方面，提出了贸易对环境的三大效应即规模效应（Scale effect）结构效应（Composition effect）和技术效应(Technique effect)。规模效应被认为具有加剧环境恶化的作用，但当生产结构的变化从所谓的“肮脏产品”向更清洁的产品转换或采用清洁生产技术生产时，环境状况在实施贸易自由化后反而得到改善。

中国对环境与贸易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从1993年才开始逐步涉足这一领域。1994年《中国21世纪议程》出台以来，特别是1996年中国政府把可持续发展作为指导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以来，学术界对可持续发展及组成部分的理论和观点展开了非常活跃的研究与讨论，对“环境与贸易”这一问题投入了很大的关注。陈穗峰（1997）对中国的环境形式和对外贸易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指出环境污染、生态平衡遭受破坏等已经成为制约外贸出口业务发展的客观因素；叶汝求（2001）等从国际贸易和可持续发展理论的角度系统分析了贸易自由化和环境保护的辩证关系，对协调贸易、环境和发展的关系提出了许多很有见地的观点；赵玉焕（2002）在其专著《贸易与环境：WTO新一轮谈判的新议题》中，使用理论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分析了贸易与环境的关系，对贸易与环境的几个主要问题进行了探讨，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国际合作是协调贸易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使二者相互促进的有效途径。

模型把污染指标与实际可测的经济要素联系起来，以描述规模效应、技术效应和组成效应对贸易的影响，并得出自由贸易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在此贸易模型中，其简化的环境污染与经济要素之间关系的形式如下：

lnPOLL=α+βLnRGDP+γLnOPEN+ε（1）

（1）式中，POLL代表污染物的排放量，RGDP代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OPEN代表贸易开放度。鉴于学术界关于贸易与环境关系的研究大多以SO2作为污染物排放量指标，本文也采用它作为污染的替代变量。

（一）数据的来源及处理

本文采用的数据是从1991―2006的时间序列数据，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提供的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将二氧化硫排放量作为代表污染水平的分析指标；收入水平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代表；贸易的开放度用进出口贸易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表示。

（二）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为了避免伪回归的产生，需要在回归分析之前对经济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ADF(Augment Dikey - Fuller) 检验，检验结果见下表：

下表结果表明，原水平序列LnPOLL，LnRGDP，LnOPEN的ADF值均大于5%置信水平的临界值，表现出非平稳，但其二阶差分序列的值均小于5%置信水平的临界值，表现出平稳的特性，即二阶差分序列都是二阶单整过程，所以满足协整检验的前提。

（三）变量间的协整关系检验

本文采用Johansen极大似然估计法对变量进行协整检验，用OLS法对方程作回归估计，然后对残差值进行ADF检验，结果参差值的ADF值为-3.3531，而5%置信水平下的临界值为-3.0818，其值小于临界值，因此，我们可以拒绝零假设，认为LnPOLL，LnRGDP，LnOPEN之间存在唯一的协整关系。所以，对变量运用OLS法进行回归，回归方程为：

（一）收入与环境污染呈正相关的关系

这表明，从1991―2006年随着人均收入的不断增加，中国的污染水平也随之增加，二者呈正相关的关系。从而可以看出，中国目前仍然处于较低的人均收入水平。用库兹涅茨曲线来描述，则人均收入水平在库兹涅茨曲线的左侧，没有越过转折点。这意味着中国的环境污染程度仍然将会随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加剧。

（二）贸易开放度与环境污染呈正相关的关系

这表明，现阶段随着贸易自由化的不断深入，中国的污染水平呈逐步上升趋势。主要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污染。危险废物的越境转移始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随着贸易自由化程度的加强，污染物的转移有着愈演愈烈的趋势。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国家每年有10万起越境转移事件，数量达200万吨。西方一些跨国公司通过直接投资把许多污染密集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

其次，环境过度及不合理开发对生态环境造成负面的影响。由于过度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和贸易规模的扩大。依据比较优势理论，中国仍以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由于过度及不合理开发资源，结果对中国的生态环境造成了负面的影响。

1.努力提高中国人均收入水平，目前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仍未处于库兹涅茨曲线转折点，因此要尽量缩小居民收入差距。近年来，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如公务员加薪、提高养老金标准、减免农业税和学杂费等等，旨在通过提高可支配收入。这些举措确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2003―2006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从9.0%提高到10.4%，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速从4.3%提高到7.4%。

2.完善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有效阻止国外污染企业向国内转移。贸易自由化会吸引更多的国外企业来华投资，其中也不乏污染企业。这就要求中国在制定有关环境法规和标准时，应尽快与国际接轨，加强中国环境保护得力度，以避免中国成为发达国家的“污染避风港”。中国吸收外国投资方面的政策、法律、法规已经开始考虑环境保护问题，一般偏重于投资前和申请投资过程中的环境保护问题，主要是通过产业导向目录规定鼓励、限制和禁止外商投资的项目。

3.鼓励环境保护技术和产品开发，积极引进国际先进的污染治理技术和设备，为企业污染控制提供资金、技术和政策支持。减少企业污染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以及增加清洁产品的出口。充分利用贸易自由化消除发达国家技术壁垒的有利因素，对国内引进环保技术的企业给予适当的政策倾斜和提供优惠。在自由化进程中，要根据不同产业的污染程度，采取不同的贸易保护措施，对轻污染产业的贸易保护的消减程度和速度可适当放慢。同时，对投向非污染行业的国外直接投资采取一定的优惠政策，鼓励清洁行业的在华投资。鼓励企业通过对外贸易引进环保技术、装备，大力发展清洁生产。在宏观层面，摒弃以牺牲环境和可持续发展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模式。同时，加速产业结构调整，降低重污染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尤其应注意在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时谨防国外污染产业的转移，并通过加强环境规制，推动产业生态发展模式的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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