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中政府职能转变与公共产品供给研究

[摘要] 温州的经济增长因为缺乏新的动力而逐渐放缓，而温州地方政府管理体制的弊病逐渐复出水面，本文对温州模式困境的现象和成因进行分析。

[关键词] 温州模式 困境 政府管理

“温州模式”是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过程中，通过需求诱导型和大胆超前的局部经济体制改革所形成的一种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史晋川，2002）。“温州模式”是以体制上的先发优势在全国范围内率先获得发展市场经济的契机，完成了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型。但是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和产权制度的确立，温州的先发体制优势却在弱化，经济发展放缓，指标上表现在GDP和城市化增速较全省其他地区缓慢，温州模式在以下几个方面上均遇到发展阻碍。

一、制度创新陷于式微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温州凡是可以依靠底层力量推动的微观领域的制度创新仿佛都已做完（张仁寿，2004）。到了经济体制转轨初步完成的今天，浅层次上的制度创新的空间已经越来越小，今天的温州模式最突出的问题在于制度创新陷于式微。对于政府推动制度创新的职能应该归于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朱康对（2004）认为，深层次的制度创新必然涉及各方面的问题，而这又不是基层官员力所能及。现在温州最需要的不是微观领域的改革,而是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创新。（张仁寿，2004）然而，微观和宏观中间还有中观的活动，即温州地方政府对制度创新的推动。地方政府的角色是双重的，它既是中央政府的人, 要贯彻中央的意志调控改革，又是当地利益的人,要实现本地区利益最大化。因此，虽然张仁寿（2004）认为温州最大的约束来自宏观制度，但地方政府也应该对制度改革负责。

二、非正式约束与寻租

温州素来讲究血缘、地缘和“熟人信用”，被史晋川（2004）称为人格化交易。在温州模式演化的过程中，政治企业家参与分享潜在的制度外收益，大大将低了非正式规则正式化的难度（史晋川、李甫军，2001）。然而，这种非正式约束正成为温州进一步发展的阻碍。商圈“人格化交易”是产生产业代际锁定的原因（史晋川，2004）。而政府官员的“人格化行政”则为“关系主义”打开通道，为政府官员设租、企业寻租提供了便利，这被史晋川（2004）称为“‘公共权力’和私营经济所编织的‘不可触摸的网’”。广泛的行政随意性控制使经济主体的主要精力被消耗在和政府官员打交道上，阻碍了要素的合理流动，导致社会生产力的增长达不到潜力水平。这张“不可触摸的网” 造成了温州区域内产权保护的“亲疏”,导致了温州民间资本的大量外流（史晋川，2002）。2004年对温州乐清市部分外迁企业作为样本的调查表明：在近来外迁的85家企业中，属于自身发展需要的有21家，占24.7％，属用地约束的21家，占24.7％，属人为原因造成“软环境”影响的有43家，占50.6％。

三、外资企业难以引入

外资难以引入一直是温州经济结构的缺憾。温州的国外大企业、先进技术一直处于全省后列（温州市十一五规划纲要，2006）。以前，由于温州民间资本充裕，当地人和祖籍是温州的外地人投资活跃，缺乏外资一直不视为“问题”。然而，外商直接投资是伴随资本、技术、管理模式的“一揽子”引入，从全国的经验来看，能影响对生产力提高和产业结构的改善，这对陷于产业难以升级泥潭的“温州模式”就尤为宝贵。政府在对待温州人与非温州人时产权保护的不公平和激烈的市场竞争阻碍了温州经济社会的对外开放（史晋川，2004）。因为温州人际网络内部的交易费用低，而外部交易费用高，政府对本土企业“地方保护”，对外资抱有“怀疑”态度或认为其可有可无。在全国其他地区“招商引资”战略的对比之下，这种无形的“歧视”筑高了资本流入的门槛，使投资商选择和政策优惠产生排他性，限制了外部要素流入。

四、规范的资本市场无法建立

温州资本市场、技术市场和人才市场的发育不良（张仁寿，2002）、金融转型滞后（卓勇良、2004），严重制约企业融资和规模扩大。近年来，温州企业长不大或者长大了就要外流的现象，是要素市场发展滞后对微观经济主体合作性契约产生阻碍的重要表现（金祥荣、朱希伟，2001）。温州在2002年争取到了民间金融改革的试点，但是五年以后，除了温州商业银行等少数机构以外，大部分民间金融机构还是得不到充足发展，民营企业融资依旧困难。因此，公私权力的互相渗透将会阻碍要素市场产权制度的建立，制约其市场化。客观地说，温州模式尚未培养出完善的人才、资本等要素市场，很可能奖温州锁定在古典市场经济阶段（金祥荣、朱希伟，2001）。要素市场改革与完善的关键在于，政府能否从巨大的“诱惑”中走出来。

五、待研究问题

以上问题根的重要原因是温州当地政府和企业对“市场自发秩序”的一贯自信和对“无为而治”的小政府主义的路径依赖。现任温州市委书记王建满提出了“以民引外”的战略。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如若不进行政府管理转型和商业理念转变，GDP即使增长也是治标不治本的，不能长久掩盖“温州模式”的矛盾。而管理转型，包括政府的公共服务改进和企业引入现代企业制度，通过激励和约束机制的作用，大大减少交易中的不确定性和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

参考文献：

[1]史晋川金祥荣等:温州模式研究（修订版）[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2004

[2]董希望:温州模式的历史命运[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3]胡宏伟吴晓波:温州悬念[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

[4]陈文玲等:跨越―温州从传统信用迈向现代信用[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5]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修订版）[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