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土归流打破封闭促交流

长期以来，人们把研究贵州史的重心放在西半部，重视牂牁、夜郎，而于东部地区多有忽视。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平南夷为牂牁郡”固然重要，而在此之前166年，即秦昭襄王三十年（公元前277年），“秦夺楚巴黔东地”，在川、鄂、湘、黔毗连地区设黔中郡，黔东北及黔东南便纳入行政建制。这是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56年贵州有行政建制之始，在全国推行郡县制度处于前列，贵州简称“黔”也始于此。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由于各民族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长期实行“土流并治”。内地由中央王朝直接派官治理，因官员常有调动，故称“流官”。边疆民族地区，则以当地土酋为官，“以土官治土民”。随着社会经济状况的改变和政治版图的扩大，逐渐将土官统治区域设为流官，这便是“改土归流”。

“改土归流”是历史的必然，是中国由多元合为一体的必由之路，是由封建领主制、奴隶制、原始公有制推进到地主所有制经济的重大社会变革，是扩大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重大举措，在这个意义上讲，推动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社会进步。但在封建专制制度下，由于施行民族压迫、歧视政策，改土归流伴随着“血与火”的斗争，给历史带来了阴影。

永乐十一年（1413），朝廷下令将思州、思南、铜仁、乌罗（后并入铜仁）、石阡、镇远、黎平、新化（后并入黎平）八府，并贵州宣慰司及安顺、镇宁、永宁三州设贵州布政司，贵州始为一省。思州、思南二宣慰司改流实开贵州“改土归流”的先河，在贵州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此次改流，“去大存小”，仅革除宣慰司，而将39长官司分属八府，对黔东北和黔东南开发有积极作用。

贵州是土司密集的区域，思州田氏是西南的大土司，史称“思播田、杨，两广岑、黄”。贵州建省后，以贵阳为中心，自然视黔东南为边远。其实，贵州建省的基础，却是思州、思南二宣慰司的改土归流。

黔东南在历史上有过两次大规模的改土归流，一次是明永乐十一年（1413）将思州、思南废除二宣慰司改设八府。另一次是清雍正五年（1727）鄂尔泰奏请“西南改流”，在黔东南设“苗疆六厅”，即台拱厅（今台江）、清江厅（今剑河）、下江厅（今从江）、八寨厅（今丹寨）、丹江厅（今雷山）、古州厅（今榕江）。

思州、思南二宣慰司的地域，大体上包括今铜仁市和黔东南，地处湘黔边境，控扼由湖广经贵州入云南并通往缅甸的“西南大通道”。明初沿驿道设置清浪（今镇远清溪）、镇远、偏桥（今施秉）、平溪（今玉屏）、铜鼓（今锦屏）、五开（今黎平）等卫，插入土司地区。

黔东南呈开放态势，但“苗疆腹地”仍实行“风俗统治”，既无流官也无土司，被称为“化外”。因受外界影响较少，苗、侗文化保存较为完整、典型。雍正年间的改土归流，将“自治”状态的地区纳入流官统治。采取的方针是“先剿后抚”，大动干戈，造成许多令人痛心的事。但改土归流打破了原先的封闭状态，促进了各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有利于“苗疆”的进一步开发。（作者系历史学研究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责任编辑/李　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