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播州改土归流之影响

【摘 要】万历二十九年（1601），旨在加强对西南地区的统治，明王朝不失时机地对播州地区进行改土归流。播州改土归流是贵州改土归流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其影响主要体现为：流官制取代土司制，中央对播州统治加强；地主制取代领主制，解除土民所受人身束缚；播州之半划归黔省，开启贵州发展里程碑；兴办各级各类学校，推动文化教育新发展。

【关键词】明代；播州；改土归流；影响

改土归流是指明清时期中央王朝旨在加强中央集权、铲除地方割据势力，以武力为后盾，在边疆地区所实行的一项重大举措。贵州是中国改土归流肇始之地，而播州改土归流不仅是贵州改土归流，而且是西南改土归流中规模最大的一次。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评赞播州杨氏土司道：“西南夷族之大，盖自汉之夜郎，唐宋之南诏、大理而外无出其右者。元明之世有‘思播田杨，两广岑黄’之谚，言土司之最巨者，实则田、岑、黄三姓，亦非杨氏之比也。”这就表明播州杨氏土司在全国土司中无与伦比的地位。明代播州其辖地大致位于今天贵州省北部，包括遵义、正安、桐梓等地。万历二十八年（1600），平播之役结束，此次战役一个最为直接的结果就是导致了播州的改土归流。翌年（1601），播州改土归流正式发韧。这次事件极大地改变了明代川贵地区的地方格局，川贵两省的政区重新划定，这对播州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概而言之，明代播州改土归流的影响主要体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流官制取代土司制，中央对播州统治加强

在土司制度下，土司头目由“蛮酋”担任。他们在政治上有世袭继承权，“世有其土，世长其民”，俨然一个土皇帝。平播之役结束后，万历二十九年（1601），明神宗在午门城楼亲自将《平播功诏书》颁布天下，“命分播地为二，以关为界，关内属川，关外属黔，属川者曰遵义，属黔者曰平越”。当时，以乌江以北之地置遵义军民府，领有四县一州，即遵义、绥阳、桐梓、仁怀四县和真安一州，隶属四川布政使司；以乌江以南之地置平越军民府，领有三县一州，即湄潭、瓮安、余庆三县和黄平一州，隶属贵州布政使司。废除世袭官爵，并在各府、州、县开始正疆域，建城垣，进一步规范了行政管辖。这样，沿袭725年之久的播州杨氏土司从此退出历史的舞台。为了加强对播州地区的直接控制，明朝廷在遵义军民府设威远卫，驻兵一万，设立五个卫所，每所有军一千。这就建立起了与全国内地一致的武装系统，中央对播州之地的军事管控加强。同时，重兵的设置还使得其他土司有所顾忌，不敢轻举妄动，这就保障了平播之后政局的稳定。除了留驻军外，明朝廷还在这一地域设置屯卫，“其边隅逼邻土司地方，各设屯田，每军照祖制二十四亩，再加六亩为冬衣布花之费，共三十亩，即自种自食，不必纳粮于官又复领出”，这既解决了田土荒废问题又保证了军士日常生活之花销。在平播总督李化龙看来，留驻军、置屯卫可以打消土司“睥睨跋扈之心”，使中央王朝对播州地区的统治加强，一改往日土司割据的状态，行政、军事等诸方面都成为全国不可分割的部分。

二、地主制取代领主制，解除土民所受人身束缚

在明王朝封建专制统治下，虽说人民遭受着沉重的封建压迫和剥削，但官吏还得遵循一定的法度，不敢毫无顾忌，肆意妄为。然而，在土司制度下，土司的意愿就是法律，民众没有人身自由，甚至连生命都没法保障，土司可以任意欺凌虐杀土民，“取其牛马，夺其子女，生杀任情，土民受其鱼肉，敢怒而不敢言”。土司强占土民田地之事屡见不鲜。比如，成化十五年（1479），杨友就将余庆长官司、白泥长官司所辖土民之多处水田、陆地霸占为自己的庄田，将洛蒙水，老母潭等处之鱼潭据为己有等。土司的胡作非为，常激起土民的强烈反抗，就在杨应龙举兵反叛前夕，因“阻兵嗜杀”而引起过“五司七姓悉叛离”之事。土司拥有对土地的绝对所有权，在其庄田里推行农奴制剥削方式，将庄田“分为小块，分派给里甲头人，再由各村的寨老、把目交给农奴耕种。附着在土地上的农奴自带耕畜、家具从事耕作。其剥削形式是无偿劳役，交纳贡赋和实物地租”。平播之役后，随着改土归流的实行，地主制经济取代农奴制经济，“应龙官庄，并杨兆龙、田一鹏、何汉良等诸擒斩过有名头人庄田，尽数没官，听三省之民愿占籍播州者承种。其领田之人，查照时值，量行上纳，以充目下建立城池、衙门、驿传诸费”。这样，土民自此摆脱了土司对其人身的束缚，获得了较大的自由，其生产积极性明显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不仅解决了“城池、衙门、驿传诸费”，更为重要的是，四川、贵州、湖广三省移民的进入，一方面为该地区的发展提供了大量急需的劳动力，另一方面又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极大地促进了农业及相关经济的发展。

三、播州之半划归黔省，开启贵州发展里程碑

播州因疆域辽阔、历史悠久，对于贵州历史发展来说非常重要。不仅如此，播州历经唐宋元明四个王朝共725年，最后被明王朝以武力剿灭，其悠久历史反映了中央王朝在不同时期对西南少数民族所实行的不同政策，因此，它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亦非同寻常。明王朝将播州土司杨应龙剿灭后所推行的改土归流，是西南地区改土归流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平播之役的最大赢家可算是贵州地方政府，因地域、物产、人力、财力的因素，贵州历来对播州就有领土诉求，一门心思寻找拓展地域的机会，但平播之役前，每次诉求都受到四川方面的激烈反对和朝廷的断然否定而落空。平播之役后，贵州终于如愿以偿，分得播州一半的领土，其版图增大了三万多平方公里，大大增强了贵州的实力，从此，“黔省幅员得与十二省比长挈大，其为长便”。同时，贵州版图的拓展和改变，也减少了全国因军政统属不一致所造成的弊端。贵州清一色用流官治理，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贵州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密切了与中原以及全国各族人民的联系，有利于中央集权的统治，有利于西南边疆的巩固与发展。从此，贵州作为一省的地位再也不容质疑，贵州真正的流官时代开始了！

四、兴办各级各类学校，推动文化教育新发展

改土归流前，在土司制度下，播州文化教育仅局限于部分土司子弟，广大下层土民因其社会地位低下，加之受经济条件制约无力支付昂贵的文化教育费用，基本上被剥夺了接受文化教育的权利。这样，播州文化教育就变成了统治者的专利。其实，播州土司对文化教育也并不真正重视，明代宣慰司学“寻废，改建为梓潼观”就是最好的佐证，以至于改土归流前的整个明代，遵义府考中进士的仅有一人，中举人者二人。改土归流使明王朝迅速将播州文化教育提到了历史的议事日程。在建立政权的同时，立即着手筹建府、州、县学。平播当年（1600），就依照中原的作法，设立遵义府学，翌年（1601），改土归流之际，又设立了平越府学，桐梓县学；万历三十年（1602），设立真安州学；万历四十年（1612），设立湄潭县学。当时，这些府、州、县学都设教授、训导、学正等教职传播儒学。与此同时，社学也广泛兴起，一州四县共建社学87所，为全省之冠。“自平播改流，方在逆酋禁学之后，土著者初出汤火，有造为难；新附者喘息间关，寻师未暇。至万历三十六年，知府孙敏政举行乡约，谕民遵奉高皇帝教训子孙功令。又檄五州县各于城乡村里择地建社学；考择司教，社置一人或二三人。于是遵义县始建社学一十四所，社师十四人……。都社学八十七所，社师九十人。遵义文教，实开于此。”这样，从各府、州、县学到各地社学，一个完整系统的文化教育体系初步形成。这一体系与土司时期的文化教育存在着天壤之别，它是一个面向全社会和所有平民的文化教育，使广大下层土民获得了接受文化教育的机会，标志黔北文化教育新发展的到来。

综括全文，明代播州改土归流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生产关系顺应生产力发展的举措，其影响甚巨，决不可小觑。

参考文献

[1] 谭其骧.播州杨保考[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82（1）.

[2] 贵州省民族研究所.明实录：贵州资料辑录[Z].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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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任可澄，杨恩元.贵州通志[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7.

[5] 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6] 郑珍，莫友芝.遵义府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841.

作者简介：魏登云（1965- ），男，湖南桃源人，历史学硕士，遵义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黔北史和明清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