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岩改土归流论析

摘 要： 随着国家权力的逐步深入，三岩社会在清末改土归流后最终成为国家直接统治下的地方。然而各种国家权力符号却遭遇到传统文化的制约，集中表现在寺庙——宗教、学校——教育以及始终纠缠着三岩人的人地矛盾等方面。本文通过分析进入国家的三岩社会身份认同体系的变迁过程，指出国家在打破传统的认同机制的同时，也给三岩社会提供了解决人地矛盾的新机遇。

关键词： 三岩； 身份认同； 改土归流

中图分类号：D691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５－５６８１?穴２０12?雪０1－0134-05

On Bureaucratization of Native Officers in Sanyan

WANG Zheng -yu

Abstract：Along with the gradual penetration of state power, Sanyan society at last became a locality under the direct control of the state after the bureaucratization of native officers in the end of Qing. However, traditional culture restricted the symbols of state power, the concentrated reflection of which is temple--religion, school--education as well as its human-ground contradiction. By analyzing the changeable process of Sanyan's social identity after it entered the direct control of the state, this thesis points out that the state not only broke the traditional identity mechanism but also provided new opportunities for Sanyan society to solve their human-ground contradiction.

Key words: Sanyan; identity; bureaucratization of native officers

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位于川藏边界金沙江畔的三岩{1}峡谷，一直被视为无官无法的强盗聚居的地方；而作为汉藏交通的要道及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地，三岩峡谷无疑具有重要的地理意义。元朝以降，该地被纳入国家版图，国家采取种种措施加强对其监管与控制。

一、改土归流与三岩的人地矛盾

宣统二年（1910年），时任四川总督及驻藏大臣的赵尔丰对三岩改土归流，{2}定名武成县，隶属巴安府，以陕西樊润(号朗廷)为委员。成都调来的三营巡防军即留驻川边。各路军队仍回原队，仅留不足一营的兵力驻守三岩，营房设在金沙江东岸半山之上。第二年撤委员改设县长，三岩正式立县。委员负责管理三岩的税收与司法案件，薪水由三岩税收解决。三岩设治后由该委员指派三岩各地比较有资望的人为保正，整个三岩设置五路保正，共管50村，4752户，男9974人，女12122人，喇嘛400余人。{3}并设三岩总保正一名，由雄松村阿聪充任，“阿聪是一个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对于汉人颇有好感，向来主张应与汉家相安无事，惟各村习于各自为政，无人重视他的意见，以致惹出了这样一场大祸，现在被汉官重用，很快就成为众望所归了”[1]。

由此看来，此时国家仍然在试图通过人使自己的权力进入地方，所不同者则在于国家有意选择与扶植自己在三岩的人，而不是利用既有的地方精英。但是根据三岩的实际情况，一个年轻的三岩人，除非严格按照帕措的规定获得自己的地位，否则不可能有效管理三岩，所以仍需进一步扩大这一管理体系的范围，五路保正之下每处地方以村为基本建制，80家为小村，100家以上为大村。各村在本村中由村民公举一人为村长，小村则由数村公举一村长。村长的责任类似于人，负责征收赋税以及准备乌拉差役等事务，遇有涉及本村的刑事或民事案件，也需由该村村长负责传唤被告。税收的规定更为细致，除牛羊等牲畜需要征税以外，三岩的土地被分为上、中、下三等，根据土地等级分别征税。通过任命帕措推选的人作为村长，将血缘体系的政治权力纳入到国家政治体系之中，由此一个超出三岩峡谷既有血缘体系的社会权力体系开始在三岩出现。这一体系在国家的名义之下，实际上承担着在三岩与更大的社会之间建立起符合国家需要的联系的作用。

作为国家政治链条上的一个“地方”，三岩已经获得了自己的行政范围，不再是周边各政治与文化中心的边界。作为国家的政治单位，三岩必须有明确的边界，以此划定其地方权力的范围。此时的三岩“距沙鲁里山与宁静山脉之间中，跨金沙江，形势长方，全县面积共二万八千七百八十方里，其疆域北至玛隆与同普县界；东北以巴巴山顶，东北与白玉县界；东与巴安县界，东以宗巴南至日吉桑乡以东属巴安，以西属武成；南以支巴小水沟与宁静县界西以吉池领与贡县界。”{4}县制设在今雄松乡雄松村。这是三岩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了明确的边界，但是随之而来的也是这种边界的模糊性。三岩人口的频繁流动，以及经历了战争后大规模的人口损失，很难想像这样的边界能否发挥其实际的作用。而此时的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冲突已经日益激烈，三岩这个本身尚处在边界之上的地方，其新生的边界根本不可能发挥作用。

二、改土归流后的三岩社会

实际上，边界的模糊根本上来自于资源的危机。对此，国家的策略是在三岩引进新的作物品种。民国四年（1914年），时任武城县委员的黑梅亭引进内地的马铃薯在三岩地区广泛种植。三岩人也从马铃薯的种植中得到好处，于是最初在三岩，马铃薯也被称为黑薯，据说正是为了纪念黑梅亭。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三岩人渐渐忘记了那个给他们带来马铃薯的汉族官员的名字，而只是记得马铃薯是一种来自汉地的食物，所以今天的三岩人仍然把马铃薯称为汉族的元根——甲拥（甲——汉，拥——元根）。对于作物的命名虽然不能准确再现新作物的引进给三岩社会带来的巨大变迁，但是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三岩人为了解决人口与土地的天然矛盾所付出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