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诈骗罪研究

【摘要】合同诈骗罪作为一种从诈骗罪中分离出去的特色型诈骗犯罪，有其自身的立法价值。毫无疑问，合同诈骗罪必然符合诈骗罪的一般特征，与诈骗罪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本文将主要从合同诈骗罪的主观方面，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关系方面对本罪进行探讨，以明确“非法占有目的”产生的时间及行为不符合合同诈骗罪的定罪标准却符合诈骗罪的定罪标准时的定罪量刑问题。

【关键词】合同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诈骗罪；法条竞合

一、“非法占有目的”产生的时间

我国《刑法》第224条明确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规定为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很显然，如果要构成合同诈骗罪，行为人主观上必须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否则不构成合同诈骗罪。 由此可见，非法占有目的是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关键所在。对于合同诈骗罪而言，非法占有目的产生时间的不同也影响着合同诈骗罪的成立与否。因此对合同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产生时间的准确认定，将有重大的意义。在讨论非法占有目的产生时间之前，我们有必要区分一下合同诈骗罪的故意与合同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差别。在笔者看来，“非法占有目的”属于主观的超过要素，与合同诈骗罪的故意并不完全处在一个层次上。比如，行为人可能有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财物的故意，但其不一定就出于非法占有财物的目的，行为人有可能是出于报复受害人的目的。理论上对于本罪“非法占有目的”产生时间的讨论就混淆了本罪的故意与“非法占有目的”的区分，大多数学者都是将本罪的故意与非法占有目的混淆在一起讨论非法占有目的的产生时间。例如，观点一认为，本罪的故意只能产生在合同签订之前或合同签订之时；观点二认为，本罪的故意除了可以产生在合同签订之前或合同签订之时，也不排除在合同履行的过程中，为避免损失或觉得有机可乘，产生将对方财物据为己有或归他人所有的犯罪意图，不履行或者不继续履行合同，骗取对方财产。观点三认为，合同诈骗的故意可以产生于事实行为之前（事前故意）、事实行为过程之中（事中故意）、事实过程后期（事后故意）三种场合。

笔者认为，上述学者的观点都从本罪的故意出发讨论了本罪非法占有目的的产生时间。不可否认，在一般情况下，本罪的故意与非法占有目的是同步的，但也存在着不同步的情况。因而，笔者认为，上述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却都有失偏颇，有进一步商榷的必要。

观点一将本罪的故意限定在合同签订之前或之时，显然是缩小了本罪故意产生时间的范围，不利于严密刑事法网，可能会放纵犯罪分子。同时，就《刑法》第224条的规定来看，合同诈骗犯罪发生“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也就是说，本罪故意既可以发生在签订合同的过程中，也可以发生在履行合同的场合。因此，观点一不足取。

观点二将本罪的故意限定在事前和事中是有一定道理的。正如前述，本罪的故意完全可以存在于合同履行过程之中。因为，当一方履行了一定的合同义务后，行为人出于非法占有的目的诱骗对方继续履行合同的，完全符合本罪的构成要件，应该以本罪定罪处罚。但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这种观点可能回避了实践中这么一种情况：行为人签订或者履行合同之初并没有犯罪故意，但在依据合同取得对方当事人财物后，产生了非法占有的目的，不再履行自己相应的合同义务，即在不支付任何对价的情况下占有了对方当事人财物，能否构成合同诈骗罪？很显然，如果本罪存在事后故意（包括非法占有目的）的话，学者提出的问题就恰好说明了观点二的不周延。

观点三看似很全面，但这种观点也存在着问题。所谓“事后故意”，是指行为人完成了某一合法或非法行为并发生结果后，开始产生非法占有的犯罪意图。“事后故意”存在的价值主要就在于解决观点二中学者所提出的问题，即在“事后故意”的情况下，是否构成合同诈骗罪，但这在理论上存在争议，形成了肯定说与否定说之争。肯定说认为，只要是不支付对价而占有合同相对方财物，该事实的存在即已构成对市场秩序的侵犯......鉴于目前我国刑法未规定专门的侵害债务罪，此种情况仍应纳入合同诈骗罪中评价。否定说又包括无罪说和侵占罪说两种。无罪说认为，在合同诈骗犯罪过程中，行为人在签订合同之后，先履行了部分合同，收受对方的定金、贷款、预付款、货物后，为了避免损失或觉得有机可乘，便产生非法占有对方财物的目的......其实是一种逃避债务的行为，根据刑法谦抑性和罪刑法定原则，不宜将这样的行为规定为合同诈骗罪。侵占罪说认为，行为人在对方当事人履行过合同义务后，出于非法占有目的，不支付对价的，完全符合侵占罪的构成要件，应该以侵占罪定罪处罚。

对于肯定说的观点，笔者不能赞同。对于行为人在对方当事人履行过合同义务后，以非法占有对方财物的目的不履行合同对价及义务的，不能以行为人的行为是否危害了市场秩序为由认定行为人构成合同诈骗罪，而应该看行为人的行为是否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正如前述，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造成对方当事人认识错误并交付财物方面是一致的。这也是行为人是否构成合同诈骗罪的关键所在，而不能仅仅以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为依据。如果行为人通过合同合法占有了对方当事人交付的货物、预付款后，产生了非法占有对方当事人财物的意图，从而不履行自身合同义务，无论如何不能得出行为人是通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了对方当事人财物的结论。因为，对方当事人是通过履行合同义务交付财物的，根本不存在被骗的情况。正因如此，行为人的行为完全不符合合同诈骗罪的行为特征，不能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从这个结论上说，行为人虽不具有骗取财物的故意，但却存在着非法占有财物的目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前文笔者认为需要区分本罪的故意与非法占有目的差别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事后故意”不包括非法占有目的，那么其就没有存在的可能性。因此，笔者认为，所谓“事后故意”应该只包括非法占有目的这一个方面。

对于无罪说，笔者也不能赞同。在通常情况下，如果行为人非法占有了对方当事人少量的财物，确实可以通过民事程序解决。但是，如果行为人非法占有了对方当事人大量的财物，并造成了对方当事人生产经营困难和巨大的经济损失，此时如果不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恐怕大多数人不能赞同。因此，笔者不赞同无罪说。

笔者赞同侵占罪说。所谓侵占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或者将他人的遗忘物、埋藏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退还或者拒不交出的行为。行为人非法占有对方当事人依据合同交付的财物，并拒不履行自身合同义务的，完全可以认定为将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非法据为己有，拒不退还或拒不交出的行为。根据张明楷教授的观点：只要某种占有具有处分的可能性，便属于侵占罪中的代为保管（占有）。很明显，行为人非法占有对方当事人交付的财物后完全具有处分的可能性，即符合侵占罪的从合法占有到非法所有的特征。有反对定侵占罪的学者指出，侵占罪中的代为保管，一般是相互间信任程度较高的情况，所以刑法规定为自诉案件。而合同往来中，依赖的是市场交易的诚信原则，而非私人间的信任关系，所以即便是合法占有之后转为非法占有，其危害性也远大于普通侵占罪。针对这种意见，笔者不能赞同。刑法将侵占罪规定为自诉案件，刚好为受害人提供了选择的空间，受害人既可以通过民事程序解决，也可以向法院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这刚好更有利于保障受害人的权利，而不能成为行为人不构成侵占罪的理由。同时，侵占罪的法定刑也存在两年以上五年以下的刑期，完全可以达到罪责刑相适应的要求。基于以上理由，笔者认为，在行为人依据合同非法占有了对方当事人的财物后，不履行自身的合同义务，构成犯罪的，应该以侵占罪定罪处罚。

二、合同诈骗罪的法条竞合问题

法条竞合又称法规竞合，是指因刑事立法的错综规定，导致一行为同时触犯刑法分则中数个条文的情形。根据合同诈骗罪的立法沿革及其构成要件，我们可以确定《刑法》第224条的合同诈骗罪与《刑法》第266条的诈骗罪是法条竞合的关系。一般情况下，解决法条竞合问题，遵循特别法条优于普通法条的规则。但是，由于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都是数额犯，因而就会存在以下问题：例如，以签订合同的形式实施诈骗，骗取被害人人民币7000元该如何定罪处罚。根据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诈骗罪的定罪标准是3000元，而合同诈骗罪的定罪标准则是20000元，显然从数额上看，诈骗罪更容易入罪。从这个意义上说，诈骗罪相对于合同诈骗罪来说是重罪。但对于上述问题，能否依据诈骗罪定罪处罚呢？即是否能够在法条竞合的情况下适用重法优于轻法呢？不同的学者看法不一。张明楷教授将这种“特殊情况”总结为以下两种情形：第一，法律明文规定按重罪定罪量刑；第二，法律虽然没有明文规定按普通法条规定定罪量刑，但对此也没作禁止性规定，而且按特别法条定罪明显不能做到罪刑相适应时，按照重法条优于轻法条的原则定罪量刑。而周光权教授则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认为应该以不构成犯罪处理，主要理由有：立法者有特殊考虑，特定行为应受特别法条的规制，法条竞合的排斥，重法条优于轻法条的适用与法条竞合的法理相悖，将量刑判断优先于定罪可能导致判断顺序上的错误从而带来刑法适用方法论上的困惑。

笔者赞同张明楷教授的观点，主张在这种情况下，以重法条定罪处罚。理由如下：

第一，特别法条优于一般法条的规则是处理法条竞合问题的基础规则。因而，一般情况下，只要出现法条竞合问题就应该适用特别法条优先的规则。但是，这一规则并不排斥重法条优于轻法条的规则，其完全可以作为特别法条优于一般法条的补充规则，从而弥补单一原则在实质处理上可能出现的不公平和不平衡。众所周知，法律的完善总是滞后于现实的发展，面对立法上的漏洞，司法者如果一味地从遵从立法原意的立场机械适用法律，就很有可能会产生极不公平和极不平衡的判决结果，实际上将导致法治精神的丧失。正如有学者提出，“如果认为个案不公正是维护罪刑法定原则的必要代价，不在刑事个案中奋力追求实质正义，那么，罪刑法定原则就是一种随风飘荡的纸面正义；如果不对刑法做实质解释，制定刑法的人类就无异于作茧自缚。”这种司法能动性的外观表现在内在机理上呈现为法律解释的适当运用。“重要的问题是解释方法运用得当，解释结论既符合刑法的正义理念，同时又不超出刑法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范围，这样才能不违背罪刑法定原则，既有效地实现刑法保障人权的功能，又有力地发挥刑法保护法益的功能。”因此对该原则的解释界限应当是不违反刑法的禁止性规定，而其目的是为了实现法条主义司法体制中案件的实质正义和促进刑法的完善。

第二，从罪刑相适应的本质来看，量刑应当体现出“罪”——即其对应的具体犯罪事实行为的危害程度、可责罚性和法律对之的评价态度。也就是说，从刑法规制犯罪行为的作用形式上看，实质性的惩罚措施——即量刑应当在分析顺序和价值安排上优于对案件的定性，尽管司法实践又是一个颠倒的适用过程。合理地选择法律原则来适用具体法条，就是为了实现“行——罪——刑”的真正平衡，实现法律对行为的恰当评价和惩戒。可以说，在刑罚严重失衡的情况下，适用重法优于轻法的原则不但不与罪刑相适应原则冲突，相反恰恰是为了实现后一原则。

第三，之所以出现以特别法条优于一般法条的原则来排斥重法条优于轻法条的例外，很大一部分原因还在于大陆刑法理论中固有的重定性轻量刑的缺陷。刑法规制的最终目的和实质意义在于法律责任的实现，而非为犯罪人带上定性的“高帽”。司法过程不是在所谓专业术语中自我沉醉的精英游戏，而应以专业素养最大化地实现法律规制之目的，维护法律尊严和合法利益。所以，重罪轻刑的理念，以及随之产生的先罪后刑的司法流程，实际上是“把判断刑事责任的手段当成刑法核心”，混淆了目的与手段的关系，需用“以量刑反制定罪”的方法予以矫正。

结语

合同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产生时间的准确认定，将有助于合同诈骗罪的准确适用，避免将一些不符合合同诈骗罪构成要件的行为认定为犯罪，从而保障人权。同时，正确适用法条竞合的处理规则，将更好地实现罪刑法定原则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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