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教育我们?

编者按 教育问题归根结底是社会问题和文明问题。中国正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社会的变迁应该有相应的伦理道德体系与之相适应。农耕文明下的德育偏于德性,工业文明下的德育偏于智慧,道德与智慧是人类之双翼或者双足,应该用人类的全部文化养育我们的德性与智慧,改变我们的气质。我们将陆续刊福建师范大学毕世响教授对此问题的解读。

道德祭司

“谁来教育我们”已经成为这个时代道德教育的根本问题,我们进入了一个没有道德导师的时代。

人类的教育有两个途径,一个是人自己教育人自己,一个是神启。这两个教育途径,也是中国教育和西方教育两种不同的范式,中国教育大率以圣贤为导师,西方教育大率以神为皈依。

人自己教育人自己,依靠的是人类中的思想导师,如中国的老子、庄子、孔子、墨子、孟子、荀子、朱子等,形成了圣贤体系。中国的道德导师以“圣”为称述,圣贤的话就是道德经典,用他们的话语来解释人心和人性,以道德代法律和宗教。儒家道德教育在于使人保持某种先验的善,如孟子的“求放心”,就是使人把放逸的心寻找回来。北宋思想家张载提出了我们至今不能超越的“改变气质”学说,人后天的气质之性不是纯正的,它却构世界,人最终要皈依到纯善的天地之性,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人先验的善的人性和人心是天的本心。先秦诸子率领门徒游说天下,祖述圣贤,皆以其道德学说驰骋于人世间,是一个道德教育的典范;宋明理学远绍孔孟经典儒学,以讲学、著书立说、办书院为道德教育的典范;中华民国知识分子主要基于中国的社会性质上,以唤醒民众为道德,形成了“社会建设,民族再造,文化复兴,教育救国”的道德教育典范。

神启即以神的启示为道德教育。像希伯来人(即以色列人的祖先)在他们的领袖摩西带领下摆脱了埃及的压迫,摩西就曾得到神启,最后奉耶和华为他们的神,形成摩西十戒。摩西创建了犹太教,也设立了专职的祭司和世袭的祭司制度,形成了祭司贵族,由他们来解释宗教教义。西方的各种宗教教主以“神”为称述,以神启为道德和法律,道德,在宗教文化中是人与神的契约关系。一般的人与神不能直接对话,于是就有了祭司作为神与人之间的使者,或者神的先知,来沟通人与神。宗教文化的道德教育在于使人保持是神的选民的资格,人最终皈依到神。而祭司成为西方知识分子的源头。《出埃及记》说明西方的知识分子“祭司”这个身份是本源的,更说明道德是本源的和先验的。祭司就是道德长老。

可以看出,中国的道德教育传统是人与天地的同德,西方的道德教育传统是人保持与神的契约关系。这两种教育传统都有一个先验理念(善)和民众之间的使者――中国的圣贤和西方的祭司,实际上,他们就是民众的道德导师,或者精神领袖。我们可以把这样的人称为道德祭司,实际上,他们确实也是道德祭司。道德祭司是介于天(神)与民众之间的文化使者,他们应该代表社会良心,他们应该是高于一般民众的精神贵族,他们在道德上应该是先觉者,使后觉者觉悟起来。中国的先秦诸子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道德祭司阶层,也形成了中国人文世界最灿烂的道德星空。中国后代的文人,又称读书人,他们所读的书,无一不是道德论,他们所唱的歌,所跳的舞,所说的话,所写的文,无一不是道德之咏叹。当中国和西方社会交通以来,我们引进了“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尽管西方“知识分子”的意思在中国和在西方不完全一样,然而,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良心”这一点,应该是一样的。虽然西方知识分子和早期祭司之间的关系扑朔迷离,近代以来西方知识分子一般都不愿意把知识分子阶层和祭司的继承关系说得那么明白,甚至要刻意地回避这个出身。因为西方知识分子希望以科学、真理、人文一类的思想为自己的批判身份,不愿意以宗教家的身份立世。宗教家在社会上有自己特殊的体系与地位,如果知识分子以宗教家立世的话,也会形成依附宗教和身份,这就与知识分子追求独立和自由的理念相悖了。然而,知识分子具有宗教家的情怀、哲学家的思想、贵族的气质、高尚的信仰这四种德性,应该是根本的。

知识分子的道德祭司身份,经过了历史的烟尘,这个时代应该还其本来面目了。

不可否认,中国当代知识分子身上具有相当的道德精神,然而,是否堪当教育民众的道德祭司,却是一个难于回答的问题,也是知识分子在这个时代堕落或者升华的一个缘分。一个人或者一个阶层本身具有道德,和他们是不是能够教育他人,是两种不同的道德典范。譬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独善其身”的道德精神,对中国知识分子影响至深,一个人保持其高洁的德性,无求于世,曾经是古代的道德修养的根本途径。从哲学的意义上说,在网络时代,在西方已经形成公共领域的时代,中国将来也会形成公共领域,如果知识分子仅仅“独善其身”,在一定的意义上就背离了这个时代的道德精神,也背离了知识分子道德祭司的身份,因为可以认为“独善其身”是放弃社会责任感的懦弱行为。网络时代也将是公民社会时代,更是人与人的关系发生变化的时代,在公民社会,人人都是神。实际上,早在20世纪20年代,德国哲学家马丁•布伯在他的大著《我与你》之中,就把上帝或者神的概念变化了。马丁•布伯指出时代危机的根源在于人与上帝的分离,“在信仰领域,人们已与神圣相背离,无力承担信仰;于是世界的意义只存在于表象之中,世界成了无根基的世界。相对主义价值观,放任的生活方式,道德感的衰竭,成了这个世界的特征。”[1]于是,马丁•布伯要恢复人与上帝的相遇关系,“布伯坚持认为生活于世,必须面对上帝,但这一上帝不是外在于我们世界的,超然的上帝。他根据十八世纪流行于东欧的哈西德主义的教义,认为上帝无所不在,拥有一切事物,渗入所有世界,甚至体现在当下、感性的事物中。”[1]因为“与人的关系本是与上帝关系之本真摹本”[2];这和中国的禅宗把以前佛的概念从人格化转化为普遍化一样:人人都是佛,因为人人都可以成佛,从而形成了新的道德典范,也形成新的道德教育典范――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道德祭司。

道德涅

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道德祭司, 是一种应然道德教育意义,实然的道德教育意义却异常复杂。如果问“中国社会现在进入一个什么样的伦理道德时代”,这可能是一个非常难于回答的问题。我想用“道德涅”这样的一个字眼才能描画这个时代。

中国社会当下经历的是历史上最大的变化,那就是从农耕文明(河流文明)向工业文明(海洋文明)的过渡,这在中国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这个过渡时代应该是相当漫长的,我们的社会要遭遇到的问题一定是层出不穷的,在伦理道德上遭遇的尴尬甚至可能会使我们不知所措。这一方面使社会对道德产生怀疑,另外一方面也使社会对道德千呼万唤。有一点是确实的,我们没有生产新道德体系,我们甚至怀疑道德的意义,尽管学术研究把道德说得仪态万方,倾城倾国,有几分天花乱坠的气象,然而,似乎道德在这个时代已经涅了,道德教育要么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学校里面的课程意义,要么只是社会上的宣传而已。本来,“德育所涉及的是人的灵魂、精神中最深沉的部分”[3],可是,在我国,德育,或者道德教育,却是最尴尬的领域,它不但不能触及人的灵魂和精神中最深沉的部分,甚至根本不能触及灵魂,而且还变为社会的口实。难道我们这个民族不敢去正视自己的灵魂吗?

人类的道德理论和道德教育,成为历史文化典范的,成为教育内容被一代一代称述的,往往就是某一个历史阶段的某一群特殊人物的生活故事:以色列人的出埃及,古希腊哲学家的对话故事,中国先秦的诸子百家游说天下。这些故事看起来都是发生在非常年代,而在那样的年代形成的道德典范是永久的。因为道德观念都是在那种场景下形成的,譬如中国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勇、礼、义、廉、耻;古希腊文化中的节制、勇敢、智虑、正义四德;中世文化中的爱心、信心、祈望三主德;近代文化中的真诚、勤勉、悔悟、朴质等;现代化的核心德性自由、平等、博爱、人权,最终都成为代表人类文化的伟大德性,也是人类伟大的观念。理所当然成为道德教育的根本内容。[4]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所提出了著名的四项“人类的基本自由”:表达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那是1941年1月6日,他在国会发表的国情咨文,那是针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法西斯势力极度猖獗提出的。后来,1948年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就将“免于匮乏的自由”写了进去,从而成为全人类的道德精神,也成为民主国家的基本要求。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历史的某一个特殊时机,生成了新道德。

后来的道德教育,都是对非常年代的道德叙事,从而形成道德教育的常态叙事。道德教育是什么样的?我们去读《论语》,跟着孔子一起周游列国,在杏坛下听孔子讲课;在阿卡德米(Academy)学园听亚里士多德讲课;在吕克昂(Lykeion)学园听亚里士多德讲课,做逍遥学派(Peripatetic School)弟子。或者,我们投身于理学大师门下,也在春风中坐一个月。

道德,最直截的意思就是良心。今天的中国社会,可能有一个根本问题:社会还有没有良心?先秦诸子时代,有那么多的思想大师,整日像孔子那样席不暇暖地奔走呼号于天下。今天的人,似乎也席不暇暖,却有着不同的道德诉求。

那些创造春风的大师,都隐退了。今天,我们似乎坐在了沙尘暴里。

有一双眼睛看着你呢

人类和个人在最困窘或者最放逸(荡)的时候,最需要的是道德的警醒,而不是其它任何东西。道德是一双看不见的手,又像天上的月亮和星星,指引着我们的灵魂,守望着我们。在人世间,最明亮、最清澈、最纯真的莫过于儿童的眼睛,这双眼睛应该是我们国家这个时代的道德,更是这个时代的社会良心。

中国社会当下的儿童青少年,在中国的历史上,处于若干个断代或者断裂的交织之中,同时又处于个人、家庭和国家的游离状态,使他们成为中国文明史上最沉重的一代人,这些断代或者断裂主要集中在两个意义上:一个是生计手段的断代与断裂,另外一个是伦理的断代与断裂。具体说来是这样的缘由,中国社会的农耕文明在这个时代遭遇到最严重的折磨,它造成的直接现实是:“当代,农业已非最后的生活保障,今天的青少年可能成为历史上最沉重的一代,因为他们不能完全依靠传统的农耕生活方式生活,亦不能从父辈那里获得生活经验,父辈也不能教育给他们生活经验,甚至生活道德,上下代人之间可能不能对话。当代教育体系之中并没有具体的生活手段教育,几乎也没有新旧道德体系的转换。”[5]他们的父辈和祖辈都是依靠土地和农耕生活方式生活生存,现在,他们既不能依靠前辈那样的农耕生存手段,又尚未获得工业文明或者后工业文明的生计手段,甚至还没有进入工业文明的思维之中。现代教育体系之中没有生活手段的教育,即使文化科学知识的教育也是浅尝辄止,因为那样的文化科学知识既没有文化修养上的深度,也没有道德伦理上的深度。所以,这样的教育甚至不可能直接造就一个自食其力的人。这样一来,儿童青少年,特别是农村的儿童青少年,仍然以传统的农耕生活伎俩生存,同时和城市的儿童青少年一样,只是通过上学求得一个生存的机会而已,并没有多少国家和民族的意义。这在一定的意义上回到了“学而优则仕”的教育老圈套之中,也使教育回到了科举制度的老圈套之中。

比生计手段的断代与断裂更严重的是伦理上的断代与断裂,这将是对中国历史最剧烈的冲荡。儿童青少年和他们的父辈以及祖父辈之间的伦理关系大为松弛,甚至已经动荡起来了。传统伦理关系要求子女将来赡养父母,和父母一起生活,以尽为人子女之责;甚至,父母生育子女就是为了在父母老迈以后有子女的供养,这就是子女的全部责任之一(另外一个责任是传宗接代)。这一代儿童青少年在这两个伦理要求上,几乎不能为父母负责,更不能为祖先负责;父母也不能要求子女为他们尽责,地下的祖先更不能要求这些子孙为他们尽责。我们的教育之中没有真正的伦理教育,儿童青少年根本就没有听说过“父子有亲、兄弟有义、夫妻有别、朋友有信”一类的话。而工业文明伦理或者后工业文明伦理在我们的社会尚未形成,儿童青少年更多的还是由父母为他们尽责,还是传统的农耕文明的伦理关系供养着他们、保证着他们。所以,儿童青少年一方面要求新的、自由的、个人意义的伦理关系,另一方面却要父母与家庭把他们包养起来。然而,这样的包养对父母和儿童双方来说都是沉重的、无可奈何的,儿童青少年的明天可能并不比他们的父母轻松。

这就是儿童青少年的第三个大问题:归属。儿童青少年是谁的?或者,谁应该对儿童青少年负责?这个时代的儿童、青少年实际上处于父母、家庭和社会的游离之中。无论哪一方都不能对他们进行最终的负责,似乎他们自己也不能对自己进行最终的负责。既然他们没有一个明确的归属,也就很难有一个明确的道德责任。人们常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人民的未来”,在儿童的前途上,祖国和人民只是一个道德概念,没有祖国与人民的实际责任,只有家庭的负担、甚至是累赘, 这也是现在不结婚群体、结婚不生育群体隆起的一个时代机缘。

接受教育是这个时代儿童青少年的生活方式,看样子似乎要变成全国乃至全人类的生活方式,这是人类梦想中的一个幸福:人人可以上学。义务教育已经努力使所有的儿童青少年来享受这样的幸福,然而,中国已经接受了义务教育的儿童青少年是不是感觉到这是幸福,还说不清楚。当一种生活方式(如现在的儿童青少年上学)的意义集中在未来的生存上的时候,这样的生活方式就了无多少幸福可言,幸福得在这样的生活方式之外寻找。对中国当今的儿童青少年来说,上学几乎是唯一的生活方式,那么,这样的生活方式也就不会有多少幸福感。实际上,教育对儿童青少年的意义已经降低到只是上学罢了,因为教育是一个比上学大得多的概念。如果仅仅是上学,儿童青少年在学校的意义就很模糊,学校很难说是学生的家,似乎也不是老师的家,学校的意义似乎也没有了多少教育的意思。学生和老师的幸福都得在教育以外寻找,至少得在师生关系以外的教育作用中寻找。

这样一来,学生在和父母、家庭与社会的游离状态下,又多了一重游离:与老师的游离。学生几乎是一群孤魂野鬼,那些考不上高中的初中生,将是中国社会最麻烦的一个群体。尤其是农村的孩子,既没有城市社会那样的社会规范约束与保证,又没有家庭的经济与教养支持,更没有社会的任何保护,他们真的成为游荡群体了。

中国文化用玉器和香草、鲜花、美人喻示人的高洁,如《论语》中,孔子用瑚琏嘉许他的弟子子贡(子贡名赐)――

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

按照杨伯峻先生的注释,瑚琏是“古代祭祀时盛粮食的器皿……是相当尊贵的”[6]43。

孔子的另外一个弟子“南容把‘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的几句诗读了又读,孔子便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了他”。(“南容三复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意思是“白圭的污点还可以磨掉,我们言语中的污点便没有办法去掉”[6]111。

儿童无疑是具有礼器性质的人类,既是玉器中的圭、璋、环、璜、、璧等,又是青铜器中的、彝、瓿、簋,更是以饕餮纹饰为代表的彝与鼎,那是既通向人类亘古之初始、又通向人类遥远的末日之符号。儿童不就是人类无始劫以来的人种延续吗?因为儿童身上有两种美――圆润的美,狰狞的美――每一个儿童将来都既有可能是一个珠圆玉润的人,也有可能是一个狰狞的人。

参考文献:

[1] 孙向晨.马丁•布伯的“关系本体论”[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4):91―97.

[2] 布伯.我与你[M].陈维纲,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128.

[3] 鲁洁.序言.[M]//鲁洁,王逢贤.德育新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

[4] 毕世响.用人类的全部文化养育德性与智慧[J] .江苏教育研究:理论版,2009,(2):11―15.

[5] 毕世响.教育史诗独白――国民社会教育体系诉说[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283.

[6]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福建福州,350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