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改革期理性化对中国社会诚信体系的影响

摘 要：经济体制改革初期，诚信缺失行为在我国屡有发生。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可以从韦伯的理性行动概念出发，对诚信缺失行为进行简要的分析。韦伯的工具理性行动指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动，而价值理性行动是对一种终极价值的信仰，至于结果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在现阶段，我国诚信缺失主要是价值理性让位工具理性所导致的，因此，当前健康稳定的诚信体系的建设有赖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平衡。

关键词：工具理性；价值理性；诚信缺失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2-0055-02

一、韦伯的理性化行动

“理性化”贯穿了韦伯社会学理论的始终，是其社会学理论的核心内容。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对社会行动的内容做了详细说明：“社会行为可能是以其他人过去的、当前的或未来所期待的举止为取向（复仇从前的进攻、抵挡当前的进攻、对未来进攻的防御措施）。‘其他人’可能是个人和熟人，或者人数不定的和很多人和完全不认识的人。”可见，韦伯在这里把社会行动定义为以他人的举止为取向的行动，即社会行动具有针对他人的主观意义。韦伯认为，只有具有主观意义的社会行动才是可以理解的，才属于社会学的研究范围。韦伯对社会行动的界定。

1.韦伯根据社会行动是否合理以及合理性的程度，将社会行动分为四种类型

一是工具理性行动。该行动对外界环境和他人举止的期待为达到目的的手段，以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的行动。行动者对行动的目的以及达到这一目的手段都有清醒的认识和自觉地选择。

二是价值理性行动。该行动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举止的——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而不管是否取得成功。对终极价值的信仰就是行动者的目的。信奉了某种价值观后，目的不在考虑之列，只有手段才是行动者考虑的对象。

三是情感行动。是由现时的情绪或情感状况决定的行动。

四是传统行动。是由约定俗成的习惯决定的行动。

韦伯又将上述所描述的四种行动类型分为理性行动和非理性行动，其中第一二种类型即工具理性行动和价值理性行动是理性的，而后两种行动是非理性的。而工具理性相对价值理性来说，具有更高的合理性程度。

2.韦伯对理性行动在经济行为上的界定——形式合理性行动和实质合理性行动

韦伯把工具理性行动和价值理性行动引用到经济问题上来，根据形式和内容的区别，将工具理性行动与价值理性行动分别对应于形式合理性行动和实质合理性行动。

形式合理性的唯一目的是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润，任何导向这一目标的、可量化的行动都是有效的。形式合理性只与经济系统内的目标有关，与经济系统外的目标和价值无关。相反，实质合理性旨在满足所有人的需求，是建立在“解放全人类”等外在的道德理想之上。韦伯认为，现代文明的全部成就和问题都可归结为目的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的紧张与对立。

二、经济体制改革——价值理性让位于工具理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工作重心逐渐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并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体制改革，其目标是把高度集中地计划经济体制改革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所有制方面，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推行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在分配方面，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在农村，进一步完善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双层经济体制；在城市，以增强企业活力为中心环节，国有企业改革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方向。在宏观调控方面，对计划、财政、金融、物价、劳动和社会保障等体制进行系列配套改革。同时实行对外开放等等。

市场经济必然要求利益最大化，当然它对人们的行动便是工具理性的，对最大利益的追求便是人们一切行为的最终目的，而至于采取什么手段完全取决于该手段能否带来最大利润。工具理性驱使人们都变得善于算计，人们行动的意义已异化为对物欲的追求。

三、诚信缺失——经济改革初期不可避免的心痛

工具理性在异化人的行动的同时也使人的目光变得短浅。通过非正常手段真的是获利的最佳途径吗？所谓的工具理性行动真的能使行动者获利最大化吗？对这些诚信缺失行为稍加分析便可得知，社会不会有足够的时间和耐性去容忍非诚信行为一直上演的。对于假冒伪劣商品，消费者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去自投罗网，当所有消费者都离之而去时，最终遭受重大损失的还是假冒伪劣生产厂家。如果该厂家还有喘息之力，在经历了从波峰到波谷的沉痛教训之后，想必不会再重蹈之前的短见行为，而是通过其他方式重新开始利益最大化——诚实守信、守法经营。经济体制改革的强烈冲击使人们的思想升温过于迅速，在这种时刻，人们更倾向于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改革之前人们长期处于价值理性的密闭容器中，时间一久，压抑情绪便慢慢产生，一直积累，越积越多，终于当改革之手拔掉价值理性的瓶塞时，人们的思想情绪便迅速膨胀，工具理性情绪迅速占据人们思想的高地。但此时工具理性行动就果真是真正的理性，而之前的价值理性就一文不值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实际上价值理性让位于工具理性并最终导致诚信缺失的情况并非只在现实的中国发生。工业化国家在最初工业革命时期也都经历价值理性取代工具理性的过渡时期，并因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而导致种种因道德滑坡而产生的诚信缺失行为。

四、诚信缺失的解决办法——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结合

1.大力发展工具理性以带动生产力的发展

工具理性泛滥导致人们对物欲的过分追求，道德感的丧失，并最终导致人们行为的异化，那是否意味着，在市场经济发展初期，一切工具理性的行为都应被我们所抛弃呢？我国正处于现代化的建设阶段，生产力还未达到高度发达的状态，因此，我们仍然需要发展工具理性的作用，利用工具理性最大限度追求利润的性质推进生产力的进步。生产力是人们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和生产物质资料的能力。它由人的因素即劳动者和物的因素即生产资料构成。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而工具理性的发展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从社会层面而言，工具理性的发展促进人类的进步和物质文明的发展，为人类生存奠定物质基础。因此，在市场经济初级阶段，我们还必须大力发展工具理性以促进社会的进步。

2.工具理性的发展应以价值理性为基础

现阶段对工具理性的肯定也并不意味着对价值理性的漠视，甚至以牺牲价值理性为前提。否则，诚信缺失的种子便会在大地上到处生根发芽，然而，诚信的缺失最终并没有真正给社会发展带来任何好处，它只是工具理性发展到极端的一种目光短浅行为，不但不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而会对社会资源造成严重浪费，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工具理性应以价值理性为基础，价值理性对于工具理性就有引导作用。人们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不能忘记人类最初的理想——建设和谐美好的世界。价值理性可以帮助人们矫正被异化的行动，帮助人们回想人类社会发展的本来意义，确定自己的人生方向，从新思考人行动的意义，这些都成为工具理性有效运行的精神动力。我们可以通过调整价值观，培养价值理性，把工具理性的膨胀所致的各种欲望控制在一定限度内。同时，生活行动中，工具理性的运用要以最终服务价值理性为目的。纯粹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都不是真正的理性，最高的理性行动应是那种以工具理性作为手段，价值理性为目的的行动。

3.诚信缺失的具体解决方案

当前我国社会上诚信缺失现象严重就是极端运用工具理性而忽略价值理性导致的一种目光短浅行为。其结果非但不能给社会带来任何益处，相反，却使自己和社会遭受重大损失。减少这些行为的办法便是在社会上重新确立价值理性的基础作用，以价值理性带动工具理性。要恢复价值理性的基础地位，应思考以下几方面。

一是发挥政府在诚信建设中的主导作用。要从市场经济规范的角度出发，建立一套规则和信用管理体系，发挥制度与规则在诚信体系中的刚性作用。建立诚信市场规则体系，提升市场主体的自律效应，加强市场主体的自身作用，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参与。

二是企业要建立系统完善的信用管理制度。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企业必须以身作则。应将诚信经营作为企业文化的核心地位。企业应树立危机意识，避免因追求短期利益而以牺牲诚实守信为代价使自己陷入危机，使他人受到伤害。而诚信经营是避免危机的根本所在。

三是完善法律监督机制，加大执法力度。健全的法律体系是诚信体系健康发展的制度保障。法律以强制力的形式制约不诚实守信行为，这为诚信体系的建设起着防固加强作用。

四是建立并完善人及企业的信用评价体系。首先，建立个人及企业信用记录，记录不诚信行为。其次，建立包括所用社会成员在内的信用资料库，并通过网络形式向公众公开，控制不诚信行为。再次，通过限制失信个人及企业的社会行为，鼓励诚实守信。

五是在全社会大力宣传诚信道德教育。信用问题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建立完善健康的诚信体系，有赖于全社会共同努力。

无论通过何种方式，最终目的都是通过建立一套完整的诚信体系，使人们在经济与社会生活中在保持生产力充分发展的同时都能做到文明守法，以诚待人，以价值理性基础，带动工具理性更高发展，使社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使市场经济充满诚信，保持社会活力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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