欠发达地区低收入农户内源式增收机制探讨

[摘要]文章基于温州低收入农户增收现状，分析增收政策瓶颈，提出低收入农户内源式增收的长效机制。并基于理论推导，为实现内源式增收，提出了保护和培育村级经济发展资源、构建村级产业发展“孵化器”和发挥政策引擎作用等三方面的低收入农户增收的政策思路。

[关键词]低收入农户；低收入农户集中村；内源式增收

[中图分类号]F32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36×(2012)04-0103-04

到2007年底，温州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低于2500元的低收入农户约有20.9万户，53.4万人，户均2.6人；有一半以上的低收入农户集中居住在温州1168个低收入农户集中村，主要分布于139个山区欠发达乡镇。在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背景下，创新政策思维、探索低收入农户增收机制具有较强的实践意义。

一、近几年温州低收入农户增收困境分析

(一)缺乏内源增收机制

从收入结构看，2010年温州低收人农户总收入为5504元，第一产业占11.7％，二、三产业占12.5％，外出务工收入占37.1％，其它工资性收人占18.1％，财产性收入占1.3％，转移性收入占19.3％。其中，外出务工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合计3105元，比2009年增加564元、增长22.2％，对纯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78.1％，增长率和贡献率分别比2009年提高1个百分点和18个百分点。这两种收入成为2010年低收入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和重要增收点。其中，转移性收入增长较快，对农户纯收入增长的贡献达35.3％。无劳动能力的低收入农户占全部低收入农户的17.6％，得到全部转移性收入中的52.5％，人均转移性收入3175元，占全部纯收入4201元的75.6％。人均纯收入仍在1500元以下的低收入农户平均得到各类转移性收入586元，占其纯收入993元的59.0％(如表-1所示)。许多农民在温州本地致富困难，被动出去务工以求生存，务工收入增长出现趋缓现象，缺乏内源式增收机制。这说明，相关扶贫政策主导下的扶贫效果较为显著，同时也意味着当前低收入农户收入过于依赖转移收入和外源收入，而内源产业带动型收入相对缺乏。

(二)内源式增收存在“贫困陷阱”

低收入农户由于内源禀赋和外源禀赋比较优势难以挖掘，缺乏政策引领和结对帮扶，往往是因为贫困而变得更加贫困，陷入“贫困陷阱”。要突破这个“陷阱”，必须达到“临界最小努力”。随着扶贫工作的深入推进，区域性贫困问题不断缓解，个体贫困现象更加突出，一些素质低、能力弱、积累少的低收入农户，已成为社会中增收难度最大的一个群体。一方面，低收入农户因经济困难无钱治病；另一方面，欠发达地区医疗设施欠缺无法治疗，从而形成恶性循环，加深贫困程度。纯收人水平越低的农户，越难以致富，增收难度也越大，反映出“贫困陷阱”。

据扶贫办调研，从近年温州集中村的增长速度来看，若没有强有力的政策措施出台，纯收入在5000元以下的195个集中村将无法完成既定脱贫任务。

(三)内源要素禀赋薄弱

欠发达地区内源性资本、技术和劳动力要素普遍匮乏，限制了农户的自身发展和资本积累。一是自身积累不足，因缺少生产资金致贫。此类低收入农户共有8.7326万户，占总户数的41.8％。由于自身积累少、可供抵押资产少、还款能力差等原因，低收入农户难以获得私人借款或金融机构贷款。2010年，温州低收入农户收支相抵仅结余804元，只有全市农民结余2986元的26.9％，很多农户是收不抵支，也就谈不上投入再生产了。同时，低收入农户获得融资难，如瑞安、苍南、泰顺三个县(市)低收入农户得到贷款的比例分别为2.08％、1.83％和0.95％。二是自身素质不高。据调查，大部分农户接受培训的意愿不强，即使接受培训，素质提升对促进收人提升的作用也不大。2010年接受培训的低收入农户纯收入5952元，仅高于平均水平8.1个百分点，劳动力培训促进农户增收的效果不大。对这个群体整体而言，缺乏技术和资本，导致了低收入农户各种资源积累受到严重限制，自身发展能力不足。温州有31.4％的低收入农户，大约6.6万户、9万人没有劳动能力，普遍缺乏自我发展能力，完全需要外力来推进其脱贫。

(四)高物价水平下低收入农户购买力不足

2010年初以来，我国CPI指数高涨，高物价俨然成为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常态，低收入农户面对高物价显得更加窘迫。低收入农户家庭支出中，食品消费人均2513元，恩格尔系数为53.5％；医疗保健人均支出532元，占11.3％，是除食品消费之外的第二大消费支出项目(见表-2)。许多农户处于收不抵支、借贷度日的状态，收入中仅以保证生活以及疾病等意外支出。

二、基于经济规律的政策瓶颈分析

近几年温州市委市政府采取系列扶贫措施，如“六大跨越”行动，从外部资源推动到内在素质提升进行了全方位的帮扶。面对新时期扶贫情况更加复杂、难度更大的情况，总结政策实践经验，存在两大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政策和资源的整合问题

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各司其职，各自掌握部分财政资金，各自按照自己的思路制定政策，缺乏协作，难以发挥整体效应。2005年以来，政府投向温州部分欠发达县的扶贫专项资金达3亿元，但各类经济组织到欠发达地区投资兴业的却不多。比如，尽管组织了200多家温州重点民营企业和欠发达地区挂钩结对，每年通过这一渠道获得帮扶资金1000万元以上，但很多企业想到欠发达地区创办实业的要求却无法满足。就以温州而言，涉农扶农相关机构就有扶贫办、农办、农业局和财政局农财处，他们之间存在职能重叠和职能模糊区域，在推进整体开发时，往往协调不足，难以集中手头资源做大事。政府一直主导着农业经济发展，但缺乏市场引导资源配置的机制，在农村扶贫中缺少的并不是政策和资金，缺少的是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的资源整合型扶贫机制。在政府人力、财力都有限的背景下，出台一些鼓励到欠发达地区投资创业的政策，显得更为重要而迫切。

(二)政策边际效益递减规律发生作用

以2009年和2010年监测数据进行比较。2009年温州低收入农户人均纯收入达4782元，增长18.3％；2010年低收入农户人均纯收入5504元，增长15.1％，收入增长速度不断降低，低收入农户人口减少速度呈现下降态势。目前，低收入人口减少比例在50％以下的仍有25个乡镇，纯收入在5000元以下的仍有195个集中村。2007年提出低收入农户和低收入农户集中村“六大跨越行动”以来，从六个方面实施扶贫政策，政策效果显著，但是越是到了扶贫攻坚期，政策边际效益越显递减。究其原因，一是存在遗漏效应，扶贫资金边际效益递减。扶贫资金通过各级政府扶贫部门逐级分配，资金流失率高，使用效果较低。二是农户个体差

异，致使政策效益递减。低收入农户按照资源禀赋从低到高线性分布，资源禀赋有优势、社会关系较多的人获得政策扶持可能性就比较大，政策效果相对就较好。资源相对劣势人员，政策对其促进作用效果有限。

三、内源式增收机制探讨

越是到扶贫攻坚期，越要立足于低收入农户自身条件，在帮扶主体上，要从重政府向重市场转变，寻求实现内源增收。构建基于内源资源的可持续增收机制，挖掘内在优势，形成内生发展的动力，实现政策与资源的有效耦合。

(一)安装“智力发动机”——构建科技扶贫综合帮扶团队

虽说农村实用人才教育培训取得丰硕成果，但低收入农户的培训效果并不明显，农村依然是智力非常贫乏的地区。做好智力和农村资源对接是启动村级经济发展和农户增收的第一环节。科技扶贫综合帮扶团队是基于整合现有的科技特派员和农村指导员等人才资源，形成功能具备的科技团队。人员构成上要求来自于农业、经济、社会等领域的专家，发挥专业互补优势，及时提供专业咨询。他们深入村级经济，实地调研，分析自然资源、文化因素、人力资源等禀赋条件，制订经济发展规划和经济发展方案，引进开发项目，开启本地居民智慧，引导内源资源优势发挥，从总体上把握经济发展方向。其自身也在不断实践中发展进步，其自身发展和村级经济发展形成良性互促，不断提升自身的素质。

(二)选择发展路径——发展合适的特色产品和产业

基于内源性要素禀赋如农村原生态环境、闲置劳动力多等优势，适合选择发展农业和原生态旅游等内源产业。要跳出农业抓农业的路子，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坚持向规模要发展、向特色要发展、向品牌要发展、向市场要发展，积极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大力推进旅游主业化。温州所有景区几乎覆盖了所有欠发达乡镇，把旅游业作为欠发达地区发展的一个支柱产业来抓，在通景道路建设、旅游资源整合、产业功能拓展、品牌市场促销等方面采取切实措施，有效发展了一批“农家乐”、“渔家乐”、“生态之旅”、“红色旅游”等特色旅游项目。如在洞头县东郊村，培育出了以原生态土鸡为主体，以生态庭园经济和开发农家乐为补充的“一体两翼”发展模式；以中高档旅游农产品为切人点，形成三产促一产的经济发展格局(苏孝永，2009)。

产业选择中，辅之以科技和素质培训，发挥低收入农户集中村拥有原生态的自然环境和低成本的劳动力等优势。一方面，我们要提供良种和农业科技，积极发挥农业科研院所的优势，做好第一产业发展及其衍生产业的文章。另一方面，农村留守居民大部分人员观念落后，思想消极，专业技能不足，都是些老弱病残人员。要使其改变观念，树立自信，开启智慧，积极面对生活，从而转变以往“等、靠、要”的惰性思维。在实践中，温州探索了“快餐式”、“手把手式”专项技能培训，填补了发展特色优势农业产业和生态旅游业中的知识和技能短缺。

(三)培育内源增长能力——产业内生演进

培育优势产品，成立专业合作社，最终形成特色产业。根据规划引入发展项目和品种，并为发展项目提供要素保障，培育特色农产品和原生态农业旅游等优势产品或服务，随着规模扩大和市场开拓需要形成专业合作社，从事加工、包装、仓储物流、配送服务、市场营销和服务开发，从而延伸和深化农业价值链，获得更多附加值，最终形成从特色产品到专业合作社再到特色产业的动态演进过程。

实践中，在洞头本地土鸡选育基础上，我们引进外来优质土鸡进行杂交选育和开发，筛选出适合该村养殖的土鸡品种——麻鸡，养殖户扩展，成立土鸡专业合作社。产品“孵化”到产业形成过程一直在政府引导下，完全按照市场规律实现了农民脱贫致富，并能最终实现“一村一品、一品一业”的产业格局。

四、政策思考

内源增收机制注重农户主体，发挥地区资源禀赋，充分利用政策，寻求政策、市场和资源的有机结合点，做好产品引入和产业孵化，最终形成村级经济发展的特色主导产业。

(一)保护和培育村级经济发展的经济资源

低收入农户集中村大部分集中于边远山区，位置偏僻，交通不便，工商业基础薄弱，资源匮乏。相对于发达地区，原生态的自然环境和民俗风情，正是喧嚣城市所欠缺的，也是城市居民所向往的田园生态生活所必备的条件。因此，发展低收入农户集中村经济，必须先立足于本地优势自然资源和人文民俗资源，把握新时期经济背景下的消费潮流，挖掘资源优势，发展特色田园式农业和原生态旅游业等内源产业。

首先，乡镇必须负起保护当地自然环境的责任。破除“先发展，再治理”的传统发展思维，放弃高污染高排放的传统项目，增强农户环保消费意识，走低碳环保型生态发展道路。地方政府要充分利用新农村建设中相关惠农政策，如康庄工程，加强环保宣传，做好环保公益，维护和改善低收入农户集中村的原生态自然环境。

其次，有针对性地开展精神和知识技能援助。低收入农户集中村的劳动力，留守人员较多，缺乏经济资源，难以取得突破“贫困陷阱”的资本积累，以致精神颓废、信心不足的“精神贫困”。基于对贫困人员的具体分析，首先，结合现阶段农村科技特派员、农村指导员和大学生村官等制度，做好每个低收入农户集中村的摸底调查，深入个案调查，积极进行心理干预，扶贫先扶志，改变其生活态度，树立其自信。其次，立足于相关调研和经济规划，选择实用技术知识和技能开展多种形式的培训。科技团队开展的“快餐式”、“手把手式”技能培训，与以往视作政治任务的培训完全不同，更具针对性和实用性，能比较快地教会农户掌握种植技术、经营技能等相关谋生手段。

最后，传承优良民俗风情，构建新农村文化。文化是一种软实力，淳朴的文化能带动人们树立自信，勤劳致富；劣质的文化会使人们慵懒散漫，不思进取。政府应加大投入新农村文化建设，改善文化设施，提高农民文化水平，积极引导农村发扬优良文化，遏制低俗文化。

(二)构建村级产业发展的“孵化器”

构建适用于农村小规模经济发展的项目“孵化器”，利用特色资源孕育相关特色产品、农业合作组织甚至农业企业，形成村级产业带动农户增收。

一是形成农业科研机构服务“三农”的机制。各个专业领域的科技人才均来自科研院所，由这些人才组成孵化器的“大脑”——科技综合帮扶团队。科技综合帮扶团队深入基层实践，根据当地实情，有针对性地开展调研，寻找适合资源优势的发展产业，开展有针对性的技术培训，做好扶贫开发和产业发展的有效对接。二是探索有效的孵化操作流程。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常规流程，多渠道开展贫困调研和分析，寻找合适的项目，做好项目计划，项目实施到最后进行项目规划，按部就班，循序渐进，做到有章可循。三是政府可以从扶贫资金中安排部分资金预算成立孵化基金。因为从目前的调查来看，低收入农户集中村产业开发中，产业孵化器运作需要资金支持，村级经济发展调研、规划实施、技术培训等都需要资金费用。同时，孵化项目需要资金支持，低收入农户资金实力不足，发展小项目需要资金又难以从信贷机构获得支持。

(三)发挥政策引擎作用

一是做好政策创新。一方面，低收入农户集中村致贫原因复杂，村级经济动态发展中又不断呈现多种问题，应加强政策创新以应变不同时期的扶贫特点，开展有针对性的扶贫工作。另一方面，原有政策面临思路枯竭，边际效益递减，需要政策不断创新，寻求新的扶贫思路和扶贫机制。二是做好政策资源的有效整合，构建投入支撑机制。从项目规划出发，以项目孵化为载体，做好资源政策的有效整合。坚持政府、社会、市场“多条腿走路”的办法，统筹解决发展资金短缺的问题。

[参考文献]

[1]胡文显.基于人本发展理论视角下欠发达地区农村经济发展对策体系研究——以温州地区为例[J].江西农业大学学报，2009，(2)：35-42.

[2]黄祖辉，邵科.合作社的本质规定性及其漂移[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4)：11-17.

[3]曲玮.贫困地区新农村建设困境及破解路径探析——以甘肃省为例[J].开发研究，2008，(4)：75-80.

[4]苏孝永.农业高职院校开展新农村建设综合服务的探索——以洞头县东郊村产业扶贫实践为例[J].河北农业科学，2009，(13)：160-162.

[5]温州市扶贫办.2009年度低收入农户奔小康监测调查分析[R].

[6]温州市扶贫办.2010年度低收入农户奔小康监测调查分析[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