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正确处理投资和消费的关系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投资和消费是引领经济发展最积极的因素，其互动关系对能否形成经济的自主增长机制至关重要。浙江要实现经济发展“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就必须保持合理的投资和消费增长速度及比例关系，实现两者之间的良性循环，培育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

一、浙江的投资和消费状况

1999年到2004年，浙江省投资占GDP的比重从35%上升到53%，而同期最终消费占GDP比重则从43.86%下降到42%。这一升一降，与我省经济发展及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同步，符合一般经济规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与钱纳里标准模式、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我省投资率偏高，消费率偏低，存在着比较严重的经济失衡现象。

在投资率方面，根据钱纳里的研究，在工业化初期，发展中国家投资率的平均水平一般为15%，工业化中期为20%，工业化后期为23%，与之相比，2004年，处于工业化过程中的浙江比标准模式高出了至少30个百分点。与世界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相比，2004年浙江投资率则高出了28个百分点。在全国各省（市、区）中，浙江（2004年）投资率也很高，居第1位，大大高于江苏（44%）、广东（37%）、山东（48%）等排在第2到第4位的省（市、区），而且我省投资率提高速度也比较快，近20年来，基本上以年均20%的速度增长。2004年浙江省为5944.65亿元，人均超过1.3万元，人均投资额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和山东、江苏、广东等沿海发达省份。投资在如此高基数下长期保持高增长率，从即期运行看，将加大通货膨胀的压力，从长远发展看，将继续加剧原材料、能源的瓶颈制约，加大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对投资的可持续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在消费率方面，同钱纳里标准模型相比，2001年我省消费率低了31.01个百分点，2002年低了32.01个百分点，2003年低了36.28个百分点，2004年低了37.99个百分点；同2000年世界平均消费水平相比，2001年低了25.01个百分点，2002年我省消费率低了26.01个百分点，2003年低了30.28个百分点，2004年低了31.99个百分点。我省最终消费率偏低，主要是低在居民消费率方面，其所占比重同钱纳里标准模型相比，2002年低了44.09个百分点，2003年低了36.28个百分点，2004年低了31.39个百分点；同2000年世界平均消费水平相比，2002年低了30.09个百分点，2003年低了31.9个百分点，2004年低了33.39个百分点。此外，与全国相比，我省最终消费率也相当低。“十五”期间，浙江的消费率一直处于50%以下，低于全国同期平均最终消费率水平，在全国31个省（市、区）中列倒数几位，且3年来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年均下降幅度较全国略大，为4.95%，全国为3.94%。

二、投资与消费主要影响因素分析

我省投资热、消费冷的产生，原因众多。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是投资率高、消费率低的主要原因。著名经济学家H•钱纳里和赛尔奎因等经济学家对多个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的研究发现，工业发展、城市化推进，需要购买各种技术装备、发展各类基础设施，这都需要大量的投资，因此各国在工业化及城市化进程中，需求结构的共同演变规律是投资率（即投资占GDP比重）不断提高、消费率（最终消费占GDP比重）相对下降。在工业化结束之后，投资率和消费率则趋于稳定。而比较分析1960―2000年间不同收入水平国家或地区GDP需求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变化特点，我们同样可以发现，产业结构的提升，特别是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其中主要是工业化增加值）的提高，也会引致投资率上升、消费率或最终需求率下降。反之，如果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大幅度下降，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大幅度提高，即产业结构的变化仅发生在工业和服务业之间，投资率会下降，消费率或最终需求率上升。投资率和消费率的这一演变规律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或地区表现十分明显，高收入国家投资率和消费率的演变也基本符合这一规律。

2004年浙江人均GDP突破3000美元，参照钱纳里的标准模式，结合浙江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实际情况和特殊性，总体上可以认为浙江处于工业化中级阶段。工业结构的高加工度化和资本技术密集型工业的加速发展,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特征。2004年全省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53.8%，其中工业比重达47.9%，第三产业比重为39%。第二产业与工业比重同比上升，而第三产业比重有所下降。由于制造业的生产过程较为复杂，需要大规模投资，因此工业化进程中必然导致投资率不断提高。同时，当前居民消费正由基本生存必需品为主转向工业品为主,以住、行为代表的消费结构升级拉动住房、电信和汽车等产业高速成长,产业升级速度明显加快，相应地，第二产业对投资的需求也会扩大。2004年第二产业对投资的需求比重比2003年提高了1.76个百分点。服务业投资规模虽然也在扩大，但比重却有所降低，2004年降低了1.75个百分点。浙江要完成工业化进程还任重而道远，因此投资率高、消费率低的现象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出现改变。

2.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不利于消费率提升。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居民收入差距水平不断扩大。从浙江省居民总体收入差距看，无论按照“五普”口径、建成区口径还是户籍口径计算的基尼系数都在提高；在城乡居民内部，城镇居民基尼系数由1981年的0.140上升到了2004年的0.325，农村居民基尼系数由0.189上升到了0.359，23年间分别上升0.185和0.17；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上，1990年后迅速扩大，2003年达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值2.43∶1；在行业收入差距方面，如果以全省各行业城镇平均工资为指数1，则工资最低的行业与工资最高的行业收入差距由1985年的0.92∶1∶1.16扩大到2003年的0.61∶1∶1.66；在社会各阶层收入差距方面，城镇高低收入比由1990年的2.89倍扩大到了2003年的6.88倍，农村则由1995年的4.97倍扩大到2003年的6.86倍。

库兹涅茨1955年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一文。他认为，从长期趋势来看，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变化规律可以假设为：在前工业社会向工业文明过渡的经济增长早期，收入分配的差距迅速扩大，随后保持短暂的稳定，然后在增长的后期逐渐缩小，也就是“先恶化，后改进”的倒U型变化轨迹。许多经济学家都通过对截面和时间序列数据的研究，证实了库兹涅茨假说的成立。

综合一些经济学家的分析，结合近年来浙江居民总体收入差距变动的数据，我们可以认为，浙江的收入差距水平将在人均8000美元左右达到最高点，目前浙江居民收入差距正处在倒U型曲线的上升通道。

收入差距的扩大给消费带来极其不利的影响。因为不同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不同，会对我省总体平均消费倾向产生重要影响。一方面，高收入阶层收入增长迅速，有效消费需求随收入增长不断得到满足，但其消费倾向不高，对消费增长的拉动力不足；另一方面，低收入阶层收入增长慢，消费能力不足，消费需求得不到释放，而且不同收入阶层消费需求差别很大，对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对整个经济的发展方向会产生大相径庭的影响。

3.由于我省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信用制度还不健全，就业压力较大，教育开支刚性，即期消费水平也因此受到了很大影响。反观美国，尽管近30年来，美国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状况提高很快―――1972年到现在税后收入差距上升了20%，但是由于美国存在完善的消费信贷和社会保障制度，其消费不平等状况却没有太多变化，仅仅上升了不到2%。

4.高储蓄率为高投资率的维持提供了条件。许多学者认为，我国资本的快速积累来源于国内高储蓄率以及快速增长的外商直接投资。对于浙江来说，高投资率的基础是高储蓄率。近年来浙江总储蓄率(总储蓄/国民可支配总收入)一直保持在50%以上，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3.8%）和亚太地区平均储蓄率（32.3%）。研究表明，高储蓄率有利于发展中国家通过“临界最小努力”、摆脱“贫困的恶性循环”、跳出“低水平均衡陷阱”，实现经济较快增长。一个国家或地区起飞阶段,以及进入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之前，储蓄率增长速度一般要高于消费率，其占GDP总量的比重也要接近甚至超过投资率；当储蓄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的比重超过50%后，储蓄率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会基本保持不变；此后，随着一个国家或地区工业化的完成，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大规模投资的结束，储蓄率逐渐下降，消费的增长速度最终超过储蓄，并且在“大众高消费阶段”储蓄率回落到发达国家的一般水平（15%左右）。

我省高储蓄率的形成，一方面与经济快速发展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收入差距扩大有关。因为高端收入家庭和低收入家庭都有强的储蓄倾向。由于目前我省经济所处的阶段以及收入差距变动趋势还不会发生明显改变，因此较高的储蓄率将继续保持较长的时间，这也就意味着受其支撑的投资率在相当长时期还会保持较高水平，消费需求的快速增长也会受到一定制约。

5.体制和政策性弊端影响着投资消费关系的调整。目前，我国体制、机制和政策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还没得到根本解决，影响了投资和消费行为向理性化方面迈进。在投融资体制上，表现为产权关系不清、投资约束机制不健全、风险责任不明确；项目审批制还未得到彻底改革；土地、环境、资金、资源的使用成本过低；证券市场发展不完善，国有银行改革不到位；财政分灶吃饭，造成部分地方政府参与投资热情过高。在消费方面，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上还存在不少问题，劳动者的报酬相对于劳动贡献偏低；劳动者缺少必要的组织，与资方谈判处于弱势地位；个人所得税对收入差距调节力度不够；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社会信用制度不完善，全社会的诚信体系还没有建立；农村劳动力转移以及非农就业难度较大；社会转移支付有待改进等。这些体制和政策问题，一方面，使投资规模不断扩张，投资效益下降，投资风险增大，经济发展的高投资率特征持续强化；另一方面，直接或间接影响和决定着居民的消费活动，抑制着浙江消费水平的提高。

三、正确处理投资和消费关系及政策建议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投资消费两大关系时说，居民消费规模决定投资规模，投资规模决定生产规模，居民的最终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虽说在工业化过程中，投资率提高有助于产业升级和基础设施改善，但却可能因产业资本过多涌入某一行业和产业，导致生产、分配、消费等领域的一系列问题，从而产生经济失衡。近几年钢铁、水泥行业过热，其实就是前些年经济过度依靠投资拉动产生的不良后果。相对于投资驱动，消费驱动更有利于提高本已稀缺的经济资源利用效率和经济运行的质量，减少投资低效、投资失误的发生。因此，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06年经济工作要“控制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优化投资结构，调整投资与消费关系”。而从浙江实际来看，浙江客观上也正处于由投资与消费关系调整，重建合理比例，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驱动向投资消费双驱动转变时期。从贡献率来看，近年来，浙江消费、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一直保持在40%―50%的区间；从投资需求来看，去年前3季度，浙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限额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分别比上年同期回落7.1和10.8个百分点，增长速度呈现下降态势（长三角16个城市投资增速同比回落了8.7个百分点，十多年来首次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从消费需求看，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倾向明显，消费热点主要集中在住房、汽车、通信器材、文化娱乐类消费等。据对限额以上贸易企业统计，去年前三季度 ，食品、服装、日用品类零售额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23.1%、28.8%和22%，体育娱乐用品增长31%，建筑及装潢材料和石油及制品类分别增长44.9%和29.9%，汽车类增长4.9%，销售逐月回升，其中9月份单月增长29%。而根据发达国家经验，一个地区的居民进入了以消费需求引导投资结构的阶段，如能因势利导，将产生带动整体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形成较长时期的景气繁荣。

因此，在政策上，要加大财政转移支付比重，继续缩小居民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提高劳动收入在GDP中的比重，提高工资在成本中的比重，提高职工平均工资水准，尤其要提高低工资水准；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规范教育、医疗收费，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扩大即期消费能力；调整信贷消费政策，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扩大住房、汽车、旅游等消费信贷额度；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同时，继续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规范政府行为，保持一定的投资增幅，使投资消费形成较优的比例关系，以更好地发挥投资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作者单位：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