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族“纳顿”仪式的人类学解读

【摘要】在某一个具体的社区社会中，仪式的过程通常会经历一次从结构到反结构，然后反结构再到结构的辨证过程。在这一复杂的变化过程中“反结构”的社会形态就是“交融”。下文当中笔者根据特纳：“结构—反结构—结构”的模型对土族节日“纳顿”的仪式过程进行解释。

【关键词】土族 “纳顿” 仪式

“纳顿”是青海民和土族喜庆丰收、酬神的传统节日，整个节日时间达两月之久。举办“纳顿”时通常是由几个土族村落共同举办，群众的参与性极强。对于仪式过程的解释，目前在学术界用到的理论教多的是人类学家特纳的《仪式过程》，他认为：“在交融的过程中的本身会发展成为自己的‘结构’，在这个‘结构’当中，个体与个体之间存在的一种自由的关系，变成了‘人’与‘人’之间受到规范所制约的某种关系”。

一、“纳顿”中的“结构”形成

“纳顿”作为喇家村全村性的年度重大集体活动，参与其中的人员一般要达上百人，规模十分庞大，而且这项活动的时间长达一个多月之久，决定了村子里要成立一个临时的工作小组来开展正常的活动，并且这个临时组织要高效运转，还要各司其职，分工明确。以上就是“纳顿”第一个阶段，即前阈限阶段—“结构”。即在土族“纳顿”举行前，土族村落有各自的组织结构，而且每个土族村落之间有较大的差异。喇家村里的人们在这个特殊场景下都有与其身份相对应的位置，而且这种村落秩序部需要去指导，大家会各就其位，每个喇家村的村民都有各自相应的权利和义务，这种权利和义务在这个村落中是靠人们自己去维护和遵守。一般情况下，在“纳顿”举行之前，首先必须要组织成立一个带有浓厚祭祀性质的“纳顿班子”，它类似于戏班子。这个临时的“纳顿班子”的成员必须是经过村里的人共同推选产生，考察内容包括了人品、能力、在本村中的地位等方面，而且还要看这些人的门风是否符合当地的伦理观念，比如家族中有过偷盗、坐牢、奸淫等恶习记载的门户是不得入选，其中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参与者全为清一色的男性，女性绝对不可以参与，如果女性参加，来年会遭受冰雹的灾害。“纳顿”成员主要包括：一个派头，即活动的总负责人。还有总家、庙官等人作为整个“纳顿”的负责人，是全场的最高权威。每年的“纳顿”因为规模空前浩大，所以会牵扯到吃饭、演出、财务等附属工作。所以这个临时的“委员会”还设有管理开支收入、演出以及伙食的后勤人员。派头、小派头们在“纳顿”举行的过程中行使他们临时的权利，活动结束权利随之自动消失。负责操办“纳顿”的这个“纳顿班子”必须要保障“纳顿”的整个过程顺利进行。

二、“纳顿”中的“反结构”阶段

跳会手舞是“纳顿”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这个环节才是真正体现土族民众集体“狂欢”的方面。土族“会手舞”的表演说明了“纳顿”的仪式已经进入到了第二阶段阈限阶段即“反结构”，也就是“纳顿”正式举行期间。这时的土族社会形态会发生再一次的变化，到了“反结构”的阶段，阈限的实体之间的区别不明显，这时呈现出最基本的组织结构状态，即“人人平等”、“村村和谐”。“纳顿”过程中，社会角色出现缺失或错位是土族村民在这段时间内发生的最大变化，有关村民们的外在东西出现暂时性的消失，如职位、家境、名利、财富等都将会被忽视。因为“纳顿”的过程可以解释为神到各个村庄“视察工作”，当“纳顿”队伍到达某个村子时，该村的老年妇女们和男子在二郎神帐前煨桑，烧黄表纸，烧香磕头，也有老年人为二郎神敬献哈达。“纳顿”仪式的过程中，土族村落中的人们完全沉浸在集体的欢庆当中，集体一起跳会手舞，场面宏大，振奋人心。这种欢庆活动促使了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社会角色发生更替和变化，在社会结构中地位相对较低的人（例如土族女性，就可以和男人们一样在节日中得到快乐），所以在“纳顿”的阈限期间，很多的土族村民会出现暂时性的被尊重、被重视的感觉。

三、“纳顿”中最终回归的“结构”

第三个阶段又回到了阈限阶段—“结构”，发生在“纳顿”的结束阶段。特纳将其解释为：“人们从结构中被释放出来，仍然要回到结构之中，而他们所经历的交融，已经为此时的交融重新注入了活力”。在“纳顿”的欢庆结束之后，人们的心情又恢复到了往日的平静。他们各自会重新回到他们在村落社会中的原有位置。回到原有位置上后，原有的生活似乎没什么变化，但这时的社会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在发生着的变化。例如，“纳顿”结束后，“派头”们回到了原有的身份，不再具有任何的权利。但是，回归到原有的生活中后，“派头”仍然会有当“领导”的自豪感，而且村民也更加尊重回到现实生活的“派头”，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过“纳顿”变得更加的和谐有序。在“纳顿”中，村民可以结识很多外村朋友，加强与外村的来往，可能会出现生意往来，甚至是男女谈情说爱，起到联姻的功能。所以在很大一定程度上，“纳顿”可以调节人际关系，增强了村落与村落的密切联系，有些“纳顿”必须要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村子合作举办，在“纳顿”公众的共同调节下，如果以往发生过冲突的村子之间也会冰释前嫌，维持一种和谐共存的关系；据老人们讲，在很早以前两个村子由于因为共用一条供灌溉的水渠，曾大打出手，闹到了衙门，到最后县官都没断好这个官司。但是这种矛盾在“纳顿”中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了解决。通过“纳顿”的赐福过程，村民们受到了神的“认同”，因此日后他们的言行举止都将与本地的一些习俗规范和道德标准保持高度的一致。所以到了后阈限阶段，社会关系再次发生明显的变化，社会结构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有效的加强，这个土族村落社会又再被结构化。

参考文献：

[1]吕建福.土族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2]周星.民俗学的历史、理论与方法[M].商务印书馆，2002.

[3]朱民强.土族纳顿节的当代趋变及其原因探析[J].2010.

[4]严丽.维吾尔族麦西莱甫的人类学阐释[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