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野的呼唤:《梦》的国民性批判

1921年底到1922年初，北京的《晨报副刊》分章连载了鲁迅的中篇小说代表作《阿Q正传》，小说描写了辛亥革命前后江南农村未庄的一个乡村无产者阿Q的“传奇”生活。阿Q这个人物形象富于象征意义，他的“精神胜利法”带有普遍人性的色彩。如果说阿Q是传统中国社会塑造出来的畸形人物，那么，过了近百年的今天，在逐步实现了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并开始全面融入到全球化大潮当中的中国社会，是否“阿Q”存在的文化语境就随之消失了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墨白的小说《梦》为我们展示了一个身处21世纪的新型“阿Q”的并不另类的人生。

《梦》讲述了豫东南小城锦城电台主持人孙新春死前一天的生活遭遇，孙新春本来准备和同事兼情人的杨柳一起去商场为她买鞋，杨柳却临时被台长叫走了。到了商场，孙新春发现装在裤袋里的钱被割包了，倍感沮丧的他在走出商场时，又遇到了一群无赖的纠缠，这群人是受人指使来故意羞辱他的，而幕后指使者就是他的老婆――一个长着水桶腰的胖女人。回到居住地，孙新春发现他居住的那栋楼正在修电梯，当他气喘吁吁地爬到30层的家门口时，遇到了电梯修理工。在电钻刺耳的声音里，孙新春发生了一连串的幻觉，最终精神分裂，掉入正在修理的电梯间摔死了。孙的幻觉早已有之，并往往伴随着现实的场景一起出现，也就是他的“梦境”，这些“梦境”大部分其实是白日梦。孙新春频繁地幻视、幻听，并患有妄想症；他的情人、妻子、孩子、父亲、奶奶不时地从想象侵入他的日常现实。他甚至会由此短暂失忆，或者灵魂出窍，飘回到颍河镇――生他养他的豫东南乡村。

妄想症无时无刻不在困扰着孙新春，最为严重的是他总是有被迫害妄想症，他总是觉得妻子会随时杀死自己的女儿，“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里，我眼前再次闪现出我想象过无数遍的可怕的场景。那个胖女人把我女儿手脖上的静脉割破了，鲜红的血液从床上流下来，小小的脸色像米粉一样苍白，我女儿被那头母猪给杀死了。在我的幻觉里，我女儿小小不止一次死在那个胖女人的手下……”因此，他还在诅咒自己的妻子死去，并在妄想妻子自杀的场景：“那个可恶的女人却在一边向我发出阴冷的微笑，她的手上捏着那沾染着女儿鲜血的刀片，我看见她把那个刀片放在了自己的手脖上，她一边看着我一边用那个刀片切断了自己的静脉。你看，鲜血从她的手腕上像小溪一样流下来。她在畏罪自杀！死吧你！你害死了我的小小，你还有脸活下去？你死吧！你这个……”这些充满了血腥暴力的场景，引导着主人公一步步向着死神迫近。

比较起来，虽然孙新春继承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和他一样充满了妄想，并最终死于非命，但孙新春毕竟和前辈有所不同。首先，孙新春虽然也是农民出身，他是颍河镇的子孙，但他毕竟进入到了城市生活，而且成为了主持人，有自己的家庭，甚至情人。在孙新春的父亲看来，养情人就是上层人士的特权，在颍河镇，有相好的人是凤毛麟角的：“孙志同个狗熊，爹听我这样说，真的扳着手指算起来，派出所老郑个鳖孙，信用社王明亮个杂种，还有潭成运、张大嘴、医院的院长牛麻子、西街皮革厂的方家胜……”这些人一共有两类，一类是包括村支书、派出所的公安为代表的权力阶层，另外一类是包括信用社、医院、皮革厂等有钱的资本阶层。当然，这里的权力和资本也是紧密相连的。权力和资本是性特权发生的温床，那些具有资格的人养情人在颍河镇的人看来是理所当然的，虽然这些人也被当成了“狗熊、鳖孙、杂种”来受到孙父谴责。但孙新春一个刚刚脱离了农村进入城市的无产者、无权者居然也有情人，这种越轨行为显然要承担严重的后果。

孙新春之所以忍气吞声，过着忧伤悲痛的生活，主要原因在于他自身社会地位低下，家庭地位卑微，又缺乏物质保障。在单位里，他只是个主持人，随时可能被台长开掉，他有着朝不保夕的恐慌感，甚至自己的情人被台长随意叫去，他也觉得心安理得，因为“台长呀，是我们的顶头上司，他掌握着生杀大权，他可以端掉我们的饭碗！”在这个权力机制里，掌权者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那么，公权力的过度膨胀必然会损害私权力的行使。而真正可悲的是，作为受害者的孙新春不仅没有去反抗的意识，觉得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甚至还主动地去配合和逢迎它。孙新春还为自己是城里回来的工作人员而得到了村支书的礼遇而沾沾自喜：“我一边走一边想，现在我能跟镇里那些牛头马面们平起平坐了。你现在仔细想想，如果就算我回来当了村里的支书，或者当了镇里的书记，我能会比他们好到哪儿去吗？”阿Q虽然也有着根深蒂固的奴性，但毕竟也有过想要“革命”的念头，对于自己的命运，是做过一些局部的细微的反抗的。多年以后，孙新春却丧失了反抗的勇气和能力，最为可怕的是，他甚至都没有了任何改变自身命运的可能性。他自觉地融入到了习惯势力编制成的无形的罗网之中，并心甘情愿地受其束缚，为其编织新的网络。

在社会上，孙新春毕竟有还算体面的工作可以维持生存；在家庭里，他的处境就可谓水深火热了。孙的老婆是典型的小市民，每天和一帮狐朋狗友混在一起，以打麻将为“终身事业”，爱占小便宜，还泼皮无赖。最重要的是，她家里有背景，掌握着这个城市里的社会资源，她二叔是财政局局长，兄弟开酒厂，有钱有势，整个城市布满了她的眼线。因此，孙新春注定是要受到老婆的控制的，他在家里任人宰割的地位是没有任何改善的希望的。即使是他心爱的女儿，也压根不把他放在眼里，对他的态度非常轻视、冷漠。在这个原本不属于他的城市里，孙新春可以依赖的只有他的情人杨柳和他在电台的听众。杨柳给予孙新春的更多的是怜悯，而非真正的爱和关怀，她甚至要求孙给她买远远超过了他的支付能力的昂贵的鞋。应该说，杨柳满足了孙新春畸形的权力欲望，他是把养情人作为身份的象征来炫耀的，并不惜去触犯权力的禁忌，最终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而他的听众，主要是通过信件来倾诉自己生活当中遭受的苦难，他们同样是些无依无靠的人，同样是需要通过精神的抚慰才能获得心灵上的安慰和解脱。和孙新春一样的现代版的“阿Q”并非孤立的存在，他们是一群在权力和资本的重压下无依无靠的疲于奔命而趋于绝望的人。

小说的主题回应了篇首的引文，这是摘自女诗人蓝蓝的《从绝望开始》里的诗句：“我坚持在人类的寒冷中/发抖。哆嗦。”这里将个人的命运引向了普遍的人类境遇，从个人的性格去窥视人性的深层图谱。孙新春具有强烈的小农意识，他的父亲、奶奶，以及那片养育过他的豫东南大地，那条从乡村流经城市的颍河，都为他的小农意识提供了生长的沃土。同时，他又在进入城市后，开始逐步感染上了城市的小市民习气。另外，由于职业的特点，那就是作为电台主持人让他具备的小知识分子式的文化心理。这三者结合起来塑造了孙新春这个独特的人物形象，这恰恰符合中国社会转型期所出现的复杂多元的思想文化语境。

孙新春的奶奶是传统乡村妇女的典型形象，她是个骂人的高手，她跟支书孙志同的老娘一连骂了三天，堪称骂架的经典战例，轰动了十里八村，一时传为佳话！孙新春的奶奶盘腿坐在孙志同家门口外边的那棵老槐树下面的磨盘上，骂一句用手指一下，嘴角上挂着白色的沫子，带大襟的褂子从上面垂下来盖住了她的三寸金莲。这里的人物形象犹如大师用雕刀刻画而成，栩栩如生，入木三分。老人的衣着打扮就是活脱脱的“旧社会”，而她嘴里灿若莲花的却是男人和女人的生殖器，充满了乡村的野性，以及生命的韧性和创造力。孙新春显然是丧失了这种乡村的原始的生命力，他被“文化”化了，带有“生殖器”的粗口他说不出来，骂起人来“软绵绵的就像面对情人表达自己的爱慕之情”。在奶奶看来，孙新春就是个孱弱的不肖子孙，他失去了大地母亲那无边无际的升腾着的热力和希望。在他死亡之际，灵魂仿佛又回到了一望无际的原野，那里弥漫着属于他奶奶的“新鲜的蒜泥气息”。

《梦》的叙事结构精巧，叙事手法灵活多变，虚实相生，将真实和想象混融起来，彼此依托，互相提供情节发展的动力。叙事人通过精确的细节描写突出了人物形象的艺术真实，孙新春明明丢了一千元，却硬要说丢了五万，这种可笑的虚荣心反映了他行为的非理性，而这种非理性来自于社会对于金钱的盲目崇拜；而杨柳想要让情人为她买八百多的鞋再次证明了这种拜金主义和虚荣心的普遍性。那个乞讨的女人要求施舍者打欠条这种荒诞的逻辑和行径居然引来了大量路人的围观和起哄，群众的这种集体无意识和社会道德感的沦丧令人震惊！他们缺乏理性的思考，是典型的“群氓”，这和鲁迅笔下的“围观者”如出一辙！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开启的“国民性批判”到了今天已经乏人问津，日益增长的社会物质生活更加增强了中国人的自信心，特别是近期被热议的“中国梦”更让我们热血沸腾。墨白的这篇小说――《梦》无疑是一则关于中国当代社会的文化寓言，它用血淋淋的真相向我们披露了掩盖在器物文化的外衣之下的精神生活领域里的荒诞和残忍，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基本的遭受到时代巨变后的扭曲和变异的人性的社会学标本。

（作者单位：郑州师范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