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捞悲剧中的“个”

犹太裔汉学家舒衡哲有过一篇《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博物馆的光照之外》，文章认为，我们今天常说纳粹杀了600万犹太人，日本兵在南京杀了30万人，实际上以数字和术语的方式把大屠杀给抽象化了。他说：“抽象是记忆最疯狂的敌人。它杀死记忆，因为抽象鼓吹拉开距离并且常常赞许淡漠。而我们必须提醒自己牢记在心的是：大屠杀意味着的不是600万这个数字，而是一个人，加一个人，再加一个人……只有这样，大屠杀的意义才是可以理解的。”

我们对悲剧的感知方式有问题？

平时看电视、读报纸，地震、海啸、洪水、矿难、火灾……当闻知几十乃至更多的生命突然消逝，我们常会产生一种本能的震惊。可冷静细想，便发觉这“震惊”不免有些可疑：很大程度上它只是一种对表面数字的愕然！人的反应更多地瞄准了那枚统计数字——为死亡体积的硕大所羁绊、所撼动。它缺乏更具体更清晰的所指，或者说，它不是指向实体，不是指向独立的生命单位，而是指向概念，空洞、模糊、抽象的概念，而最终，也往往是用数字来终结对灾难的生理记忆。

有次饭桌，某记者的手机响了，通知他某处发生了客车倾覆，“死了多少？什么？一个……”其表情渐渐平淡，肌肉松弛下来，屁股重新归位，继续喝他的酒了。显然，对“新闻”来说，这小小的“一”不够刺激，兴奋不起来。

多可怕的数学！对别人的不幸，其身心没有丝毫的投入，而是远远的旁观和悠闲的算术。对悲剧的规模和惨烈程度，他隐隐埋设了一种大额预期，就像评估一场电影，当剧情达不到高潮值时，便会失落、沮丧、抱怨。这说明什么？它抖出了人性中某种阴暗嗜好，一种对“肇事”的贪婪，一种冷漠、猎奇、麻木的局外人思维。

重视“大”，藐视“小”，怠慢小人物和小群落的安危，许多悲剧不正是该态度浸淫的结果吗？很多桥塌楼倒火灾食毒案之所以轰动，很大程度上，并非它藏匿的肇因之深刻、渎职之典型，而是其死亡面值的巨大，是事故吨位的重量级。若非几十人罹难，而是一个或几个，那它或许根本没机会被“新闻”相中，引不来围观、调查和问责。

永远不要忘了，在那一朵朵烟圈般——被嘴巴们吞来吐去的数字背后，却是实实在在的“死”之实体、“死”之真相——

悲剧最真实的承重是远离话语场之喧嚣的，每桩噩耗都以其黑色羽翼覆盖住了一组家庭、一群亲人——他们才是悲剧的承担者。于他们而言，这个在世界眼里微不足道的变故，却似晴天霹雳，死亡集合中那小小的“个”，对之却是血脉牵连、不可替代的唯一性实体，意味着绝对和全部。此时，它比世上任何一件事都巨大，都严重，无与伦比。除了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痛苦，除了晕眩和凄恸，就再没别的了。无论如何，他们都不会理解那种“新闻”式的消费。因为这一个“个”，他们的生活全变了，日常被颠覆，时间被撕碎，未来被改写。

2005年1月23目，在阿姆斯特丹的荷兰剧场，近700人接力宣读奥斯威辛集中营被害犹太人名单，共用5天时间念完10.2万个名字。市长科恩说：“只有念出每个人的名字，人们才不会将他们遗忘。”

2012年4月6日，11541张红色椅子在萨拉热窝街头排开，仿佛一条鲜血河流，以纪念波黑战争爆发20周年，每张空椅子代表一位死难者。

2010年4月，奥巴马参加西弗吉尼亚州矿难悼念仪式，一一念出29名矿工的名字。他说：“尽管我们哀悼这29条逝去的生命，我们同样也要纪念这29条曾活在世间的生命……我们怎忍让他们失望，我们的国家怎能容忍，人们仅因工作就付出生命，难道仅仅因为他们在寻找美国梦吗？”

2012年7月26日晚，央视新闻频道，播音员用沉痛而缓慢的语调逐一宣读北京21日特大暴雨中已确认的遇难者名单，61个名字，耗时1分35秒。对央视来说，这是史无前例的灾难播报方式。

他们不再抽象，不再是一个数字，他们有了人间的地址。

这是生命应有的待遇，这是逝者应有的尊严。只有这样，生死才得以相认，我们才能从悲剧中领到真正的遗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