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理决定论到结构主义:地缘政治研究方法的变迁

摘要：地缘政治学以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为分析基础，为人类重新认识自然环境提供了崭新的视角。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全球信息社会的初步形成，结构主义取代地理决定论将成为地缘政治研究的主要方法。

关键词：地理决定论；结构主义；方法；变迁

中图分类号:D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3-0034-03

在地缘政治学研究的方法中，最为久远的传统就是对人与地理环境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研究。这种研究主要关注的就是地理条件与国际政治之间的关系。地理环境决定论在整个地缘政治学的发展过程中是始终存在的。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科学技术突破了民族国家的地理边界，结构因素成为全球化时代影响国家对外政策的重要因素，结构主义理论在地缘政治领域的应用引起了地缘政治学的复兴。

一、地理决定论的淡出

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都表述了地理环境对人的性格、社会及政治组织的影响。中世纪以后，孟德斯鸠、黑格尔等也承认地理环境对人民性格和国家政策的影响。19世纪后，拉采尔又提出“生存空间”、“国家有机体”等概念；契伦和豪斯霍弗认为地理空间是国家持续发展的动力。马汉、麦金德、斯皮科曼等提出控制全球某一重要的区域就会增强国家力量的观点。至此，地理决定论便成为地缘政治的主流研究方法，国家所处的地理环境成为国家历史和现实发展的动力，控制“制海权”，控制“心脏地带”与控制“边缘地带”就成为地缘政治学中的规律。地理环境决定论的逻辑忽视了时间及空间的变化，将复杂的历史简单化，通过地理环境的决定因素美化了国家的对外扩张。

虽然地理因素作为国家及其人民无法选择的现实而存在，但全球化的发展已经改变了地理环境的性质，与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共同影响着地缘政治格局。全球化把世界各国整合到统一的国际经济秩序之中，促使民族国家利益的维护方式由以前的武力冲突变为参与国际制度。国际制度是各个国家的角力场，民族国家必须要遵守国际市场规则和秩序，通过国内政策与国际法规的结合来实现自身的经济利益；通过国际制度中的投票等行为，为本国经济的发展争取良好的国际环境。新的地缘科技促使生产、消费扩展到全球，促使原料产地、生产厂家和消费市场实现了地理意义上的分离，进而形成全球相互依存的地缘经济格局，形成世界性市场。总之，全球化提升了国家间联系的紧密程度，又带动了全球一体化的发展。

生产力的发展也促使了生产关系发生了重要的变革，许多人文环境已经无法用地理环境决定论来进行解释。传统地缘政治理论基本上已经失去了理论所具有的“预测”功能，只能停留在“描述”与“解释”阶段。如果继续用传统的地理决定论思维来指导当今的国际战略现实，不仅会使国家间的地缘战略思维新回到“冲突的时代”，而且还会加剧国际社会的不稳定性。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世界不再以控制某一个地理位置为出发点，而是已经初步形成整体的观念和相互依存的结构。而这种相互依存将会使国家变得更加富强。

二、科学技术的发展

奥图泰尔曾经总结过地缘政治学的三种用法：“第一，用于描述对特定地区或问题概览，以便把握被认定为是外部事实的事物的明显特征，在这种用法下，地缘政治学就是对某一问题进行考察的分析工具。如，有关的地缘政治，可以指石油、能源、资源、信息等；第二，地缘政治学是现实主义的同义语；第三，作为大战略的同义语。”［1］从上面的地缘政治中，我们可以看到地缘因素影响的众多，但是科学技术几乎是最重要的一个。

首先，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动了信息革命的产生，进一步加强了全球的整体性。科学技术的进步促进了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促进了全球范围内的交流与融合，世界的整体性与合作性进一步增强，国家之间的合作突破了国际政治的“丛林法则”，打破了海陆二分的地缘政治结构，促使全球化时代的地缘政治结构向海陆合作的方向发展。因此，地缘政治的研究方法也需要突破传统意义上的地理决定论，转向结构功能主义。

其次，科学技术的发展改变了全球地理空间的含义。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使得地缘空间有了新的地缘政治意义，还开拓了新的地缘政治空间。在早期的地缘政治理论中，陆地与海洋是生活在其土地上人民性格的重要决定因素，“山地人民善于保守，不受外界影响，平原人民比较维新，没有固执的成见，一切都容易迁就……岛上的人民性格也向山地处于比较孤立的环境，有保守的天赋。”［2］在思想家看来，是环境决定了人的特质，地理空间只是人类生活的场所。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海权时代的来临，促使人们对于全球地理空间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地理空间不仅可以作为生活的场所，还能作为控制世界的手段。蒸汽机的发明使得海洋的机动性与便利性体现出来，利用在海洋上的优势，可以包围陆地或者截获陆地国家发展所需的资源，马汉的海权论强调国家要利用海洋所赋予的条件，积极谋求国家力量的增长。内燃机的发明促使铁路在欧亚大陆的发展，促使麦金德看到陆上机动性的提升，于是麦金德认为，“心脏地带”的机动性促使地缘政治态势向陆上转变。无论是海权论，还是心脏地带理论基本上都处于二维空间中，但是飞机的出现，使人类认识到天空的意义，也是人类第一次脱离地表，由平面空间转移到立体空间。因此，制空权的提出，改变了人类对空间的认识。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空间技术也开拓了人类的外太空地缘空间，网络技术开辟了人类生活的虚拟空间。

再次，科学技术的发展突破了距离的限制。传统地缘政治理论中，地理距离始终是人们无法逾越的障碍，高山、大河、海洋对国家的对外行为有极大的限制作用。在此基础上，博尔丁（Boulding）提出力量梯度损失（Loss of strength gradient）模型，他指出，“一国的势力在本国最为强大，它离国内的距离拉得越远越弱，力量越是扩张，强度越是减少。”［3］奥沙利文给出了一国实力的强度（用表示）公式，S=PT=Pπr2。在这个公式中，P表示一国势力的总量，T表示该国以圆周计算的面积。由于T=πr2，所以我们可以观察到，当半径增大时，国家实力的强度会变小。

在冷兵器时代，距离是一个国家绝好的防御，但是在热兵器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使得距离的阻碍被克服，现代化的远程投送能力，海洋、陆地和天空中交通工具的发展几乎使它们失去了原来地理屏障的作用，现代化武器可以轻而易举地穿透一国的领土，也使它们失去了距离对于保护国家安全的基础。现代科学技术已经改变了国家地理位置、国家间距离、国家地缘空间在国际政治范围内的意义，影响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主要因素也不再是地理条件，政治决策体制、经济发展水平、与国际社会的相互依赖程度甚至社会文化都会对其产生影响，地理空间只不过是这些因素的承载体，那么如何更好地理解全球化时代的地缘政治现实，就需要从结构主义视角来分析。

三、结构主义的借鉴

结构主义发端于瑞士学者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列维・施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和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结构（structure）来源于拉丁文“structura”，该词当初只有建筑学意义，后来得以拓展，主要描述具体物体的各个部分构成一个整体所采取的方式。皮亚杰强调，结构具有整体性、转换性和自我调节性。整体性是指按照一定规则构成的整体；转换性主要描述结构中的规则在不断的建构之中；而自我调节性主要分析结构的各个部分，它们相互制约、互为条件。列维・施特劳斯认为结构也包含四个功能：第一，结构由若干要素构成一个整体，任何一个要素的变化都会引起其他要素发生变化；第二，对于任何一个模式都能排列出同类模式的转换系；第三，如果要素发生变化，能预测模式如何反应；第四，模式应该能使一切被观察到的事实都能成为可理解的。［4］

在地缘政治学的母体――地理学中，也出现了结构主义思潮。“结构主义思潮以一条公理为其特征，该公理就是：对所观察现象的解释不能只通过对现象的经验研究得出而必须在支持所有现象但又不能在其内部辨认的普遍结构中去寻找。”［5］约翰斯顿在《哲学与人文地理学》一书中，将结构主义思潮划分为四个部分：作为构成物的结构、作为过程的结构、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人文地理学中的结构主义。他指出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建立在一系列被清楚表述的“社会学方法规则”的基础上，作为方法论来讲，吉登斯为了将人本主义思潮与作为过程的结构相结合，他辨别了三种社会的概念，系统、结构和结构化，因此“吉登斯所主张的，就是发展一种充分重视人类角色在结构转换中作用分析的模式”。［5］这在以往地缘政治学中很少见到强调人类角色的分析。

结构主义地理学在方法论上主要有以下三个特征：整体性、内外双重性、共时态与历时态的划分。第一，强调研究的整体性，反对割裂式研究。在结构主义地理学家们看来，任何一种地理现实都有各个组成部分，各个组成部分相互依赖，彼此不能分割，这种地理现实的出现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第二，强调认识事物不能只看事物的内部或者外部，而忽视了另外一方面的存在。结构主义地理学者指出，尽管有些地理现象看上去是纷乱复杂的，但是其背后肯定存在着深层结构的影响，我们不能只看到表面的结构。因此，地理学家的任务就是要找出背后这些深层次的内部结构并进而发现内部结构与外部结构之间的联系；第三，强调对地理现象进行共时态和历时态的综合考察，二者不能有失偏颇。

结构主义的实在认识论、通过理论的发展不断获得知识的积累以及辩证看问题的观点具有可借鉴的意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在地缘政治学领域也出现了利用结构主义分析现实的理论专著。例如：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索尔・科恩.地缘政治学：国际关系的地理学［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2011.“它们以地理学的区域观念为指导，用地域结构分析方法，考察整体世界中包含的政治地域结构以及不同政治区域之间的相互关系。”［6］从这些理论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

第一，在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的发展以及对外政策的制定并不是某种单一因素而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任何结构因素的变动都会引发地缘政治的错位，甚至会引起地缘政治的“联动效应”。政治地理边界功能的降低、国家利益的海外拓展、国家之间利益的日益交融、地缘政治研究单位以及地缘政治分析层次的变迁、地理决定论的贫困、科学技术的发展这些因素都会引起地缘政治现实的变化。

第二，在全球化时代，国内与国际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因此，对地缘政治的分析不能只注重国际因素或者只注重国内因素，一国内部的因素往往比外来的力量或影响更为深远。

第三，在全球化发展的过程中，其本身就蕴含着全球内部结构的影响。因为“如果我们把全球化看成是一种长期的发展逻辑，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法被逆转的，另外这样的逻辑又限定了在政治与经济层面上可能性的大小，那么这就是种结构主义式的分析”。［7］

［参考文献］［1］孙相东.“地缘政治学”概念研究［J］.东方论坛,2008，(6).

［2］陈民耿.地缘政治学［D］.台北:华冈出版有限公司,1976:55.

［3］奥沙利文.地理政治论――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M］.李亦明,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1:12.

［4］陈炳,高猛.结构主义与官僚制：对传统公共行政的话语透析［J］.中国行政管理,2011，(2).

［5］R. J. 约翰斯顿.哲学与人文地理学［M］.蔡运龙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6］陆俊元.从自然主义到结构主义：地缘政治学方法论的演变［J］.人文地理,2007，(5).

［7］Colin Hay.政治学分析的途径：批判性导论［M］.台北:韦伯文化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8: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