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市场中介组织:国内研究述评

发展农村市场中介组织，对解决农村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对国内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研究的角度及其目的、研究的理论依据、方法及其主要结论进行了综述，并做了简要评价，提出结合中国农村市场的特殊性，明确界定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的内涵，揭示组织演化与制度环境改变之间的内在联系，寻找农村市场中介组织发展的一般规律是后续研究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

关键词：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研究角度；研究方法；后续研究

中图分类号：F713.5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8)04―0087―07

中国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之后，长期与市场分隔的农民逐渐与市场联系起来，而农户经营的个体化、私营化和分散化与大市场之间衔接不畅的问题也随之凸现。为了改变市场力量的对比，顺利实现农户与市场的对接，实践中出现了一些将农户组织起来进入市场的具有服务性质的组织，这些组织的产生和发展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十几年来，一大批学者在这一领域从各个角度对农村市场中介组织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本文将对这些研究进行综述，并在此基础上给予评价，提出进一步研究需要关注的问题。

一、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研究的角度及其目的

(一)关于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的内涵及类型研究

对于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的定义，学术界直到今天都没有一个统一结论。国外并无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的直接提法，所以对其内涵的界定缺乏可资借鉴的国际成熟理论，只能是以市场中介组织的内涵为研究的基础。

1993年3月，北京举办了市场中介组织高层研讨会，与会的专家学者认为，市场中介组织是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它的内涵和外延，一种看法认为，市场中介组织就是为市场主体提供各种服务，保证市场正常运行的各类组织。在这一定义之下，市场中介组织的外延十分宽泛。与此相对的一种狭义理解认为，市场中介组织的真正含义只是媒介政府和企业之间联系的各类中介组织。还有学者强调要把市场中介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区别开来。

此次研讨会在对市场中介组织内涵与外延的理解上并没有达成一致，其主要分歧在于市场中介组织的存在空间，因此后来的研究者都试图揭示其存在空间及性质。比如阎克庆、杨咏中和王勋铭强调了市场中介组织的非官办社会经济组织的性质；王冰、陈纲则指出市场中介组织不以单纯的赢利为组织目标，不生产具体的物质产品，同时与各种市场经济主体发生广泛联系。

关于市场中介组织内涵的不一致意见直接导致了农村市场中介组织内涵的模糊，再加上农村市场及其存在问题的特殊性，使得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的内涵及其类型的研究具有了相对独立的研究视野。20世纪90年代中期，文献中有了明确的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的提法。早期的一些学者并没有从内涵研究出发，而是直接从类型上对那些事实上起中介作用的组织进行了归纳，将农副产品专业市场、一体化组织、专业生产合作社、协会、流通实体、农民个体运销和加工大户以及提供信息服务和科技服务的组织等统称为农村市场中介组织。从文献上看，最早给出农村市场中介组织定义的是雷海章，他认为农村市场中介组织是联结农业与其产前、产后部门、联结农民与其他市场主体、联结政府与农民、充当农民进入市场的桥梁和纽带，为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各种服务，并具有法人地位的经济组织。廖卫东、袁克忠也强调了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的法人地位，指出其是市场经济和社会分工的产物。池泽新认为农村市场中介组织是农村中的生产者、经营者以取得最好经济效益为目的，以劳动联合、资产联合、技术服务、权益保护为合作方式，自愿组成的群众性经济组织。安建明、霍学喜、刘瑜则把在农村市场上为农业生产提供服务的市场组织统称为农村市场中介组织。

这一角度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对随着市场实践发展起来的一些新型的组织进行界定并分类，通过明确概念、划定范围将实践内容引入理论视野。

(二)关于农村市场中介组织发展的动力研究

从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及国际经验来看，市场体系的完善离不开市场中介组织，所以从根本上说，市场系统的运转是产生市场中介组织的源动力。从文献上看，学者们对农村市场中介组织发展动力的认识比较一致，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农村土地及生产制度变革之后，农户对利润的渴求及对市场的不适应产生了组织创新的强大动力。毕玉奎认为家庭经营使生产能力成倍增长，而当农户需要市场来实现这些成倍增长的农产品价值时，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就凸现出来。廖卫东、袁克忠也分析了家庭承包责任制在解放生产力的同时，在市场面前表现出的不足。何坪华、杨名远看到，分散的农户搜寻和利用信息困难，购销批量小，因而谈判地位低，签订购销合同难，解决交易纠纷更难。周立群、曹利群指出农户与市场间的连接机制相当薄弱，由于农户社会化组织程度低，其生产经营缺乏协调的规划指导，从而抵抗风险的能力较弱，很难顺利进入市场。学者们一致认为降低交易成本，降低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改善农户进人市场的交易条件是发展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的根本动力。

第二，对技术进步的要求是发展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的又一动力。雷海章指出技术梗阻是农民参与市场经济所必须克服的一个障碍。程耀明认为技术进步会改变要素的相对价格，从而诱发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的变迁。傅夏仙详细分析了农村市场中介组织在农业技术的转移与扩散进程中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他指出，发达国家的农业技术推广模式是以农业中介组织为主导的，农业产出的技术贡献率已经达到80％以上。农村市场中介组织具有民间性，其主导的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常常是“示范式”的，可以降低农民试用新技术的风险，容易得到农民的认可。

第三，融入国内大市场并与国际市场接轨也是农村市场中介组织发展的动力。持有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看待农村组织创新的动力还应该跳出农村范围，看到农村与城市的交流，国内与国际的交流，因为这些交流过程改变了农户的生产、交易环境，从而改变了其对组织创新的认识。比如徐中年、郑春风指出发展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符合国际惯例，可以为国内与国际市场的接轨创造较好的内部条件。李慧认为，农村改革之后出现了生产与加工脱节、城乡脱节等问题，这些问题只有通过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的培育和发展才能得以解决。程耀明提出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转移使留守农村的劳动群体更加无法应对瞬息万变的市场，因而他们对中介组织必然产生一种内在的需求冲动。傅夏仙认为，在WTO的背景下，农业的国际化程度日益加快，我国传统的相对封闭的生产经营状态必须迅速打破，而加速这一进程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完善和发展农村市场中介组织。

这一角度的研究目的在于揭示农村市场中介组织发展的内在动力，从理论上解释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的生成与存在及发展状态。

(三)关于政府在农村市场中介组织发展中的作用研究

多数学者认为，市场中介组织虽然是市场经济体制内生的，但是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

的大背景下，政府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一，政府成为市场中介组织建立的主导力量。郝燕和张展指出，在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市场中介组织可以直接承载原政府的一些行政职能，帮助其维护社会秩序，减少管理成本提高政府效率。由此，张展认为，对市场中介组织的需要，使得政府成为早期市场中介组织建立的主导力量。根据敖毅、许鸣的研究，从1978年到1991年，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倡导支持和直接参与下，农民专业技术协会等市场中介组织在数量上得到了迅速扩张。

第二，各类政府职能部门给予了专项支持。2005年，为支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国家财政部和农业部分别拨款8000万元和2000万元，省一级的财政部门总共拨款1.4亿元用于支持成立600个示范性农民组织，此外许多政府为农民专业协会的发展提供了资金。江苏、山东和吉林省降低或免除了农民组织的收入税、经营税和土地税，有的省免除了农民专业组织的高速过路费。除了一些经济手段之外，针对农村市场组织所进行的培训和技术咨询活动也体现了政府的支持。

第三，颁布法律法规，为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的发展提供制度保障。2002年修订通过的《农业法》进一步明确了农村中介组织的法律地位。民政部2003年印发了《关于加强农村专业经济协会培育发展和登记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浙江、山东、湖北和北京等省(市)先后制定了扶持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文件；农业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印发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章程》，认定了一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试点单位或示范组织。2006年10月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并于2007年7月1日开始执行。

还有一些学者对政府作用的效果进行了评价。李慧认为外部行政机构的介入使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经济行为受到影响，限制了合作经济组织的发育和发展。薛兴利、杨学成、靳相木认为，在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的发展过程中，政府推动作用巨大，但有利有弊，总的来说，那些由政府直接干预而兴办的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生命力较低。

这一角度研究的目的在于分析政府参与的原因、程度，并试图通过评价其效果找到政府参与的合适界限，以期从政府与中介组织两个方面提高效率。

(四)关于发展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的对策研究

一些学者基于对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类型的研究，在选择发展类型上给出了对策建议。邓大才认为，农村大户经济的兴起，解决了农村主导产业缺位和既存产业缺乏连接中介的问题，是农村产业组织创新的首选。张晓山指出中国农民中介组织的发展重点应是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在培育新的中介组织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利用、改造原有的组织资源，实现两种组织资源的对接。周晓兰、朱述斌、池泽新则认为应该优先发展以合作社为主体的中介组织，建立综合性的合作社――农协。

还有一些学者主要针对当前农村市场中介组织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解决意见。雷海章提出为了有效地促进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必须从改变观念、政策扶持、人才培养等多方面着手。针对现有的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的组织化程度低、发展不平衡等问题，纪良纲、董进才提出要分类别、全方位地发展各种类型的市场中介组织，并引导其联合与合作，以改变现存的小、散、弱现状。程耀明提出政府主导方式可以仿效美国政府协助建立农业信用合作社的方法，只给予人才资金的支持，不干预经营管理，或者先协管后退出，让农民中介组织成为一个和政府毫无产权关系的独立经营主体。针对中介组织人才缺乏的现状，张展提出，应该通过在职培训、参观考察、聘请外援、严格纳新等方式提高从业人员素质，建立适当的激励与约束机制留住人才。

这一角度的研究目的在于指明方向、解决问题。

二、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研究的理论依据、方法及主要结论

目前，对现有农村市场中介组织进行剖析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应用理论模型进行分析，另一种是通过问卷或访谈进行实证分析。

(一)应用理论模型进行分析

何坪华、杨名远用交易成本理论，分析了农村市场中介组织替代农户进入市场的约束条件：假定农户直接进入市场的交易成本为TC0，而由中介组织替代农户交易后，交易成本变为TC1，则交易方式变化带来交易成本的节约额应为：TC=TC0―TC1，若中介组织的管理费用为OC1，那么组织化带来的经济收益增加为R=TC0-TC1-OC1，只要是R>0，就表明中介组织替代农户入市在经济上是合理的，R越大，替代效果就越好。在R>0且既定的条件下，农村市场中介组织能否发展还要看交易成本节约的经济利益在中介组织与农户之间如何分配。用R0表示农户获得的分配额，R1表示中介组织获得的分配额，则R0>0、R1>0是中介组织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因为在R一定的条件下，农户与中介组织在利益分配上是互竞关系，所以如何处理两者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成为中介组织生存和发展中的关键问题。

邱晓平、池泽新、翁贞林’利用产业组织理论体系的SCP理论对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的有效性进行了分析。“小规模、分散化”的农户具有经营规模超小化和凝固化的特征，其信息不灵无法适应外在复杂多变的市场，同时由于农户之间过度竞争，农产品价格低于市场出清价格，造成农业生产力的破坏；而农村市场中介组织作为农村市场上有效主体，增强了农产品市场竞争力，使农产品价格接近市场均衡价格，保护了农民利益。农村市场中介组织主要是获取规模经济，增强市场势力，指导农民作出符合市场需求的生产决策，向农民普及科学知识，推广农业适用技术，促进生产要素的流动和合理配置。从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的绩效看，明显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产业的规模结构效率和技术进步程度。

张展利用委托一理论分析了当前一般市场中介组织提供低质量服务的市场均衡。市场中介组织与其需求者之间是委托一关系，其需求者是委托人，市场中介组织是人。根据委托一理论，当人的行为不可观察和人风险规避同时存在时，道德风险产生，此时存在激励问题，有效的激励规则是市场中介组织作为市场主体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时所受到的激励与约束。当前，在部分市场中介组织需求者的低质需求诱惑下，政府监管、行业自律、法律监督这些约束机制并未对市场中介组织的违规动机起到强抑制作用，市场中介组织将动机转化为行动，市场处于低质均衡之中。

(二)通过问卷或访谈进行实证研究

薛兴利、杨学成、靳相木通过问卷调查方式，对山东省265个乡镇涉及17个地市、73个县市区的合作社、股份合作组织、农民协会等组织的发展状况及参加农户的收益情况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显示，这些组织总体发展较快，但覆盖面仍较低，类型多种多样，但在发展数量、参加农户、吸纳股金方面都

存在较大差异。从运行机制上看，合作社和股份合作组织的组织管理机制较为健全，但运转或执行还不够好，农民协会的规范程度不太高，普遍存在着不够民主的问题。从运作绩效上看，调查对象的平均股本收益率为16.3％，有2.8％的组织亏损。针对参加组织和未参加组织的各1325个农户进行1999年收益比较得到数据：参加农户比未参加农户的人均纯收入高22.6％。

孙亚范利用人户调查的方式在江苏省对412户农户的合作需求与意愿进行了研究分析，结果显示，缺少资金、技术、市场信息和农产品经济效益太低是制约多数农户生产经营的突出问题。被调查农户有83.9％认为需要和非常需要有专门组织提供社会化服务。现有的服务组织除了在供应农业生产资料方面力量较强外，对于农户急需的市场信息服务、技术服务及产后的农产品销售、加工、储藏服务和资金融通服务等方面的功能都相当薄弱。412户被调查者中有71.4％的农户具有明确的合作需求，但是真正有合作行为的农户只有7.3％，说明组织发展严重滞后，制度创新的供给不能满足制度创新的需求。

三、简单评价及后续研究需要关注的问题

综观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的研究文献，可以看出，随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对市场中介组织的重视已经在研究领域达成共识，但是，在研究的内容、方法以及研究深度上还存在一些不足，这也正是后续研究应该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一)在对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的内涵与外延的认识上没有达成共识，后续研究必须找到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的本质内核，明确界定其内涵与外延。

从现有文献对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的定义看，很显然，学者们的认识并不一致，大多是从自己的研究角度或研究目的出发，有的以其作用为定义，有的以其类型为定义，有的则在定义中强调其性质，这样就使得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的内涵研究既互不矛盾也互不包涵，看起来十分散乱。而且现有研究大都是在对实践中的组织现象进行描述和总结，就事论事，没能从实践中上提升出来，从包含其产生、存在和发展趋势的整体角度就其本质给出定义。笔者认为，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的发展必将伴随市场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尽管其存在的特点具有阶段性特征，但是其本质内核是一定的，研究者们必须将这个特定的本质内核明确地界定出来，使各个角度的研究能够真正地统一在“农村市场中介组织”这一概念之下。

(二)现有研究缺乏对中国农村市场特殊性的分析，从而没能找到农村市场中介组织存在状态的根源。后续研究必须关注中国农村市场的特点，及其表现出来的对市场中介组织的需求指向，合理解释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虽然从字面上来看，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的研究必然是属于市场中介组织研究范畴的，但是从现有的文献中却可以明显看出农村市场中介组织有着非常不同的研究内容。张展将市场中介组织概括为中介场所类、经济鉴证类和协会类三大类，很显然，目前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的研究一般不涉及前面提到的第一、二类。因此，如果仅将两个概念在研究内容上的差别归因于“农村”这个与城市相对的地域概念，显然是不够的，而在众多学者进行自己视野下的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研究中，也难找到其他答案。笔者认为，这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中国所处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下，农村市场有其特殊性。研究者们应该注意对中国农村市场的特殊性进行分析，包括农村市场的构成、发育程度以及变化趋势，找出农村市场上存在着什么样的对中介组织的需求，这个需求又会怎样随着市场的变化而改变，需求分析清楚了，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的存在状态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三)现有研究没有对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的时序演变进行跟踪分析，从而没能揭示其发展与制度环境变化之间的内在联系。后续研究应该注重从动态的角度把握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的演化过程，并将其放在农村制度变迁的大框架之下，科学地预测和引导其变化趋势。

伴随着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变革的进程，制度与组织的创新成为经济生活中最具普遍性的主体行为。学者们一致认为农村市场中介组织以各种形式活跃在农村市场，正是制度与组织创新的具体表现。大家对各种形式的组织创新过程和取得的效果给予了高度重视，但却普遍缺乏从“农村市场中介组织”这个整体概念的角度，对其创新在时间序列和制度环境变化这两个维度上进行跟踪分析。没有这样的分析，就无法认识农村市场中介组织创新的诱致与约束条件，也就无法在宏观上理清楚二十几年来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的发展脉络。笔者认为，在农村市场质与量的变化中，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的创新无论是诱致因素还是约束条件都是在变化的，这种变化通过改变创新成本与收益的对比导致了持续的创新。只有了解创新主体是如何受诱致因素推动又如何对约束条件妥协，才能理性认识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的发展阶段，并能指出克服约束因素推动农村市场中介组织发展的主观努力方向。

总之，由于上述原因，现有研究没能找到农村市场中介组织发展的一般规律性，从而无法在理论上对实践发展给予明确的指导。理论研究的目的在于指导实践，但其前提条件是研究结论具有一般性。目前，学术界尚缺乏一个具有一般意义的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的概念，其中具体类型的称谓也多有不同，所以从研究成果来看，学者们要么用自己定义的“农村市场中介组织”这个概念泛谈，不对具体组织形式进行分析，只提出发展的政策建议；要么就某一地区某种类型的组织形式进行研究，有针对性地提出发展对策。总的说来，这些对策大都缺乏普遍的指导意义，或者缺乏可操作性。笔者认为，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的本质内核是“市场中介”，研究者们应该首先从这个内核出发，给出一个具有一般意义的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的概念，然后抛开各类组织在形式上的差别，找到它们作为“市场中介”所具有的共性，以及这些共性变化的一般规律，据此提出的发展建议才有可能真正地指导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