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水江林契中的产权形式与深化林权改革

摘 要：清水江林契所体现的产权形式是数百年来林业发展的实践产物，是林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具有规律性的经验总结，对于当前的林权改革来说，它在林业政策制定、林地所有者权益维护、林权交易管理、林木处置权落实等方面具有极大的启迪作用。

关键词：林业契约文书；产权形式；林权改革；清水江文书

中图分类号：F31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2）04-0041-07

清水江林契，称清水江文书、锦屏文书等，是明末以来直至新中国成立之初，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境内的清水江中下游流域少数民族地区大规模形成并传承至今的珍贵的林业契约，其内容以山林、田土买卖以及租佃契约为主，是珍贵的林业产权历史文献。由于清水江林契是该区域数百年来林业产权变化的历史记录，其所载内容与区域内的经济基础、交易习惯、民风民俗相吻合，其专业性、地方性的特点十分明显。目前，清水江中下游地区的林权制度改革正在进一步深化，其内容指向与清水江林契是一致的，都是“林业产权”。同一区域、相同内容，林权改革与清水江林契之间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借鉴历史经验，遵循林权变化的历史脉络，对制定出较为科学的林权管理制度大有裨益。

一、清水江林契中的产权形式

清水江林契记载的林业产权比较完备，包括了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等，既包含了林地产权，又包含了林木产权。

（一）清水江林契中的所有权形式

清水江林契中林业产权中的所有权制度是建立在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基础之上，是以私有制为主体，属私人所有性质，林地的所有者俗称“山主”或“地主”。

林地所有权形式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种：

1.个人拥有。是指个人或未分家的小家庭独立拥有，在签立契约时以家主的名义签订。

契约1：姜奉生断卖杉木山场约

立断卖杉木山场约人加池寨姜奉生，为因家下要银使用，无处所出，自愿将到山场一块，土名皆干，在乔保之田坎上，此山界至上凭之毫山，下凭田沟，左凭世洪之山，右凭之毫之山。此山场杉木系奉生一人全占，并不与别人共。今将出卖与杨大九名下承买为业，当日凭中议定价银一钱五分，亲手收回应用，其银自卖之后任凭买主管业，原主不得异言，

恐后无凭，立断卖杉木山场是实。

内添二字

凭中：姜朝弼、姜开元

明川笔

道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立[1]

2.家庭共有。是指分家之后，父子、兄弟、叔侄等近亲属共有，在契约的卖方或买方体现得比较清楚，这种形式占有一定比例。

契约2：龙香岩、绍成、生保父子卖山契

立卖山场字人龙香岩、绍成、生保父子三人，为因家中无银用度，无出，自愿将到地名南晚山场一块，上凭坐将唯（为）界，下凭政邦为介（界）， 上凭领（岭）为介（界），下凭河为介（界），四至分明，出卖与陈老长承买为业。当日凭中三面议定价银拾两三钱正，亲手领回应用。愿凭买主修理管业，木长大发卖，不得番（翻）悔异言。如有来路不亲（清），俱在卖主上前理落。今恐无凭，立此卖约存照。

亲笔：绍成

凭中：姜今关、保求

嘉庆九年六月初九日 立[2]

3.按份共有。是指按照股份共同拥有林地所有权，这是清水江林契表现出的林地所有权的主要形式。按股共有中房族成员共有的占绝大多数，与房族外成员合股共有的比较少。

契约3：姜熙豪等分山合同

立分单合同字人姜熙豪、侄超熉、世美、登沼、登津、登高、登文、登儒、登交、加什姜凤黄等，因有山场一块，地名知什，界：上凭范如恒之主坟为界，下凭大岩以土垦抵三老家、凤黄等之山，左凭冲，右凭加什姜姓义等之山，此山分为贰大股，熙豪、侄〔超〕熉共占一大股，世美、登沼、登津、登文、登池三老家占一大股，又分为卅六股，世美、登儒、登交占十贰股，登沼、登津占十二股，凤黄得买登选、登科、元彬、元贞、世法、世龙、登奎、登伴、登熙、元标、元良九股八，登文占一股贰，登池占登高一股，股数分清。空口无凭，立此分单合同字为据。

外批：加什寨姜志长砍伐下河，凭中议价钱五千四百八十文。

第二张超熉存，第一张登廷存，加什凤黄存第三张。

凭中姜名学

立分合同叁张[半书]

民国九年八月初六日 登儒笔 立[2]530

4.合伙共有。是指通过“会”等形式共有林地所有权。“会”的产生可能与区域内民族的有关，如锦屏县魁胆寨保留下来的卖会契涉及的“会”名就有孔桥会、土地会、老头门会等，最初由少数条件较好的农户合伙出资修建“会”的场所，成为拥有“会脚”的公会人。周围的其他信众也会在祭祀的时候捐献少量金钱。这些捐献物，一般由拥有“会脚”的合伙人分配享有。“会”的产业有田产、地基、林地、林木等。一些村寨还有公共的林地、如风水林等，属公共所有，也具有合伙共有性质。

林木的所有权与两方面的权利有关，一是林地所有权；二是林地使用权。清水江林契表明，只要拥有林地的所有权，就必然拥有一定的林木所有权。也就是说，林地所有权必然带来林木的所有权，只是权益的大小与林地的使用权有关，在契约中进行了不同的约定。林地使用权的不同方式也给不同使用者带来一定的林木所有权。详细内容在使用权和收益权中表述。

（二）清水江林契中的使用权形式

清水江林契反映的整个明清以来林地的使用权情况既有所有权与使用权一致的情况，也有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的情况，其中以相分离的情况为主，具体表现为三种形式，即山主自营、包栽、租佃。

1.山主（包括个人和共有者）自营。这是人工营林出现之初的林地使用形式，其特点是山主拥有的林地面积有限，依靠自身的力量能够完成营造、管理，甚至采伐等工作。实际营林过程中又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山主自己完成营林的全部工序；另一种情况是雇工营林，即雇请林农进行造林和管理，雇工有长工和短工之分，山主负责雇工的生活，并适当付给一些钱粮，雇工按照山主的要求完成劳动量，树木成林后，收益全部归山主所有，雇工无份。由于人工营林是一项劳动密集型产业，山主自身的劳动力有限，故在清末时期，林地总面积大幅度增加，雇工营林的情况已比较常见。

2.包栽。山主与林农（俗称栽手）签订契约，约定栽手的工价或所占分成，包栽杉木，种植入土3年或5年后，山主按成活率点收，付给栽手工资。相当于现在的包栽包活方式。一般是栽杉1 000株至郁蔽给稻谷1 200斤（老秤），分3次付清。整个栽培过程，山主均不过问，成材后的分成为一九或二八，林木成材砍伐出售后按比例分配收益。砍后残存的“脚木” 归栽手所有[3]。

3.租佃。即林农（栽手）租佃林地营林，主要指没有林地或林地很少的林农租佃其他山主的林地进行营林，也指林地股东租佃其他不参与经营的股东的林地。树木成林、砍伐之后，林地归还山主。主、佃双方通过契约的形式约定成林期和分成比例。在营林生产过程中山主不过问，林木成材砍伐出售后主佃双方按比例分配收益。租佃形式中的主方，既有个人山主，也有由林地共有人全体组成的共有山主；佃方，既有个人佃户，也有多人组成的团体佃户（俗称伙佃）。

契约4：立租佃字人湖广省岑（黔）阳县蒋玉山、景春兄弟二人，因佃到文斗下寨 主家姜朝瑾、朝甲兄弟等之山，土名坐落鸿怀。此山上凭姜朝琦，下凭路，左凭朝瑾本山，右凭冲，四至分明，佃与蒋姓种粟栽杉。言定五股均分，地主占三股，栽手占二股，限定五年木植一起成林。如有不成，栽手毫不系分。玉山、景春自愿将先年佃栽姜光前乌救略之山栽手（股）作抵。倘有不成，任凭朝瑾兄弟仰当管业，而蒋姓弟兄不得异言。今恐人信难凭，特立佃当字为据。

凭中、[代]笔：姜士光

嘉庆十九年七月十六日 立[4]

（三）清水江林契中的收益权形式

清水江林契中的收益权与林地的所有权以及林地的使用权紧密结合在一起。

1.由林地所有权衍生出的收益权。在林业生产中，林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它的投入必然要带来收益——地租，这部分收益归山主所有。从上文所引契约4中可见，姜朝瑾、朝甲兄弟将林地租佃给蒋玉山兄弟，自己并不参加营林的任何过程，但在收益分配的约定中，“五股均分，地主占三股”，这60%的收益权就是林地所有权带来的。在清水江林契的租佃契约中都有类似的约定，这种收益权普遍存在。

2.山主自营的劳动收益。山主在自己所有的林地上进行营林，林木成材后形成的收益中包括了山主的劳动收益。这部分收益大致等于总收益减去林地所有权收益。需说明的是，在雇工形式下，因山主在营林时已支付了长工或短工的工资，雇工的劳动收益也就转化成为了山主的投资收益，或成本回收，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理解为山主的劳动收益。

3.租佃者的劳动收益。是指林地租佃者在租佃期间内，通过在林木的种植、管护过程付出的劳动，从而形成的收益。收益的比例在租佃契约中事先约定，具体比例一般依据山场的远近、土质情况估算出劳动量来确定。在上文所引契约4中，“五股均分，地主占三股，栽手占二股”，就是主佃双方的约定。从大量的现存契约看，主佃双方的约定比例各式各样，有主四佃一、主三佃一，也有主佃均分，甚至主三佃七的。相当一部分契约对租佃者的劳动义务也有约定，常见的有二条，一条是限栽手在一定年限之内（一般为3年或5年）成林，否则栽手无份，分成合同也常在成林后签订；另一条是栽手逐年修理、不得荒芜。林木成材伐卖之后，佃方所得，即劳动收益。

以包栽方式种植的林木中，也包含有栽手的劳动收益，其与租佃者的劳动收益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区别在于，包栽的栽手在栽种林木期间，山主已支付了部分稻谷作为工资，所以在林木伐卖后的分成比例上比较低。

（四）清水江林契中的处置权形式

清水江林契中处置权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山主对山场、林木的出卖。具体的处置行为有：（1）卖山场。即山主将所拥有的林地出卖，属林地所有权的转让。上述契约1属此类。（2）“卖青山”。即山主将尚未成材的中幼林变卖。因中幼林无法当即伐卖，须借山养树，故引用农民卖青苗之意，称其为“卖青山”。（3）既卖山场，又“卖青山”。即在转让林地所有权的同时，将林地上生长的中幼林同时变卖。上述契约2即是一例。（4）卖林木。即将成熟林的木材砍伐售卖。由于成熟林的买卖关系在一买一卖之间完成，无需签订契约，所以，是山主单独售卖，还是山主与栽手共同售卖，无从查证，不过，从现存的林木售卖后的“卖木分银文书”看，山主肯定参与了售卖。

2.租佃者（栽手）对“栽手股”的出卖。即栽手将与山主签订的林木分成契约中所占的比例（又称栽手股）进行出卖。

契约5：王玉山断卖栽手字

立断卖栽手字人本寨王玉山，为因缺少粮食，无处所出，自愿将到先年所栽山主之山栽手一块，土名皆路觉，此山界址上凭兆琦之山，下凭河，左凭开周、开连之山，右凭兆美之山，四至分清。今将出卖与姜恩瑞名下承买为业，当日凭中议定＋谷肆拾斤，亲手收足。此栽手自卖之后，任凭买主上山修理管业，日后卖主不得异言。今恐无凭，立此卖栽手字为据。

凭中、笔：姜凤德

光绪十二年二月初六日 立[1]67

（五）其他权益

清水江林契中的其他权益还有：

1.亲邻先卖权。即山主在转让山场、林木所有权时，须先征询亲属、近邻的意见，在亲属、近邻不承买的情况下，才能转卖给他人。

2.山主先买权。即栽手在转让所有林木股份时，须先征询山主的意见，在山主不承买的情况下，才能转卖给他人。

3.抵押权。在一些需要进行抵押的情况下，山场、林木可以充当抵押物。在上述契约4中，“玉山、景春自愿将先年佃栽姜光前乌救略之山栽手（股）作抵”，即是将栽手股用于抵押。

以上是清水江契约在产权方面的主要约定形式，应该说产权类型比较全面的，产权界定非常清晰。

二、解放后林权形式的变化及其存在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家和地方林业政策的变化，清水江流域中下游流域的山林权属发生了多次变化，新的权属关系与清水江林契所表现的产生了比较大的差异。新的权属关系具有较强的时代性和规范性，但由于权利主体的复杂性以及经济运行机制的变化、产业结构的调整、生态意识的加强等因素影响，现行的林权改革工作尚有亟待深化之处。

（一）新中国建立以来林权变化简况

1.时期（1951-1952年）。在划定阶级成分的基础上，没收地主、富农的山林，重新分配。除少数山林属国有、集体外，其余属私有，农户拥有山林的所有权和使用权。

2.互助合作时期（1953-1958年）。通过农户林地入股合作社、农户私有的成片山林折价入社等形式，逐步实现山林私有向集体所有转变。

3.时期（1958-1959年）。时期分配给农户个体所有的山林全部无偿收归集体所有。

4.林业“三定”时期（1981-1983年）。开展稳定山林权、划定自留山、制定集体山林管理责任制的林业“三定”工作。“三定”后，农户对划分到户的集体林地有了部分使用权，对附着其上的林木有了部分所有权和经营权；对划分到户的自留山有使用权，对在自留山所造林木有所有权。

5.分户经营时期（1985-1986年）。在坚持林地所有权归集体的前提下，将由集体经营的山林按人头平分到户经营。许多地方“两山”（责任山、自留山）变“一山”（自留山），甚至“三山”（责任山、自留山和集体山）变“一山”（自留山）。

6.林业体制改革时期（1990-2005年）。连续进行了三轮深化集体林区体制改革，第一轮改革以巩固和发展乡村林场为主线，以“明晰产权、机制转换、组织创新，制度建设”为要求对部分乡村林场进行股份制改造；第二轮改革以深化乡村林场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改革为重点，以“产权明晰，职责明确、分配合理、管理科学”为目标，对乡村林场首先分类管理，开展以林业股份合作制为主的多种形式的经营管理体制改革；第三轮改革是在加强生态保护和建设的基础上，改革某些林业体制障碍和限制，实行林业分类经营，探索集体林区发展新路。

7.集体林权制度改革（2006年至今）。在保证集体林地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明确农民对山林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法律地位，同时放活经营权，落实处置权，确保收益权，实实在在还权给农民。

（二）现行林权的主要形式

经过建国以来的一系列林权政策变化、林业体制改革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现行林权形式主要表现类型：

1.所有权。林地所有权全部归国有和集体所有，任何个人都没有林地的所有权。林木的所有权方面，一直执行“谁造谁有、合造共有”的政策，与下述的使用权人基本一致。

2.使用权和经营权。拥有林地的使用权和经营权权益人主要有：（1）国有林场；（2）集体林场；（3）股份合作制组织，指由林地所有者、林地使用者、投资者、管理者联合组成的经济组织；（4）农户个体，指拥有划分到户的林地的使用权，自己投资、自己造林、自己经营的农户个体。农户自留山的使用权为长期使用，承包经营集体林的承包期使用权为70年。

3.收益权。（1）是土地收益权，承包经营集体林地的，每年需缴纳一定的承包费，也就是土地使用费；（2）劳动和经营收益权，由使用权人和经营权人通过造林劳动和管理获得收益。

4.处置权。林地的所有权是不能处置的。林地的承包经营权和林木所有权，在依法、自愿、有偿的前提下可以进行流转，包括转包、出租、转让、入股、抵押或作为出资、合作条件等，流转之后，使用权、经营权、收益权也发生相应的变更。

树木成材后，砍伐售卖的处置权受到砍伐许可的制约，另外，国家实行的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以及森林分类区划界定的公益林实行禁伐、限伐。当然，禁伐、限伐也会影响到林木的所有权和使用权。

（三）林权改革中存在的不足

60年来的林权变化与改革，总的趋势是朝着生态、经济、社会三方面效益共赢的方向发展，是与时俱进的，但从实际操作和效果看，仍存在着一些不足。

1.林权制度变化频繁，政策稳定性较差。从上述林业政策变化的历史回顾中可以看出，林权制度几乎是几年一变，有时变化的力度还比较大，政策的稳定性比较差，农户难以适应。如农户拥有的权益的历史变化过程：拥有全部产权（时期）——山林折价入股（互助合作时期）——失去山林的所有权和处置权（时期）——对林地有部分使用权，对林木有部分所有权和经营权（“三定”时期）——对山林有更多使用权和经营权（分户经营时期）——兴办股份合作制林场，农户的林地、林木可以入股的形式加入林场经营（林业体制改革时期）。部分产权时有时无、时强时弱。林权制度的频繁变化，必然引起林地和林木所有权、使用权的频繁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使得各地在适应政策调整上花费大量的人财物力，更严重的是导致广大农户对林地、林木权属稳定性的担心和不信任，进而影响农户对集体林地和林木的使用权、处置权及收益权的实现，增大政策实施的难度。

2.集体无土地收益，村集体林地所有权的权益难以体现。土地是林业生产的要素，投入了土地，就应该理所当然地获得收益。但目前的情况是，农户自留山不需缴纳土地使用费，并且是长期使用，换言之，就是农户对自留山拥有永久的、无偿的使用权，再者，农户可以将自留山以土地使用权的形式进行流转获得收益，而村集体林地所有权的权益没有任何体现。也就是说，林地的所有者没有获得所有者收益，而林地的使用者反而获得了所有者收益。自留山的林地所有权已变相地成为农户个人所有。承包集体山的虽需缴纳一定的承包费，可以算作是土地使用费，是土地收益，但由于数额太低，林地所有权的权益也显得无足轻重。

3.林权流转复杂，权属处理难度大。由于国家林地、林木流转制度的建设，林地、林木的各种权能可以多种形式进行流转，流转的方式和途径越来越复杂，加之林木的生长周期长，一般在25年左右，又进一步加大了流转的复杂性。目前，林权证书在初始颁发时就已经遇到发放对象难确定的问题，如锦屏县绍洞村同心林场，林场共由80余农户将林地入股，而参与经营的仅24户，未参与经营的享有林场林木伐卖后的20%收益。在这种情况下，林权证如何体现全体股东各自的权益，如何使每一个权利人都拥有体现权益的林权证就成为难题。如果林权多次流转后，权利人的权益构成就更加复杂，林权的处理难度更大。

4.林木所有权受侵害，政策配套亟待解决。在林木所有权方面，我国一直推行“谁造谁有、合造共有”政策，林木权属林木的使用者。但随着天保工程的实施和公益林区划的界定，相当一部分由村集体、农户个体或与其他投资者合作投资、投劳营造的杉木商品用材林被区划为公益林，实行严格的禁伐和限伐，农户拥有的林木所有权受到了侵害。它也明显地与“谁造谁有、合造共有”政策相冲突，亟待出台相关配套政策解决。

5.处置权难落实，营林积极性受压抑。处置权和收益权是林权中两项重要的内容，直接关系到农户经济效益的最终实现。但由于：（1）现行林业政策和法规确定的采伐限额、采伐指标和采伐许可证审批制度、林业部门独家经营木材的经济模式，使得林木的处置权掌握在代表政府的林业部门手中，林农的处置权受到极大限制且很被动；（2）天保工程和公益林实行的禁伐、限伐政策，农户和有关集体林场的处置权和收益权已无法落实。对农户来说，处置权不落实，收益权也就难以实现，营林的积极性因经济效益无法预期实现而受压抑。

三、深化林权制度改革的途径

林权制度改革是推进现代林业发展的强大动力，是林业生产长期实现生态、经济、社会三重效益共赢的重要举措，针对改革中遇到的问题，结合清水江林契积累的历史经验，及时调整和修正改革方略，将进一步促进林权制度改革的深化。

（一） 以落实经营权为突破口，建立完善而稳定的林业政策体系

林业生产周期长的规律决定了林业政策的长期稳定性要求，林业经营涉及利益群体较广决定了林业政策的配套性要求，林业政策的频繁变化和相互冲突定然引起林地和林木所有权、使用权的变化，从而引发农户对国家林业政策和林地、林木权属稳定性的担心和不信任，甚至引发森林乱砍滥伐、抛荒等系列不良反映。清水江中下游自明清以来数百年林业的繁荣，应该说与长期实行“无为而治”的政策，给农户以稳定的生产环境紧密相连。要促进林权制度改革的深化，就应该建立完善而稳定的林业政策体系。一是将凡是没有明确经营主体的山场和森林都落实到家庭和单位，经营权的方式可以采用承包、租赁、招标、拍卖、合资、入股等多种方式。在经营模式上，本着“林权分散、经营集中”的原则，一方面把林权分散到家庭、企业和社会各个方面，调动社会各方面关心和经营林业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在经营上坚持“分股不分山，分利不分林”，走规模林业发展道路，提高林业经营水平和效率。二是增强政策制定的前瞻性、预见性和可行性，使出台的政策能够在比较长的时期内行之有效，切忌出现政策时效短、政策执行周期短于林木生产周期的情况。三是完善相应的配套政策，避免政策执行中产生波动。林业生产涉及的利益群体比较广泛，为保持政策平稳执行或过渡，在主体政策出台时，应及时出台相应的配套政策，避免出现因长时期地政策执行难或无所适从而导致林业生产波动的情况。四是林业政策的制定要兼顾各方利益，特别是农村和农民的利益。生态效益、国家利益、林业部门利益要考虑，社会效益、农村集体利益、农户的经济利益也要考虑，合理、公平地兼顾了各方利益，政策才有长期的生命力。

（二） 以落实收益权为突破口，建立集体林地所有权权益保障机制

从经济学资源配置理论看，生产资料的无偿使用将不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不利于发挥资源的使用效率，甚至会导致资源浪费；从清水江林契反映的数百年的实践看，林地从没有被无偿使用过；从林区村集体公益事业的发展看，村集体需要有收益，所以，建立集体林地所有权权益保障机制是适合林业发展客观规律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中有关山林权属的规定：“已经划定的自留山，由农户长期无偿使用，不得强行收回。”只对自留山的林地使用权作了长期无偿使用的规定，而对股份合作制林场、联户林场、农户承包的责任山等林地使用权人是否收取没有规定，也就是说对他们可以进行使用费的收取，以保障集体林地所有权的权益落实。根据农村经济形势的发展，即使是农户的自留山，在农民收入增加，城镇化步伐加快，农村人口逐步向城镇集聚的情况下，如果条件成熟，在与时俱进观念的指导下，也可适当出台相应的收费政策。

（三） 以林权规范管理为突破口，建立健全完善的产权交易平台

清水江林契之所以能够保存数百年，其根本原因就是缺乏有效的产权登记制度，产权人不得不保存契约以作凭证，以免后顾之忧。现代林权流转的方式、规模、范围越来越广泛，为保证产权流转的公开公平、保证农户的利益，为使农户明晰自身的产权状况，建立健全完善的产权交易平台已势在必行。一是要建立健全林业生产要素市场化流转过程中的产权登记管理办法，按照统一、规范、科学、公开的要求，认真做好林权登记、变更、权证发放、流转交易、评估监管、抵押登记等工作，使权益各方对林权情况有清晰的了解，并及时拥有变更后的权属证书。二是建立和完善产权评估师和评估制度，扎实做好林业生产要素市场化流转过程中的资产评估工作，从制度上保障流转的公平公正，维护包括普通农户在内的各方利益。条件成熟的县域，可以逐步组建规范的林业资产评估机构，提高评估效率，减少评估成本。三是建立林业生产要素市场化流转的交易服务机构，配备必要的工作人员，切实承担产权登记、流转受理、信息、组织流转等服务管理工作。在有条件的林业重点乡镇可根据需要设立林权交易管理分中心。

（四） 以改进采伐限额管理制度为突破口，落实林木的处置权

“谁造谁有”是历史上清水江流域的传统，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林业上被广泛认同的一项基本政策，其中的“有”，只有处置权实实在在得到落实的情况下，才能实现真正的“有”。可以说，林业经营能否搞活，林权改革能否向更广泛领域和深度发展，处置权的落实是关键。清水江林契中所展示的处置权无不都是完全归属于所有权人和使用权人。处置权落实了，收益权才能落实，生产经营的经济学才能调动起来。首先，改革现行的采伐限额管理制度，取消商品林年度采伐计划管理，实行5年限额总控制，生产者年度生产计划的安排由林业主管部门按照市场规律和自然规律予以指导，力争最大限度上满足权利人的林木采伐权，充分发挥商品林的林产品供给功能。同时，在坚持限额的前提下，不再区分商品林采伐和农村自用材，都可进入流通；其次，对天然商品林和人工商品林仍需分别对待。天然商品林应依据所处区位、树种组成、郁闭度等因素确定生产计划，重要区位的天然商品林以封育为主，严格控制采伐量、采伐方式和采伐年龄；人工商品林要适度放宽抚育采伐强度、间隔期限、主伐年龄、皆伐面积等限制条件；第三，四旁树和享受退耕还林补助以外的非林业用地营造的林木的采伐，不纳入采伐限额管理；第四，在森林分类区划重新调整时，确定公益林和商品林区的适当比例，考虑将人工林尽可能划入商品林区或限伐区。对于划分为公益林，实行禁伐、限伐的人工林，在经济上，应该进行足额补偿；第五，在保证生态功能的前提下，允许合理开发公益林林地资源，公益林经批准后可进行抚育和更新性质的采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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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贵州省编辑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书》修订编辑委员会.侗族社会历史调查 [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18.

Property Rights Forms of Forestry Contracts and Forestry Property Rights Reforms in the Qingshuijiang River Basin

ZENG Meng-yu

（School of EconomicS Management，Kaili University，Kaili，Guizhou，556011，China）

Abstract： The property rights forms of forestry contracts in the Qingshuijiang River Basin are the result of forestry development for hundreds of years in the area as well as the experience of regularity in forestry production and management. It is constructive to the current reform of forestry property rights in terms of forestry policy， safeguard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forest owners， forest right transaction management， forest and timber disposition rights and many other aspects.

Key words： Forestry； Contract； Property rights； Refo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