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中国宏观经济理论体制

一、凯恩斯经济政策主张简述

凯恩斯理论是随着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大萧条、“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没落应运而生的，其主张和政策思想立足于对社会经济总量的分析，着眼于国家宏观经济的发展，因此凯恩斯本人被誉为“宏观经济学之父”。凯恩斯经济学包括两大部分，一是以有效需求原理为核心的理论，二是以国家干预为核心的政策主张。其中，政策主张居于主导地位，理论是为政策主张服务的。本文以凯恩斯经济政策主张为分析要点。凯恩斯经济政策主张的核心内容是推行国家干预。他否认了此前占统治地位的自由放任主义（斯密），强调国家干预的必要性。他认为，国家干预的目的是克服由于有效需求不足所造成的非充分就业的国民经济均衡，政府干预应当以需求管理为主，扩大政府开支，增加政府需求，以弥补有效需求不足，使总供给和总需求能在充分就业水平上实现均衡。［1］316凯恩斯认为，政府支出是社会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私人消费需求不足和投资不足的情况下，政府扩大开支，有助于实现充分就业，推动经济增长，对此，凯恩斯提出两条具体的财政政策：一是减税，二是增加政府财政支出。此外，凯恩斯还提出国家运用货币金融政策干预经济、克服危机和失业的措施，即在实践中通过中央银行对贴现率、法定存款准备金和公开市场业务进行调节。凯恩斯及其后继者的对政府干预政策的设计，都是围绕这个思路展开的。

二、凯恩斯经济政策主张在中国

1．“巴山轮会议”———中国引入凯恩斯经济政策主张的开始据有关资料显示，1984年第四季度中国出现了银行信贷失控，投资猛增，消费基金增长过快，物价上涨幅度达10％［2］的经济过热现象。1985年9月，经国务院批准，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世界银行共同在交通部所属的一条从重庆到武汉的“巴山号”长江游轮上召开了“宏观经济管理国际研讨会”，又称“巴山轮会议”。当时与会专家讨论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巨大变化、改革的目标模式、方法和步骤、价格问题、经济过热等7项议题。针对当时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耶鲁大学教授托宾，这位美国凯恩斯主义－新古典综合派的核心人物尖锐地说出了中国面临发生严重通货膨胀的危险。他主张中国当时采取“三紧政策”，即紧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收入政策，而不是西方国家在面临较温和的通货膨胀时通常使用的“松紧搭配政策”来避免危机。在这次会议中，凯恩斯主义的宏观调控理念被引入，开始了宏观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1985年“巴山轮会议”后，凯恩斯主义的宏观调控理念便左右着中央政府宏观经济决策基调。经过20多年实践与认知，凯恩斯关于“通过政府开支人为刺激消费者支出”来促进经济增长的原理已经深深镌刻在中国各级政府官员的心里，并且逐步成为许多地方政府大搞“政绩工程”的理论基础，也成了宏观经济决策者在经济下滑时迅速挽救经济的“灵丹妙药”［2］。

2．初显成效———顺利度过亚洲金融危机虽然凯恩斯主义虽然从本质上是为垄断资产阶级服务的，但20世纪70年代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出现滞涨，凯恩斯的理论主张和政策思想受到了货币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新制度学派的挑战。然而，在太平洋西岸的中国，上世纪90年代初我们刚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在西方经历挑战的凯恩斯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对中国来说还是新鲜事物。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转变到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我国出现了需求不足、通过紧缩的迹象，于是，中央政府即使进行了宏观调控：一方面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采取了降低银行存贷款利率等手段；另一方面，开始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增发了1000亿元的长期国债，同时加强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的投资［3］。结果证明，亚洲金融危机时期我国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使我国避免了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需要明确的是，虽然我国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所取得的成功并不完全是实施积极财政货币政策的功劳，但强有力的宏观调控依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暂且视凯恩斯经济政策主张在中国首战大捷。

3．面临更严峻的考验———全球金融危机2008年发端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国际金融危机虽不及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但其波及面之广、破坏力之大、影响程度之深远远超过了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信奉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这次危机中损失惨重，一些国家不得已又将抛弃多年的凯恩斯政府干预政策捡来以解燃眉之急，纷纷采取扩张的宏观政策，财政政策方面也加大刺激力度，货币政策保持低利率不变。为了应对这次“灾难”，我国也采取了前所未有措施：危机一开始政府就实施了总规模约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同时配合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下面将通过我国近五年来宏观调控的几项经济数据，分析凯恩斯经济政策主张在我国的应用。

三、近五年来（2008—2012）我国宏观调控对凯恩斯经济政策的借鉴与应用

1．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定调

（1）金融危机前后财政政策的变化从表1可以看2008年前，我国一直保持着稳健的财政政策，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我国当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则将“保增长”定位为1909年的主要经济目标，国家宏观调控也迅速将财政政策由“稳健”转为“积极”，还在两年内用4万亿元政府投资刺激内需，稳定市场，拉动国内经济的增长。这是自1998年我国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再次启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当世界各国都在面临经济衰退、企业倒闭的残酷现实时，我国的经济非但没有停滞，反而还保持着增长态势。后金融危机时期，我国依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但是“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并不意味着将今年以来的政策内容‘全盘复制’到明年”［5］。政策框架虽未发生变化，但每年财政货币政策的组合都在实施力度、节奏和侧重点上有所调整，例如2010年的重点在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等方面，2011年的财政政策将在继续发行赤字、扩张政府支出的同时，辅之以结构性减税措施，推动经济增长由政策刺激向自主增长转变。正如高培勇所说，“鉴于国内外经济形势已发生实质性变化，2012年的操作肯定不同于2011年。其中最大的一个改变是，结构性减税将在一定程度上取代增加政府支出。”

（2）金融危机前后货币政策的变化我国从1998年开始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2007年下半年由于物价上涨过快、投资信贷高增长等现象，货币政策由“稳健”转为“从紧”。然而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肆虐和国内经济急剧下滑的大背景下，我国政府审时度势，十多年来头首次将货币政策调整为“适度宽松”，意在增加货币供给，防止经济增速大幅下滑，从而保证稳定价格总水平的同时，促进经济平稳发展。2009年为了抵御经济大危机对我国的不利影响，政府决定继续实施积极地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应对金融危机的前期，双松①（即扩张性）政策的实行，为我国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率先实现总体回升立下了汗马功劳。201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货币政策从两年来的“适度宽松”再次转向“稳健”，原因是国内出现了流动性过剩的问题，通货膨胀水平居高不下，巴曙松认为，货币政策转向稳健，意在让经济运行的货币环境回归常态，保持经济的平稳健康运行。［6］凯恩斯主义政策主张政府干预的目的在于应对金融危机，他认为通过积极地财政政策以及货币政策能激发市场的有效需求，从而使经济走出危机的泥潭。从这点来看，我国在面对这场金融海啸时采用的凯恩斯宏观调控是有效的。一方面政府通过积极地财政政策加大民生的投资力度，解决了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稳健的货币政策也使得许多中小企业在困难时期得到贷款，促使民营企业的发展。

2．存款准备金率与利率

（1）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根据凯恩斯的经济政策理论，作为三大货币政策手段之一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是国家调整货币政策的重要手段。金融危机至今我国中央银行对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变动多达23次，这充分说明了作为货币政策工具之一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对经济走向的调整作用。金融危机初期，全球经济衰退的局势导致我国的货币政策调整为“适度宽松”，2008年后半年政府连续3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同时降低利息率，增加市场的货币需求意在刺激投资和消费需求，从而拉动国内经济的增长。2010年，在政府强有力的宏观调控下，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有所改观，因此货币政策由“适度宽松”走向“稳健”，自2010年起，存准率连续12次上调，直到去年11月30日后存款准备金率才得以三年来首次下调，这种由升转降的转变，说明了当前通货膨胀的趋势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宏观经济出现了放缓的迹象。由此可见，凯恩斯关于存款准备金率的理论在我国的宏观调控中也得到了实证。

（2）利息率图1中显示了2008年以来我国利率变动的趋势：由降到升。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利率也已成为调节经济发展的重要货币政策工具之一。凯恩斯认为，货币当局完全可以通过增减货币供应量来干预和影响市场利率，从而影响宏观经济运行，并且认为这种干预和影响是完全有必要的。降低利率可以有效地提高需求，刺激经济；而提高利率可以有效的抑制需求，抑制经济。正如表3，经济危机前期，利率连续降低4次，为的是鼓励人们消费，刺激经济的发展，到了后金融危机时代，随着我国经济过热，物价上升等通货膨胀现象的产生，利率又连续5次以2．5％的上升频率进行调整，以抑制发展过热的经济。可以看出，利率的变动趋势与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情况基本趋于一致。

3．财政支出由表4可以看出，金融危机后的几年中，我国的财政支出每年以高于17％的速度增长，根据凯恩斯的宏观经济政策理论，政府支出是社会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金融危机的挑战，政府扩大开支的直接作用是提高国内有效需求，有助于实现充分就业，从而推动经济的增长。金融危机刚伊始，我国财政支出以政府购买和扩大公共工程投资为主，如我国交通基础设施（高铁）的投资建设，较往年相比，2011年财政支出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政府加大了对“三农”、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保障性安居工程、文化等的支持力度，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

另外，从表4中也可以看到，2008年至2011年我国财政收入均不及财政支出，即金融危机后几年我国一直处于财政赤字的经济状态，由于前文提到了结构性减税问题，再加上不断扩大的政府支出，这种财政赤字的结果必然是国内通货膨胀现象的产生。凯恩斯在其经济理论中也提到了这点。但是从其版通货膨胀理论出发，在达到充分就业临界点之前，物价的上上对推动就业增加是有利的，此外，他还提出了应对赤字的另一个方法，即发行公债，针对这一点，我国政府也予以采用，由此可见，凯恩斯的宏观财政政策在我国得到了充分的运用和实践。

四、后金融危机时代，对凯恩斯经济政策主张的思考

经过这次金融风暴的历练，我们有理由肯定凯恩斯的经济政策主张对我国的宏观调控起到的积极作用，然而，我们需要清醒的认识到，当人们对凯恩斯主义理念推崇备至的时候，往往会忽视其局限性的存在。中国用“双松”宏观政策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以4万亿政府投资和近10万亿的信贷供给，将我国经济拉回到正常轨道，但这样做的后果同时也造成了经济体内部货币超额发行、流动性泛滥、通货膨胀加重以及银行信贷业的潜在风险，这些都作为宏观调控的“双刃剑”的另外一面，困扰了我国的宏观经济决策。2012年以来，随着欧洲债务危机的蔓延和美国经济再次陷入高失业高负债的困境，世界经济复苏的大局波动不定且复杂多变，在我国的可喜成绩背后依然存在着这样的担忧：我国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矛盾和问题仍很突出，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和物价上涨压力并存，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节能减排形势严峻，经济金融等领域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潜在风险［4］。

当前一些激进经济学家发表了要“埋藏凯恩斯主义”的观点，类似的争议也有许多，因为一轮接一轮的宏观调控总会带来许多副作用，但我认为这是对凯恩斯主义的一种误解，但我们必须承认现阶段除了凯恩斯的宏观经济政策主张，还没有更好地经济理论可以指导我国走出像这次全球金融危机旋涡式的经济困境，它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特别是宏观经济调控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然而，客观现实是凯恩斯的这套经济政策主张毕竟不是为我国经济现状量身定做，它绝非“灵丹妙药”，总有一天它的药效会失去作用，因此在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我们可以能先拿来借鉴，毕竟它是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起死回生的一剂丸药。另有学者建议，可以针对中国经济运行特点，将凯恩斯的主张同非凯恩斯主义理论甚至是反凯恩斯主义学派的政策观点相结合（如供给学派），“对冲”凯恩斯理论的不足。［7］但完全否认或者摒弃凯的理论，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总之，在借鉴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主张的同时，必须从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从市场、供给、需求等多方面考虑，并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缩小收入分配领域的差距，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加强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以及抵御国际金融危机的能力，从而制定切实可行的宏观调控理论指导体系，保证经济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