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南京学生清毒运动原因探析

［摘 要］ 1937年底，在日军占领南京与历时40余日烧杀淫掠的几乎同时，日本当局也把罪恶的带到了南京，南京几成烟土世界。身处铁蹄下的南京各高校师生及广大人民群众，不甘心当亡国奴，采取各种办法与敌伪统治者作斗争，终于在1943―1944年爆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清毒运动”。事出有因，这场运动除了日本实施毒化政策外，还有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日伪及汪伪内部的矛盾和当时国际形势等因素所决定的。这场运动沉重打击了日本在中国的毒化活动，振奋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精神。

［关键词］ 青年救国社 清毒运动 驱樊运动

1943年12月17日晚，100多名中央大学学生与100多名中学生前往南京商业中心区的朱雀路、夫子庙一带，冲砸了多家鸦片烟馆，收缴了、烟具，声势所及，吸引了大量民众围观，学生们乘机向民众发表演说，宣传“宏济善堂”贩卖毒害中国人民的罪恶，矛头直指日本当局［1］。第二天，在多方面爱国反日力量的支持配合下，一场更大规模的反烟毒运动开始了。各学校学生在国民大会堂门口整队出发，沿途不断有群众自动加入到队伍中来，清毒斗争人数增加到3000多人。［2］“清毒”这一深得民心的运动很快波及无锡、苏州、上海、北京等地区，这些地区也掀起了“清毒运动”。这场清毒运动历时4个多月，其声势之大，影响之广，在当时的南京，甚至在整个沦陷区都是空前的。这场清毒运动的爆发，并不是偶然的事件，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

一、南京的泛滥

在日军占领南京与历时40余日烧杀淫掠的同时，日本当局也把罪恶的带到了南京。当日伪当局在南京建立了较稳定的殖民统治秩序以后，日本当局就开始有预谋、有计划地诱导中国各界人士吸食，同时，组织严密的贩毒网络机构，向南京大规模倾销鸦片、海洛因等各种。从1938年初开始，迅速而可怕地在南京地区蔓延开来，正如金陵大学教授贝德士所描述的那样：1938年的变化带来了“邪恶的革命”！现今市政当局或受庇护的人们肆无忌惮地贩卖鸦片。数以万计的民众上瘾，包括儿童和许多男女青年，数千人从事这种行当。在统治当局压力下，出现了沉溺吸毒的新的一代人。某些官员公开吸毒，声名狼藉。财政收入来源于人们身体与心灵的毁坏。［3］

1938年11月，陷落不到一年的南京已经出现了官设烟馆175家，鸦片店30家。可谓毒势凶猛。此后，这种状况又进一步发展。1940年8月，登记在册的烟馆更增至210家。其分布情况如下表所示：

根据上表可知，1940年的南京烟馆遍布，不仅有专供吸毒的烟馆，许多旅馆也发展成了吸毒中心，可以说毒网已经覆盖了整个南京市。据说在南京的贩毒者有所谓“四大王”，其下有为数约2400人的喽腿子，吸食者数万人之众。据《新晚报》以《南京几成烟土世界》为标题的报道中写到：高氏（指高尔德）继引贝资（指贝德士）之言曰，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的南京华人，已成鸦片之吸食者。［5］ 按当时人口约40多万计，即有10多万南京人成为吸食者。真是触目惊心！一位有良心的日本官吏透露，甚至在牢狱中的男孩、女孩也吸毒，而伪政府中的高、低级官吏，包括警察，也多有吸毒者。一位老教师因此感叹说：“一年后南京将无一好人”［6］。另据警察方面的报道，每天待死的嗜毒者达二三十人，其尸体亟须垃圾工人予以掩埋。［7］

日本当局在南京疯狂实施毒化政策，其主要目的有以下两个：一方面，日本当局通过对南京等中国占领区的毒化政策，获取了巨额利润，掠夺了中国人民的巨额财富，以供其侵略战争机器运转日益增加的需要，以达到其“以毒养战”的目的。另一方面，日本当局通过毒化政策，既造成了南京人民的日益贫困，又严重地摧残了南京人民的身体，败坏了南京的市民道德与社会风气，造成犯罪率不断攀升与市民的大量非正常死亡，实现了其“毒化中国人民，使之日趋衰弱退化”的目的。

二、学生组织的创建

身处铁蹄下的南京各高校师生及广大人民群众，不甘心当亡国奴，采取各种办法与敌伪统治者作斗争。广大师生们的反日爱国活动，起初都带有自发性质，活动较为分散，也缺乏号召力。1941年4月，中共中央城市工作委员会颁发了《关于敌后大城市群众工作的指示》［8］，遵照中央城委的指示，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开始进入南京各个学校，与各爱国社团联系，利用公开合法组织，隐蔽开展抗日进步活动。

1942年秋，伪南京市长周学昌授意他的亲信――伪市政府地政局局长张仿良在中央大学组织“学生互助会”，借以培植个人势力［9］。这是当时南京第一个公开合法的青年学生组织。然后，利用这个青年组织，从思想上与组织上控制广大青少年学生，实施奴化教育。针对上述情况，中共地下组织根据中共中央城市工委《关于敌后大城市群众工作的指示》，首先派方、何广鑫等共产党员，通过各种途径，先后打入“学生互助会”，取得合法身份，并努力成为这些伪青年组织的领导骨干，掌握一定的权力。然后打着这些伪青年组织的旗号，组织发动学生，巧妙地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宣传与组织活动。1943年冬，何广鑫利用伪宣传部长林伯生想筹组一个学生团体，培植私人势力的想法，成立了伪青年学生组织――“干字运动实践会”［10］，林伯生亲任该会会长，何广鑫任学术组组长，掌握了该会的实际权力。中共各系统的党组织陆续指派学生党员参加“干运会”的工作，为共产党联系群众、教育群众创造了条件。这样，南京的一些伪青年学生组织在实际上都为中共地下党员与青年积极分子所掌握。中共地下党员在活动中发现、物色与培养积极分子，秘密组织各种青年抗日爱国组织，如在1941年10月成立“青年救国社”（简称“青救社”），作为中共的组织。中央大学学生方、厉恩虞、王嘉谟等人成为各种青年抗日爱国组织的领导骨干与学生领袖。在中共地下组织与青年抗日爱国组织的领导下，利用“学生互助会”和“干字运动实践会”的合法身份，利用当时有利的国际形势，广泛联络、团结全市青年学生，为后来的“驱樊”和“清毒运动”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和组织基础。

三、国际形势的变化

从1943年开始，在世界大战的格斗场上，胜利的天平已经倾向反法西斯阵营一方。1943年2月，苏联红军取得了斯大林格勒大会战的胜利。夏季，又赢得了库尔斯克战役的胜利。在北非战场上，1943年9月，英、美盟军在取得了北非战役的胜利后，打响了进攻意大利的战斗，以后，美军连续赢得珊瑚海、中途岛等一连串海战胜利。与此同时，中国和美国军队在缅北战役中也取得胜利。整个太平洋战局的主动权已经掌握在反法西斯阵营一边。在战场上遭受重创以后，日本侵略者面对日益强大的反法西斯阵营，面对中国人民反抗侵略情绪的空前高涨，不能不稍稍收敛其先前的蛮横态度，多少考虑一下汪伪政权的意愿；不能不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平息一下“毒化”政策在中国人民心目中所激起的强烈不满与愤怒。1943年1月9日，日本先于美、英两天与汪伪政府签订了“退还租界、撤废治外法权”的协定；同年6月5日，在日本的强力主导下，法国维希政府也将天津、汉口、广州三处法租界交还给中国，稍后的7月31日将上海法租界也一并交还；此前约一个月的6月30日，日本也与汪政府签订协定答允8月1日交还原上海公共租界给中国。［11］ 这“固然都是日本在战局恶化的总形势下对汪伪政府示好的一种表示，但对长期抑郁下沦陷区内中国人民的民心士气则颇具有激励作用”，也使汪伪政府内部部分人士对于发动一项群众性要求禁烟的运动，渐渐有了信心。

四、各种矛盾的激化

鸦片买卖在华中是个暴利行业，为了垄断或分取鸦片利益，日伪之间、各派系之间勾心斗角。日本在贩售鸦片上赚取的巨额利润，都通过其特设的毒化机构绝大部分汇往东京，不准汪伪染指，汪伪政府虽很不满，奴才又惹不起主子。尽管贩销的巨额利润大部分为日本攫取，但经手此项买卖的政权机构还是分到了一杯羹，从而又引发了烟馆税收上汪伪内部的争夺。汪伪政权内有两大主要集团，一是以陈璧君(妻)、林柏生为首的“公馆派”；一是以周佛海、梅思平为首的“CC派”(周、梅都曾是蒋记CC派的骨干)。［12］ 伪政府批准开设烟馆的税收，归周佛海兼任部长的财政部管理，其中，相当数额落入“CC派”集团腰包之中。“公馆派”在利润和烟馆税收上，均无利可得，自然恨上加恨。“公馆派”曾要求“CC派”和“宏济善堂”让出部分利润(每月四千万元左右)，但又被周佛海以国税收入不能动用为由拒绝。为此,，两大集团交恶，矛盾日益加剧。林柏生气愤不过，就想利用他兼任的汪伪政府“新国民运动促进会”秘书长和“中国青年团”总监的名义，以倡导戒烟为名，利用青年学生打砸几个烟馆，造点舆论，打击一下“CC派”，出出心中恶气。这就为后来的清毒运动创造了有利客观条件。进步力量巧妙利用了这些矛盾，以禁绝烟赌舞为旗帜，广泛动员了学生和其他民众，有组织、有计划地发动这场“清毒运动”。

五、清毒运动的前奏――驱樊运动

“驱樊”――驱逐当时中央大学校长樊仲云。这是以樊仲云为首的校方卖力推行奴化教育弊端丛生，引起师生不满而爆发的一场学生运动。1943年春天，校长樊仲云暗中勾结私商，贪污学生的伙食费，把伙食办得一团槽，从而引起公愤。“青年救国社”因势利导，决定发动全校同学罢课请愿，要求撤换校长樊仲云，这一行动得到部分教师和广大学生的积极支持。共产党员方向上级汇报，上级也同意。5月31日凌晨，近千名学生在食堂集合，整队到住所请愿，高呼“我们不要贪污分子当校长！”等口号，要求接见。深夜被吵醒，异常震惊，不得已，只好接见学生代表，听取意见，答应派员处理。学生代表当天下午宣布罢课三天，并成立了由11名学生组成的临时校务委员会代行校长职务。［13］ 第二天，派伪教育部部长李圣五、宣传部部长林伯生到校与学生代表谈判。几天以后，伪政府宣布撤消樊仲云的校长职务，另派校长，伙食也得到改善。同学们异常兴奋，正义的行动取得了初步的胜利。这次斗争是由“青年救国社”领导的，各系统的中共地下党员都积极参加，很多群众怀着强烈的爱国热情，自发地投入斗争，表现很英勇。这场斗争证明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下，只要群众拥护，也可进行合法斗争。党员和群众在这次斗争中得到了锻炼，为以后发动更大规模的清毒运动提供了经验。

一场迅速掀起的青年学生运动，社会起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青年学生涌向街头抗议日本的“毒化”运动是符合民意的，正是由于中国人民对于日本毒化政策的痛恨，才会发动抗议示威运动。席卷华中地区各大城市的抗议“毒化”运动，给日本的毒化政策以沉重的打击：不仅捣毁了大量的土膏行与售吸所，破坏了日本在华中地区的贩毒网络，销毁了大量的毒具，而且揭露了日本当局在中国推行的毒化政策的罪恶及其虚伪的面目，唤醒与振奋了日占区中国人民的民气与爱国精神。

参考文献：

［1］ ［3］王德滋.南京大学百年史［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251.250．

［2］［10］经盛鸿.南京沦陷八年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1152.148．

［3］ 章开沅.天理难容［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44．

［4］ 许金生.侵华日军对南京的鸦片毒害［J］.抗日战争研究，2004，（1）：145．

［5］ 西蒙.南京几成烟土世界［N］.新晚报（上海），1940－1－19 (5)．

［6］ ［日］ 江口圭一.抗日战争时期的鸦片侵略［A］.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编辑部.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19）［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82．

［7］李恩涵.战时日本贩毒与“三光作战”研究［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133．

［8］［9］中共南京市委党史办公室编.南京人民革命史［M］.南京：南京出版社，1991，212.213．

［11］陶菊隐.孤岛见闻―─抗战时期的上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179.

［12］严纪清.日伪统治下南京学生的反运动［J］.炎黄春秋，2000（12）.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