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社会学方法对司法公正的制衡与互进

【摘要】司法独立的目的是为了防止立法、行政权过大，对司法权进行干扰。社会学方法是民众对司法权本身的监督。前者指权力之间的制衡问题，后者则说的是民众对司法权力的监督和互进问题。文章结合社会学方法对司法公正的影响与制衡进行剖析，辨明二者之间的互进关系。

【关键词】司法实践 社会学方法 制衡 公正

以读者中心主义解读社会学方法

对共识论与符合论的认识。德国伟大的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曾说：“世上唯有两样东西最使我敬畏，那就是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康德所言的头上的星空是讲宇宙论问题，是自然问题，是纯粹理性问题；心中的道德律是人类学问题，是社会问题，是实践理性问题；头上的星空是外在的必然（自然规律），心中的道德律是内在的良知。他把世界划分成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并确立了不同的评价标准。在自然世界中，以真假判断作为标准，是逻辑的科学世界，真理的标准是“符合论”；而在人类社会中，以善恶判断作为标准，是经验的国度，真理的标准是“共识论”。符合论是比较好理解的，简单地讲，符合论的主要观点是通过和客观存在进行比对，如果符合，就是真的，如果不符合，就是假的。

社会学方法―基于“共识”的法学方法。在人文社会领域，是“共识论”的天下。共识论认为，事实上不存在客观的真理，所谓的真理其实是人们达成的共识，判断命题真假的方法不是和客观存在进行比对，而是看是否能和其他主体达成共识。

法律是人文社会世界中创造出来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就是假定所有民众都承认社会契约。英国法学家哈特在《法律的概念》中说，法律是“承认规则”①，即大家认可、承认的一个游戏规则。司法就是这个游戏的过程，司法的正确与否，往往并不是要求法官去努力迎合某个客观的标准，而是要去看看自己判的案子能不能和大众达成共识，能不能得到大众的认可，也就是说，群众满意还是不满意是我们追求的目标。这种以达成“共识”为目的，把社会效应、社会效果作为司法目标的法学方法就是社会学方法。如果以法律解释学的观点来看，法官是法律这个文本的读者之一，其实，对于法律或法律事件，读者还包括很多，比如：当事人、民众、其他组织、政党等等，社会学方法把达成“共识”作为司法的目的，其也就是追求和其他读者保持一致性，要追问这样的判决大众是否满意，故社会学方法的解释学立场是读者中心主义。

“共识”的胜利：同一案件却相差甚远的两个判决―以“许霆案”为例

2006年4月21日晚上，年轻人许霆在广州天河区某银行的ATM自动取款机上取了1000块钱后，却发现银行卡上只被扣款1元，惊喜之余连续取款5.4万元。当晚，许霆回到住处后告知同伴郭安山此事，并共同再次前往取款。经查实，许霆先后取款171笔，合计17.5万元；郭安山取款1.8万元，之后二人各自潜逃。事后，胆小的郭安山投案自首，法院认定其构成盗窃罪，但考虑到有自首情节并主动退赃，故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1000元。2007年12月，外逃后被抓获的许霆被一审法院认定犯盗窃罪，判处无期徒刑。

许霆案一审判决出来以后，令全国上下一片哗然。一轮又一轮的口诛笔伐、一波又一波的唇枪舌战见诸报端，基本是围绕“插卡取款的行为构不构成盗窃罪和ATM机是不是金融机构”这两个问题展开。虽然讨论的人数和话题都很多，但最终还是大体形成了一个比较主流的意见，基本认同许霆是犯了盗窃罪，但是刑判得太重了。

在一审被判无期后，许霆表示要上诉，案子到二审法院时，鉴于当时全国上下的讨论是热火朝天，二审法院反复权衡后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发回重审。2008年2月22日，案件在一审法院重审。在如此庞大的舆论重压之下，同年3月31日，案件重审宣判，许霆被以盗窃罪判处5年徒刑，追缴赃款173826元，并处罚金2万元。

一样的法律、一样的法院，从无期到五年如此悬殊的改判让人震惊。其实不难看出，能有这样的结果，有人说最后的判决是民意的胜利，是把法律作为“共识”、“承认规则”来看待获得的胜利，因此也是司法的胜利。当然，后来一审法院的改判中有一个技术性的处理，它是通过在最低刑以下量刑的制度来改判的，也就是说，这变相地宣告其一审判决并未错误。

社会学方法对司法公正的影响与制衡

民意介入司法的合法性。近年来，关于民意如何介入司法的讨论是如火如荼。最高人民法院王胜俊院长在珠海讲话中曾谈到，判决死刑案件应充分考量法律规定、社会总体治安状况和社会及人们群众的感觉等三大因素，可以说这是第一次通过讲话确定了民意介入司法的合法性。而这之中，把“社会总体治安状态和社会及人们群众的感觉”作为司法的依据就是在司法过程中运用社会学方法的最好体现。社会学方法注重法律的本质是应用和服务于社会，它把法律视为工具而不是目的，社会效应才是最终的目的。正是因为社会学方法具有这样的特性，所以很多学者认为它和司法独立制度有冲突。因为权力制衡理念要求立法、行政、司法权各司其职、互相制衡，要达到权力制衡的效果就要保持权力运行的独立性，而司法的独立性，就要求法官只能把法律视为唯一的上司，而尽量去排斥其他权力的干扰，要和媒体、民意保持一定的距离，保持理性，不能被感性所左右，以独立性确保司法的纯洁性、权威性和公正性。

但按照现在的司法政策，法官在判决之前，要先去考察本案的社会影响力如何，社会反响怎么样，目前的社会治安状态如何，当事人反应怎么样。但是客观地讲，法官对民情本身，对社会治安状况的判断是不确定的，有许多感受上的差异，这里面很多的东西是没有办法通过统计学的方法精确计量的。最为关键的是，民意本身是最不确定的。从民意向法官传输的渠道上我们来分析这种不确定性，民意介入司法大致有三个路径：当事人、媒体、官方。

在一个具体的案例中，当事人“激动、不满和愤怒的指数”常常会通过来信来访、庭审表现和等诸多方式来体现。大众的个体差异性，脾气、个性及其忍耐力的不同导致不同的人看待同一事件的情绪将会各有不同。而普通民众的法感和法律人的法感在很多的地方很难达成一致，民意本身又是很容易被引导和操控，有人甚至说“‘人民’之类的集体话语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概念虚构。几乎在所有的情况下，我们所面临的其实不是真正的‘人民’或者‘大众’，而只是他们当中声音被不成比例放大的一小部分人；即便大多数人卷入了什么‘集体大讨论’，他们也只是盛大场面的陪衬，他们的想法和声音往往被政治和媒体等权力操纵，很容易成为幕后操控者的玩偶。”②因此，“司法为民”要首先应该弄清楚“谁是民”，是为了那一两个闹得凶的少数、被自己利益一叶障目的当事人呢？还是去维护法律所保护的更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在具体的个案中常常难以取舍。有时候，我们为了迁就某些当事人而牺牲法律的妥协作法非但没有获得其理解，反而可能被他们倒打一钉耙，又以我们没有依法办事作为理由上访上诉。

慎用社会学方法，促进司法公正。民意的涓涓细流要形成真正的洪流常常是通过媒体来完成的，但目前新闻独立一直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现在媒体声音的客观真实性还要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同时，新闻职业化程度低，新闻媒体从业人员的素质良莠不齐也是很大的问题。虽然新闻媒体在传播信息的过程中会导致信息本身的衍生，但是新闻媒体的影响力却是巨大的，因此，法院如何处理好和媒体的关系也是重要问题。

无论是单纯的民意还是媒体的报道，最终要对法院判决形成影响，几乎都是要靠官方来传递信息的。现在的当事人往往是通过大规模、地毯式地多部门的去实现其通过法律本身不能获得的利益，再通过行政领导向法院施压以达到其目的。新闻媒体的报道往往也只有通过某些官员的督促才能达到影响司法的效果。

本来是把民意引入司法，如不小心，就可能把司法大众化搞成了司法行政化、地方化。这个问题才是前面所说的司法独立的真正敌人。而把社会效果，人民感受作为判案依据的社会学方法，其实质并不要走向司法的行政化，而是强调对司法权的监督，让司法和民众达成大家满意的“共识”。司法独立的目的是为了防止立法、行政权过大，对司法权进行干扰，而社会学方法是民众对司法权本身的监督。前者说的是权力之间的制衡问题，后者说的是民众对司法权力的监督和互进问题，并不矛盾。因此，我们在使用社会学方法的过程中也要注意方法，不能过分地误用民意而损害了法律本身。

一般地讲，对于法律规定明确，案情简单的案例，只要我们用严格遵循三段论推理的哲学方法就足以解决问题，但是如果法律本身规定不确定的、案情疑难、社会反响大、群众呼声高的案子，就不能仅仅去考察法律规范的本意、简单机械地进行推理了，还必须综合利用历史、传统和社会学等方法尤其是社会学方法去“考察立法者的本意、追求案案之间的平衡、与民众达成共识”。也只有这样，才能让作出能让人民满意的裁判，才能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作者单位分别为：重庆邮电大学法学院，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

注释

①[英]H・L・A・哈特：《法律的概念》，许家馨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94页。

②张千帆：“司法大众化是一个伪命题”，《经济观察报》，2008年7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