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清华简《系年》的编纂特点

提 要：《清华大学藏战国楚竹简》（贰）所载《系年》，主要记录春秋至战国早期晋、楚两国的霸业发展史。从体例看，各章皆具因事成篇的特点，应是一部具有纪事本末体性质的早期史著。从谋篇布局看，其全篇可分作3个部分，第1章总揽全局，归纳兴衰的根本原因，高屋建瓴；第2至5章铺叙重要诸侯国简史，展现霸业发展的基本背景与形势，开局宏大；第6至23章以晋、楚迭为中心，叙述霸业全过程，内容完整。《系年》是战国史学发展的重要成就。

关键词：“清华简”;《系年》;纪事本末;战国历史编纂学

与近年出土各种述史类简文相比，清华藏战国简（贰）之《系年》篇无疑是一部经过系统编纂的战国史著。其述史，因事成篇，纪事本末；其谋篇，统一规划，布局宏大；其叙事，重视时间，前后照应；其所载史迹，记事为主，少量记言。纵观各类传世及出土的先秦史学文献，《系年》应与《左传》、《竹书纪年》、《国语》等史著一样，代表了先秦史学创作的最高成就。以下即浅述其编纂特点，敬请方家指正。

一、纪事本末之体例

《系年》编纂的第一个特点，是其因事成篇，纪事本末的史体。

据整理者，《系年》之命名，是“因其史事多有纪年”，“体例和一些内容近于西晋时汲冢发现的《竹书纪年》”。1可见这一命名不仅有体例的考虑，而且有内容的考虑。但如果纯从史体的角度看，清华简之《系年》，实与西晋出土之《竹书纪年》有根本的差别。《竹书纪年》的文本特征为“编年相次”，2是典型的编年体裁，而清华简《系年》叙事虽重时间因素，其史学史上的意义也很突出，但却绝非编年体的年代著法。

首先，编年体以年代为全书之纲领，为保证先后年代不致错乱，典型的编年体史著一般须做到逐年而编（在上古年代不清的情况下或变通为逐世而编）。但清华简《系年》却完全不具有这种年代（或世代）“相次”而编的文本现象。

其次，编年体重视事件叙述的时间要素，近乎呆板，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编年体史著的叙事容量，故东汉末史家荀悦作《汉纪》时不得不首创以类相从的“类叙法”以补其阙。但《系年》全文23章中，除第13章因简残不能确知外，于叙事之首标出年代者，仅有12次，不标年代者则多达10次，两者几近相等，这就连编年体最基本的时间要素也不能满足了。

第三，编年体为序年的需要，很重视起始之年，即元年。如《竹书纪年》远述五帝，即有“尧元年丙子”之载。3而《系年》中标明元年者，仅有2次，其余10次都是根据叙事需要，就中标明具体年代。这种年代记录，显然达不到编年体序年之用。

第四，编年体史著为了保证年代的统一，必然只能使用某一国的年代体系，如《春秋》、《左传》之用鲁纪年，《竹书纪年》于三代之后用晋纪年，三家分晋后用魏纪年，等等。而《系年》于章首及章内所标年代，则是周、晋、楚三国并用，如此序年，只能导致年代的错乱，绝非编年体史著所有之现象。

第五，编年体史著序年，必须遵守年代的先中还有不少年代出现于各章的章内，如“共伯和立十有四年”、“（宣王）立三十又九年”、“（携惠王）立廿又一年”、“周惠王立十又七年”、“（晋）灵公高立六年”、“（晋）平公立五年”、“晋庄平公立十又二年，楚康王立十又四年”、“（楚）献惠王立，十又一年”、“（晋）悼公立十又一年”、“晋定公立五年”、“晋敬公立十又一年”、“晋幽公立四年”等等。然上述各种年代，都是各章中为叙事需要而独立出现的，相互之间绝无相次编年的意义。

总之，视《系年》与《竹书纪年》为同一种史体――编年体的观点，显然是不成立的。而统观《系年》各章，皆具有因事成篇，纪事本末的特点，以下试简述之。

后顺序。而《系年》中，却出现了并不按照时代顺序排列章序的现象。如第14章标明为晋景公八年，第17、18章为晋平公元年及十二年，第20章又转回晋景公十一年。由于《系年》各简均在简背标明简号，因此，这种年代错序应是简文的本来现象，不应是整理者的误断。显然，这种时间顺序上的错乱，也不是编年体史著所应有的。于此亦可知《系年》虽记有年代，但绝无编年叙事的意图。

以上这些问题，可于下表一目了然：1

除表中所有12章之首标明年代外，《系年》

第1章为开篇，略述西周治乱简史。所涉历史人物有周武王、厉王、共伯和及宣王，虽然事实不一，年代也相距久远，但此章属略述西周王朝治乱之迹，性质统一。其中尤应引起注意的，是启章言周武王设置王朝籍田，“昔周武王监观商王之不恭上帝，上帝祀不寅，乃乍帝籍，以登祀上帝天神，名之曰千亩”（简1，简2），结章则言周宣王不行籍礼，“宣王是始弃帝籍，弗畋。立三十又九年，戎乃大败周师于千亩”（简3，简4）。可谓始末皆具，其以事件为中心述史的特点非常突出。

第2章略述西周灭亡、诸侯蜂起。其中详述了幽王立储所引起的动乱，及周二王并立的乱象；同时还略述了晋、郑、齐、楚等春秋时期重要诸侯国的兴起。

第3章专述秦人简史。从武王克商始，一直到平王东迁为止。

第4章专述卫国屡迁。始于周初卫国初建，主要叙述春秋早期卫人屡受翟人之迫，不断迁徙的过程。其中虽记齐桓公城楚丘以居卫国之事，然属略述。1

第5章讲息妫故事。以息妫故事牵出陈、蔡、楚三国，目的是表现楚国势力的北向扩张。

第6章集中叙述晋献公立储之乱。晋献公废长立幼，引发了晋国的长期内乱。

第7章述晋、楚城濮之战。

第8章述秦、晋之战。

第9章述晋灵公即位之波折。

第10章述灵公即位后晋、秦之间交恶的过程。

第11章述楚穆王、楚庄王连年伐宋。

第12章述楚庄王伐郑。

第13章述晋救郑围，引发楚、晋大战，晋败于河，即其他文献记载的“之战”。

第14章述晋克因私怨以击齐，大败之，即其他文献记载的“鞍之战”。

第15章可分两节，分述两位楚吴关系史上的重要人物。第一节述楚庄王因陈徵舒之乱围陈，得少姬（《左传》称夏姬），楚诸臣争少姬，申公巫臣得少姬后，为避害自楚逃于晋。之后，申公巫世通晋吴之好，教吴反楚。第二节述楚伍奢受陷害被杀，其子伍员等逃于吴，因教吴人反楚，终于攻破楚之郢都。楚国元气大伤。按此章两个故事，人物不同，时代也相差数十年之久，但贯穿着同一条线索，即吴与楚的和战关系，而且明显地是站在楚人的立场，以吴人的叛服来描述的。例如，此章首句为“楚庄王立，吴人服于楚”（简74）；巫臣教吴叛楚后，双方处于交战状态。楚灵王时，楚一度征服吴人，是以文中云吴人“又服于楚”（简80）以启其事。此后述伍员逃吴，致使吴人再度反楚。因此，本章记录的虽是人物事迹，但纪事中心却是楚吴关系。

第16章述第一次弭兵之会，双方分别是以晋、楚代表的诸侯集团。

第17章述晋平公、齐庄公时晋、齐之间战事，最终，晋国压服齐国，保持了北方诸侯霸主的位置。

第18章先略述晋、楚第二次短期弭兵运动（前546―前544），主要内容仍是春秋晚期晋、楚之间的战事。其中有楚灵王时大规模的东征（吴）与北伐（陈、蔡），晋吴连手伐楚以为“方城之师”，楚昭王复伐伊洛，等等。

第19章述春秋中后期楚国与陈、蔡两国的战和关系。

第20章述春秋中后期至战国早期晋国与南方吴、越的通好历史。

第21章述战国早期楚简王时楚与晋之间的多场战事，双方各有胜负。

第22章述战国早期晋、齐之间战事，以晋胜齐败告终。晋国以此巩固了其在北方诸侯中的主导地位。

第23章述战国早中期楚悼王时楚、晋之间战事。其中楚人先败于陵，后虽击破晋的盟国郑国，但在武之城与晋师的直接作战中却遭遇大败，损失惨重。为挽救不利局面，楚人向齐、陈等国求师，与晋人再度大战于武。本章真实地记录了战国时期楚国势力的衰落。

据上分析可知，《系年》之23章所载史实，都是围绕着相关历史事件展开的，且各章所述事件集中，主题统一，绝非随笔漫记。从史体的角度看，因事成篇，纪事本末才是这部战国史著的编纂体例。

按纪事本末之史体为南宋史家袁枢所创，但纪事本末之述史手法很早即已出现，《左传》中如晋重耳出亡19年事，即主要于鲁僖公二十三年集中叙述。不过，《左传》为编年体，纪事本末手法属偶一用之，而清华简《系年》则不同。据以上分析，其书通篇分章，各章皆以某一或某类事件为中心，详述事件之始末，说明纪事之始末在此书并非偶一用之的述史手法，而是统篇遵循的创作体例。从具体的创作上看，其分章之手法，亦大似袁枢创作《资治通鉴纪事本末》时“区别门目，以类排纂，每事各详起迄，自为标题。每篇各编年月，自为首尾”的作法，1所缺者只在《系年》的作者还没有为每章列出标题而已。但有意识的分章行为，实际上已经暗示着每章各具特殊主题，有没有列出标题只是个形式问题，不应作为判断是否为纪事本末体的标准。当然，《系年》叙事，主要还是概括史事，做不到后世史书详尽的细节描述，但从史体的角度看，它的确已具备了纪事本末体的基本特征。就此而论，我国纪事本末体的形成当可上溯至战国中晚期，提前一千余年之久，甚至早于纪传体的出现。《系年》的出土，无疑具有改写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史的重大意义。

二、统一谋篇之布局

《系年》编纂的第二个特点，是其全篇具有统一的谋篇布局，而非简单的史料汇编。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是在第1章中通过叙述西周王朝的治乱简史，总结归纳出决定历史上成败兴衰的两个主要因素，从而达到总揽全篇的目的。

统观《系年》全篇，主要叙事线索是晋、楚两国的霸业争夺。但是第1章所载，却是西周王朝的治乱兴衰。此章从武王克商一直讲到宣王末年的千亩之败，时间跨度极大，但叙述线索却又极为简洁，仅从繁杂的西周史实中选取了两起重要事件：一是西周王朝的籍礼兴衰，一是西周晚期的厉王暴政与国人暴动。

本章一开篇，即述武王于克商之后，以商王“不恭上帝”为殷鉴，设置籍田，以供上帝天神之祀，“名之曰千亩”。文中透露，周王正是凭借着这种神人关系的建构，才取得了政权的合法性，得以“政天下”。据《逸周书•克殷》记载，武王克商之后，曾率领群臣举行了祭祷昊天上帝的重大仪式：

及期，百夫荷素质之旗于王前。叔振奏拜假，又陈常车；周公把大钺，召公把小钺，以夹王；泰颠、闳夭皆执轻吕，以奏王。王入，即位于社，太卒之左。群臣毕从，毛叔郑奉明水，卫叔傅礼，召公赞采，师尚父牵牲，尹逸策曰：“殷末孙受德迷先成汤之明，侮灭神，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彰显闻于昊天上帝。”2

《系年》与《逸周书》所载虽非一事，却可相互印证。而本章之结尾，则述宣王“弃帝籍，弗畋”，这就等于解构了周初所建立的王朝与上帝天神的关系，暗示着天命的变化。具体的历史表现就是周人的千亩惨败，“立三十又九年，戎乃大败周师于千亩”。两个故事，虽一居章首，一居章尾，但前后照应，线索清晰，主题也十分明确，它表明《系年》作者认为西周王朝的兴衰，上帝天神是冥冥之中的决定力量。本章所述另一重大事件，是西周晚期的厉王暴政及由此引发的国人暴动。与籍礼兴废的叙述不同，《系年》有关厉王暴政与国人暴动的所述内容，全然不涉神事，而唯有人事：“厉王大虐于周，卿士、诸正、万民弗忍于厥心，乃归厉王于彘”。3国人暴动之后，是共伯和长达十四年的摄政统治。从第1章的文字顺序看，厉王暴政、国人暴动、共伯听政之叙述出现在宣王不籍千亩之前，因此，这组事件不应看作是因天命转移而引发的附属事件，而是本章另外一条平行线索，即西周王朝之所以走向衰落，最高统治者的暴政及由此引发的政治动荡也是重要的直接原因。

第1章中这两起关乎西周王朝国运兴衰的历史事件，一重天命，一重人事，恰好体现了传统史学终极思考的两个最基本主题：一是历史运动过程中的天命因素，一是历史运动过程中的人事因素。《系年》的编纂者在启篇的第一章从繁杂的西周史实中仅选择安排这两起历史内容，显然不是无意识的。这种史实的剪裁与安排，说明编纂者在思考王朝治乱兴衰的历史本质，探索历史运动过程的终极原因时，天命与人事正是他所力图把握、力图解析的两个最基本因素。《系年》记录春秋战国时期诸侯霸业的兴衰，却以西周王朝的兴衰作为序章，并清晰地描述出两条基本线索，其主观目的十分清楚，就是不满足于春秋战国时期诸侯霸业的事实描述，而是力图揭示出成败兴衰之历史表象后面的深层原因，为全篇提供了一段提纲挈领的导读文字。

因此，从史著编纂的角度看，《系年》这种一开场即欲“洞穿”历史本质的思考与安排，正反映出其作者总揽全篇、统一布局的编纂意图。

其二，是自第2章至第5章简述西周以来重要诸侯国的历史变迁，铺展春秋战国时期诸侯霸业争夺的背景与形势。

《系年》有关历史细节的叙述，实际是从第2章幽王立储之乱开始的。第1章有关西周籍礼的兴衰及周厉王时期的政治动荡，都是带有总结性的粗线条描述。而第2章记录幽王立储之乱，则清楚地叙述了这一事件发生的整个过程，涉及的人物有幽王、褒姒、伯盘、平王等，涉及到的政治利益集团有西申、曾、西戎等。其所述史实细节，有的与《史记》等其他史著的记载不尽相同，可以相互参证。如幽王之被攻杀，《史记•周本纪》的记载，应是申、曾、戎主动为之：“（幽王）废申后，去太子也。申侯怒，与缯、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举烽火征兵，兵莫至，遂杀幽王骊山下”。1而《系年》所载，则是幽王先起师攻申不成，反被曾、申及西戎联军所杀：“王与伯盘逐平王，平王走西申。幽王起师围平王于西申，申人弗畀。曾人乃降西戎，以攻幽王。幽王及伯盘乃灭”。《系年》载幽王被攻灭之后，平王并没有能够继任，而是幽王之弟余臣立，称“携惠王”。这一记载与《史记》等文献不同，与《竹书纪年》相比则有同有异。据《竹书纪年》，幽王被攻灭之后，出现了二王并立的局面：“幽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周二王并立。”2据《系年》，则平王并没有继任：“（携惠王）立廿又一年，晋文侯仇乃杀惠王于虢，周亡王九年”。携惠王死后，周既有长达9年的无王状态，只能说明平王于此之前都未称王，自然也就不可能存在《竹书纪年》所说的二王并立的局面。当然，这些历史细节的孰是孰非，还有待学者进一步考证。而从本文所要论证的主题看，如果粗线条描述的第一章是总揽全篇、高屋建瓴的序章，那么细节描述的第二章，则是全篇正文的开始。《系年》以幽王立储之乱作为春秋战国诸侯霸业争夺的起点，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正是由于王纲失纽，才开始了诸侯争夺霸业的新时代。

春秋至战国早期诸侯的霸业，历史上有多种说法，郑庄公、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晋襄公、晋悼公、秦穆公、楚庄王、吴阖闾与夫差、越句践等，都被认作是春秋时期的一度称霸的霸主。《系年》的编纂，并没有从一开始就分述各期霸主所取得的成就，而是用了四章（第2－

5章）的篇幅，追述一些重要诸侯国的早期简史，记录它们从众多诸侯国中脱颖而出的缘由，为诸侯霸业史建构基本的历史“空间”。以下分别阐述。

第2章叙述晋的兴起，是由于迎立周平王的功劳：

晋文侯乃逆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师，三年，乃东迁，止于成周。晋人因始启于京师。（简9、10）

又述东周前期重要的诸侯国郑国：

郑武公亦政东方之诸侯。武公即，庄公即位。庄公即，昭公即位。其大夫高之巨尔杀昭公而立其弟子寿，齐襄公会诸侯于首止，杀子寿。车高之巨尔，改立厉公。郑以始政。（简10－12）

第3章详述秦人简史，内容非常丰富。首述秦人先世：

周武王既克殷，乃三监于殷。武王陟，商邑兴反，杀三监而立禄子耿。成王屎伐商邑，杀禄子耿，飞廉东逃于商盍氏。成王伐商盍，杀飞廉，西迁商盍之民于邾，以御奴之戎，是秦之先，世作周卫。（简13－15）

又述周室东迁后秦人在西方的发展：

周室既卑，平王东迁，止于成周。秦仲因东居周地，以守周之坟墓。秦以始大。（简15、16）

《系年》如此详细地叙述秦人历史，应暗示此篇文献的写作年代当在秦国已从战国七雄脱颖而出，取得政治、军事上的明显优势之后。

第4章主要详述卫国遭受翟人的逼迫而不得不数次迁徒的历史：

卫人自庚丘迁于淇卫。周惠王立十又七年，赤翟王峁虎起师伐卫，大败卫师于，幽侯灭焉。翟遂居卫，卫人乃东涉河，迁于曹。焉立戴公申，公子方奔齐，戴公卒，齐桓公会诸侯以成楚丘，（归）公子方焉，是文公。文公即，成公即位。翟人或涉河伐卫于楚丘。卫人自楚丘迁于帝丘。（简18－22）

按卫国在春秋时期并无重大影响，但卫人受狄人之迫而屡迁，能集中反映狄人对中原华夏诸国的强大压力。根据其他文献记载可知，抵抗狄人进逼是中原诸侯结盟并推举霸主的重要原因之一。直到春秋晚期，孔子还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1可见当时形势之危急。本章叙述卫国屡迁，实际也是为霸业史的叙述提供外部的背景形势。

第5章讲霸业史的南方诸侯主角――楚的北进。与前几章直接铺叙的手法不同，本章通过息妫的故事间接记录了楚文王利用息、蔡之间的矛盾“以启汉阳”，2使楚国登上诸侯霸业史舞台的过程：

蔡哀侯取妻于陈、息。息侯亦取妻于陈，是息妫。息妫将归于息，过蔡，蔡哀侯命止之，曰：“以同姓之故，必入息妫。”乃入于蔡，蔡哀侯妻之。息侯弗训，乃使人于楚文王，曰：“君来伐我，我将求救于蔡，君焉败之。”文王起师伐息，息侯求救于蔡，蔡哀侯率师救息，文王败之于新，获哀侯以归。文王为客于息，蔡侯与从。息侯以文王饮酒，蔡侯知息侯之诱己也，亦告文王曰：“息侯之妻甚美，君必命见之。”文王命见之，息侯辞，王固命见之。既见之，还。明，起师伐息，克之，杀息侯，取息妫以归，是生堵敖及成王。文王以北，出方城，封畛於汝。改旅于陈，焉取以赣陈侯。（简23－30）

《系年》述史至此，春秋时期霸业史上的重要诸侯国如晋、楚、秦、齐等国都先后出现。齐国虽未有专章叙述，但在叙述郑、卫时已经涉及。3除大国外，与上述春秋霸主的霸业发展密切相关的小国如郑、卫、陈、蔡等也都纷纷出场。值得注意的是，春秋战国时期一些次重要诸侯国如鲁、宋等，因与春秋前期的诸侯霸业关系不够密切，因而在这几章中并未出现。这一点尤能看出《系年》全篇以春秋至战国早期霸业发展为述史中心的编纂特点。

第三，是全篇的主体部分（自第6章至末章），以晋、楚迭为中心，交织叙事，从而完整地再现了春秋至战国早期霸业发展的全过程。

春秋至战国早期的诸侯霸业史，很长时间内实际是晋、楚两国的霸业争夺与对抗。晋称雄于北方诸国，齐、秦虽是大国，但在军事力量上尚难与晋抗衡。楚一直是南方大国，吴、越等后起强国虽曾短时期内给楚造成麻烦，但不足以从根本上动摇它的地位。《系年》叙述春秋至战国早期诸侯霸业史，准确地抓住了这个历史特征。它以晋、楚两国的持续霸业为基本线索，交织叙事，使这一历史时期诸侯霸业争夺过程得以完整地表现出来。

第6章至第10章，集中描述晋国霸业历程。第6章详述晋献公立储之乱引发晋国君位的长期争夺及晋文公的最终即位。第7章专述晋文公城濮之战，晋国压服楚国，成为春秋霸主。第8章专述晋襄公之战，晋国扼制秦国东进势头，保证了自己的优势地位。第9章记录晋灵公即位的曲折过程，第10章记录先蔑、士会奔秦，表现了晋国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与分裂，预示了晋国霸业走向衰落。自第6章至第10章，所用均晋国纪年，如“晋文公立四年”（简41）、“晋文公立七年”（简45）、“灵公高立六年”（简55）等。又述晋国世系，如“献公卒，乃立奚齐。其大夫里之克乃杀奚齐而立其弟悼子”（简32、33）、“里之克又杀悼子，秦穆公乃内惠公于晋”（简33）、“晋惠公卒，怀公即位”（简38）、“晋人杀怀公而立文公”、“晋襄公卒，灵公高幼”（简50）。

第11章至第13章，集中描述楚国霸业历程。第11章记楚穆王、楚庄王先后伐宋，第12章记楚庄王伐郑，展示了楚国北进的强劲势头。第13章虽有残缺，但晋、楚之战的过程基本记录下来，楚于是役大败晋国，楚国势力发展至顶峰，楚庄王也由此成为新的霸主。自第11章至第13章，皆用楚国纪年，如“楚穆王立八年”（简56）、“楚庄王立十又四年”（简61）等。述楚国世系，如“穆王即，庄王即位”（简58）。

自第14章至末章，基本是以晋、楚迭为中心叙事，从而全面展现了春秋至战国早期霸业发展的历程，可列表直观如下：

上表中，凡以楚为中心叙事，则用楚纪年，述楚世系；以晋为中心叙事亦基本如此；如兼记晋、楚两国，如第16、18两章，则兼用晋、楚两国纪年或世系。全篇只有两个例外，一是第20章述晋结盟吴越，虽全章用晋纪年，但是略述吴世系，“盍庐即，夫差王即位”，这应是行文需要使然。另一是第22章记晋、齐战事，不涉楚事，但却没有使用晋纪年，而仍用楚纪年。按此时已是战国早期1，魏、赵、韩三家实际控制晋国政治，至前403年，更被周王正式列为诸侯。在这种情况下，一种可能是晋国纪年已不具有实际意义，另一种可能是来自魏、赵、韩三家的资料已经不用晋国纪年，因此，为了时间的准确性与统一性，故《系年》编者于此章弃用晋纪年，而仅用楚纪年。

以上从3个方面分析了《系年》的谋篇布局，可以看出，这是一篇经过作者精心构思，主题突出、脉络清晰的史学作品。

清华简《系年》作为我国第一部纪事本末体

的成型史学作品，是战国史学高度发展的重要物证。其叙事详尽，远非《春秋》、《竹书纪年》等史著可比；在重视历史叙述之时间因素方面，它显然又高过《国语》一筹。在描摹历史细节方面，《系年》固难同《左传》抗衡，但其述史之跨度，上及西周之初，下至战国早中期，又显非《左传》可拟。总之，清华简《系年》的公布，必将对战国史学的研究产生深远影响。

[作者许兆昌（1968年―），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吉林，长春，130012；齐丹丹（1985年―），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吉林，长春，130012]

[收稿日期：2012年1月9日]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华简《系年》与古史新探”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0&ZD091）

1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楚竹简》（贰），“本辑说明”，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中西书局，2011年，第1页。

2 魏征等：《隋书》卷33《经籍志》，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959页。

3 “丙子”二字，或为后人所加，但“元年”二字，当为原文所有。参见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考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63页。

1 表中公元纪年主要参照《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及方诗铭《中国历史纪年表》，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

1 《系年》所述历史中，齐桓公霸业并没有得到重视，这一现象或与《系年》作者所选用资料有关。

1 永溶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万有文库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第11册，第1―2页。

2 黄怀信、张懋、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369―375页。

3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楚竹简》（贰），第2、3简，第39―40页。

1 司马迁：《史记》卷4，《周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49页。

2 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60页。

1 刘宝楠：《论语正义》卷17《宪问》，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578页。

2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楚竹简》（贰），第12简，第45页。

3 按，《系年》对于霸业之首齐国的叙述显然不如晋、楚丰富，这可能与本篇使用的原始资料主要来自于晋、楚两方有关，这一点可从《系年》交用晋、楚两国纪年得到暗示。

1 据《史记•六国年表》，楚声桓王即位元年为公元前4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