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里观鸟记

第一日：

出发时见到科林: 一件背后烂了好些小洞的蓝色短衫，一条咖啡色大短裤，赤脚踏双人字形拖鞋，腰带上系一根黑色小电棒。我很纳闷，就这样出发去看鸟？不是忘记换鞋了吧。终于发问：“你不用换双鞋吗？”科林、恩杰洛、奥韦托，所有人都低头去看他的脚，然后抬头看着我笑，“不用担心，”奥韦托安慰我说。

一辆顶多五成新的白色四轮驱动越野吉普，挂着蓝色的肯尼亚政府牌照。九个人挤进了车里，科林是司机。他干脆连拖鞋也踢掉，光脚板一踩油门，车飞了出去。刚下肯尼亚博物馆大门前的陡坡，科林一眼瞥见一只林雀，“奥依呀！”（真棒啊！），他高兴得大笑大叫，两只手拍打着方向盘，恨不得和那只我连影儿都没看见的鸟一起飞走。

无论用何种标准来衡量，科林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鸟狂。他11岁跟随父亲开始观鸟，一跤跌进鸟的世界，就再也不肯出来。他可以一瞥之下，辨认出大约一千种鸟儿，脱口报出它们的英文和拉丁文名字，它们的生活习性与身体特征，简直就像是在变魔术。常常我压根儿连鸟身的颜色都没认准是黑是褐，科林和恩杰洛他们就能够说出鸟儿喉部与腹羽的色彩，我为之目瞪口呆，他们却只当稀松平常。

车行502公里，到达肯尼亚与乌干达边界的布西亚小镇后，我已经再清楚不过地认识到，我在和一群真正爱鸟的人打交道。他们遗忘自己，追寻着天空里的另一道风景。无论多么平凡常见的鸟儿，都能唤起他们发自肺腑的兴奋和欢喜，这令我深深感动而且欣羡。

车行至布西亚，已是下午五点半钟，搭乘的观鸟者陆续下车，最后只剩下我们四人。布西亚是个农业区。一路看过来，到处是玉米地和甘蔗田，间杂着一人多高的荒草、灌木和柴树，很有点像美国越战片里的越南丛林，但农家的屋顶都是非洲传统的蘑菇顶。这时，天色已经渐渐暗了下来，没有人提宿营的事。科林在一条泥土路边停下了车，三个人相互间连个招呼也没有，就走进了灌木丛里，一人脖子上挂一个望远镜，默默地行走、伫立、倾听。你能够感觉到，他们曾经这样一起观鸟不知多少次，因而连眼神的沟通都不再需要。科林后来告诉我，看鸟的人，大部分时间都只是在倾听，没有比鸟鸣更美妙的音乐。

这天我听见的最后一声鸟鸣，是太阳鸟的啼唤。这是一种体形很小的鸟儿，喙长而纤细，以花蜜为食；翅膀短而圆，腹部橄榄色，栖于高枝。它只有几克重，可是每年都会飞越七千多公里，从欧洲（科林带着不可思议的赞叹神情强调说，从“我的家乡”）来到非洲歌唱。

第一夜：

天色全黑，咫尺开外，人影几不可辨。直到这时候，奥韦托才带我们来到他去年观鸟时结识的一家农户旁边，找了块略平的泥土地，打开帐蓬，准备野营。待4顶帐篷全部架好，睡袋和卷成一捆的海绵垫子也打开铺上，腕上的表针已踱过9点。科林从车上取下几把帆布折椅，我们轮流用车上水桶里的水洗了洗手，“晚宴”便开始了：粗硬的面包、袋装牛奶，中国榨菜和沙丁鱼罐头。我点燃两根红蜡烛，固定在罐头盒上。看见红蜡烛，他们三个人露出意外而高兴的笑容。

湛黑的夜，柔弱的烛光闪烁在每个人的瞳仁里。我慢慢地啜饮着冰凉的，有点发酸的牛奶，听着他们只言片语的交谈，一点一点放松了自己。头顶的星光繁密、明亮、清澈，像要掉进你的眼睛里。很可能你看见的那颗最亮的星星，在几百万年前就已经熄灭。但它在最后一刹那间所迸放的光华，却经过几千几百万年后，在那个瞬间到达了地球，柔润我们的眼睛。然而它的光芒如此明朗美丽，延绵不息，你如何能不相信它将永恒地存在？

钻进睡袋，一觉醒来，走上田埂，星星更加紧密灿烂。四野沉寂，飞鸟投林，伫立片刻。再度醒来，已是黎明时分。

第二日晨

5点30分，走进灌木林。天色尚暗，看不见鸟，而鸟声稠密，明亮着黎明前的世界。天边的云彩渐渐被染成了红色，但除了我，似乎没人注意太阳的莅临。

科林、奥韦托、恩杰洛，他们背向太阳，屏息静气，一心只是寻找鸟儿。第一只被我们，不，准确地说，被他们发现的鸟，是一只黑肩欧夜莺。这时，天地都还笼罩在一片暗色中，树林、草丛、玉米地，都仅仅只有模糊的轮廓。他们像百灵鸟那样起早，却有着猫头鹰的眼睛；而我，东张西望，循着他们注视的方向，急急忙忙地调着望远镜，却总是一无所获。

深一脚浅一脚走在草丛里，脸上和手上被茅草划了左一道右一道的血痕，放眼望去只是庄稼地和东一棵西一棵的刺荆树，太阳眨眼间就褪去了柔和的红色。一脚陷进深草覆盖的小水沟里，半天才平衡住自己拔出脚。可是，只几分钟的功夫，鞋子就干了。太阳一分钟比一分钟毒辣，胃也莫名其妙地疼起来。我感到气馁，感到自己像在越南丛林里作战的美军，东奔西走，却摸不着头脑。我安慰自己，就当他们看鸟，而我的工作，原本只是看他们看鸟。

真的，看他们工作是一件有趣的事情。这才明白，在此之前，我对观鸟完全没有概念，更没有观鸟所需要的训练有素的眼睛和耳朵。他们一人脖子上挂个老式的大口径望远镜，口袋里插一个小本子，一枝圆珠笔。科林左肩扛一个三角架，右肩挎着一个专门用来录鸟叫的录音机。在倾听的时刻，他们一个个侧着耳朵，凝神定气，有如老僧入定。在发现鸟儿的时候，彼此会简单地交换几个字，仅此而已。怎样能描述出来呢？看着他们观鸟的样子，热切而又沉静，仿佛整个世界都不存在一样，所谓“身是菩提树，心如明境台”也不过就是如此吧？武侠小说中，心境空灵澄澈，虽飞花落叶亦能默察也不过就是这样吧？渐渐地，我的心也安静下来，鸟的鸣啭开始进入心中。这时，我听见了鸟翅与晨风相遇的声音。

忽然一下子，鸟掉进了望远镜里面。密密长长、随风摇曳的黄色茅草杆上，高高低低栖满了燕子，好像音符一般。晨睡初起，它们有的梳理羽毛，有的抬头张望，有的高低弹跳，长长的草杆在眼睛都来不及眨的功夫弯曲又变直，天空中充满柔和的颤音。这时，科林叫我用他固定在三角架上的大望远镜去看。这才蓦然发现，在燕子群中，有两只红头红嘴的小鸟，显得格外的美丽。

晨光熹微中，满天的燕子在急急忙忙地飞翔。

第二日午

从凌晨5点30分到11点15分，他们看到了375种鸟，我看见的不超过7种。

从凌晨5点30分到11点15分，没有人喝过一滴水，或者吃过任何东西，甚至没有人提过这几个字眼。

11点15分，我们走回了昨夜的宿营地，各人收各人的帐蓬，卷好放到车上，然后才开始吃早饭。太累，只勉强吃了两片面包，喝水的时候，上唇和下唇像被用胶水粘在一起打不开来。早饭最多只用了二十分钟时间，我们便重新上车，出发去另外一个地区看鸟。 依旧是深草丛和杂乱的灌木林。巨大的太阳越来越像火球一样悬在头顶，开始担心不要闹中暑晕倒这种笑话，使劲地反复抹清凉油，下定决心绝口不问他们打算这样子看到什么时候。暗中安慰自己，不管怎么说，总比越南丛林里的美军强，再狼狈也不用担心踩地雷。

但不知为何，越来越累，却越来越体验到观鸟的乐趣。以前看见一大早就起来遛鸟的北京老头，没少轻飘飘地说，啊，好漂亮的鸟儿。但是，鸟的美丽如此令人愉悦，却因为经历如许辛苦才深深地印入了脑海和心田。

我看见了蜂虎，看见热带巨嘴鸟、燕础⒍《∧瘛⒏髦珠D瘢ㄆ渲芯陀兄泄人说的八哥）。我看见了鹰飞，古人说“飘摇”，这两字实在是为它创造的。科林拾到一根长长的鹰毛给了我，说是那只鹰刚刚掉落的。因为看到一种罕见的鸟儿，科林和恩杰洛手舞足蹈，简直乐得不知如何是好。

我们从12点起，在草丛中跋涉到下午3点钟，然后上车往肯尼亚西北小镇基塔利进发，中间仅因为买食物而停了一次车。一下车，一群流浪儿就围了上来。其中一个要照相，双手交胸摆出非常得意开心的样子。我给他照了一张大头，他立即问我要照片，我就问他要地址。他答不上来，转而要玩望远镜。一下子七、八个流浪儿围上来，争着要看望远镜，尽管可能什么都看不见。平时我可能也介意他们脏，但这会儿我自己就已经脏得不能再脏了，而且他们阳光般的笑容，深深地感染了疲惫不堪的我。

第二日夜：

有些东西当时没有记录下来，以后就永远说不出，只是一团薄纱般的雾，你一靠近，它就立即飘走，当时内心的触动，日后也混合进新的东西，再也不复原初的模样。

第三日：

埃尔贡山，连绵起伏，从四面八方笼罩着你。蓝到极致的天空，令你有被拥抱的感觉。这样的蓝，是一种温柔得说不出的颜色。

这座山，位于乌干达境内靠近肯尼亚边界的地方，是非洲的第三高峰。一个月后，我看见了非洲第一高峰乞力马扎罗――坦桑尼亚境内靠近肯尼亚边界的地方；再过了半年，上了非洲第二高峰肯尼亚山的半山腰。肯尼亚就因这座山而得名。它恰好位于肯尼亚中部，山顶有几个精致的山尖，终年覆盖白雪，与山谷的阴影形成巨大的白黑对比，仿佛驼鸟黑白相间的羽毛――这据说正是肯尼亚（Kenya）一词的本义。

第三日晚

时间一点一点地逼近黄昏。康格莱大绝壁下，几个安安静静，或坐或站的人影，一点一点地模糊起来，黑与白与黄不再分明。我站在一个很远的地方，不时遥遥地看一看他们，再看一看眼前铺天盖地的大山和石头嶙峋、灌木稀疏的峡谷。夕阳在山后，看不见，但清晰地感觉到它的沉落。

科林走近我，“真美，”他说。“真孤独，”他又说。我默默点点头，没有出声。像他这样一个青年，也会用“Lonely”来形容这样一片风景，实在让我有一点惊异。

科林低声告诉我，他们在这里等候一种很难见到的鸟儿，叫石雉，或称石鹧鸪，长得并不好看，颜色和灰调的树与石头非常接近，性格“非常害羞”。这种鸟儿只生活在瘦石嶙峋的山谷里的矮树丛中，只在黎明或黄昏的时候，而且周围没有异常的动静，它们才会鸣叫。而只有在它鸣叫的时候，你才有可能发现它。科林他们前年曾经在这里发现过这种鸟儿。现在他们这个时候在这里停车，就是为了谛听石雉的叫声。

在薄暮时分，面对大山，默默等待着倾听一种并不起眼的鸟儿的叫声，一等等上两三个小时，这种等待本身也是一种多么美丽浪漫的事情。

而我，独自面对群山。它们已经这样子雄浑、荒凉、孤独了几千万年。我想象不出这些山更年轻时候的样子，也想象不出它们更衰老的样子。因为想不出，我就认为它们永恒。这一天，是我三十岁的第一天，内心充满对逝水年华的抗拒、惶惑和伤感。我渴望参透生老病死之谜，渴望克服内心的喧嚣、脆弱与自卑，达到恬静清明的境界。面对这永恒的山，愈求醍醐灌顶，大彻大悟，内心却愈波澜起伏。

我认识到，虽然我看见了天空的另一道风景，认识到一种赤子之心贯彻始终的生活方式，但最终，我还是我，没有任何事情能够骤然改变我，我只有等待着繁华亮丽的风景自然而然地淡出我的世界，只有等待着为此极度敏感而心痛的心情随时间而平复。

科林：

科学家的严谨与效率，赤子的烂漫与纯真，对世事也并非没有洞察能力。对女性温和而周到，关心他人，即便这仅仅只是出于教养，也令人温暖而感动。这，就是我对科林的最初印象。

科林和我同龄，出生在肯尼亚西部城市埃多雷特，父母亲都是英国侨民。虽然长到两三岁时，他就随父母回到了英国，但肯尼亚却从此被他视为故土。这次路过埃多雷特，他还特意指点我们看他出生时的医院。

科林在英国一路念完小学、中学和大学。1989年毕业后，开始职业性的观鸟生涯。他会好几门外语，其中包括葡萄牙语，因为他曾在葡萄牙观鸟三年。到现在，他总共已经在十一到十二个国家看过鸟。1994年起，他来到肯尼亚博物馆鸟类学系工作。在这三年里，他每天都从早上7点工作到晚上8点，除了到教堂做礼拜，大部分周末都在野外进行鸟类观测。他现在的收入，不及他在英国工读时挣得多。但在科林看来，这“并不重要”。

鸟、友谊、宗教，是科林世界的三个重心。科林虔诚地信奉清教，坚信上帝存在，并且时刻都关照着他――一个“被上帝宠得尤其厉害的孩子”，因为他到了三十岁，还在干十一岁起就爱干的事情，而且还和十一岁时一样狂热、投入和充满喜悦。另外一个原因是许多科学家共同的理由：大自然太过完美，太过美丽，超越了理性所能设想的程度，使人无法不相信神的存在。

和科林，现在差不多有四、五年不曾联系了，离开肯尼亚时，他正在蒙巴萨附近森林里做鸟类研究。在我眼里，他代表了一种生活方式：单纯、自由，忘我的投入，可以把握的快乐――他说他只要看到鸟就能振奋和快乐。这样的人，总让人觉得有些不识人间烟火，不够真实，虽然他的音容笑貌还是活生生地跳跃在眼前，却已经不像当时那么有把握，而有雾里观花的感觉了。

科林对当红的欧美影星一概不知。他最喜欢的电影还是多年前在英国看过的一部莎翁原创的《无事生非》。

他们：

照片冲出来，才好像第一次仔细端详他们的脸容。奥韦托随和友好，似乎万事心中不起波澜。他那时已经快三十六岁，有妻有子。对他来说，观鸟是爱好，也是工作。但是，什么都比不上增加收入改善一家老小的生活更重要。后来他告诉我，他在用业余时间苦读法律学位，希望再找个好一点的饭碗，因为肯尼亚博物馆（相当于中国的中科院）工资太低。恩杰洛还很年轻，只有二十三岁，自尊心很强，倔犟和聪明都一望而知地写在脸上。他与科林是铁哥儿们，刻意与我保持距离，但又会主动帮助我收拾帐蓬。科林的长相却很难形容。他的脸相有时显得有三十多岁，有时又像一个二十出头的毛头小伙，全看角度和神情而定。他有一张平淡的脸，但因为内心的和谐而显得纯朴与聪明。对了，就是这种纯朴的神情，特别令人难忘。

我写白皮肤的科林写得多，写黑皮肤的奥韦托和恩杰洛写得少，潜意识中有种族歧视吗？我再三问自己，答案还是否否否。我和他们三人，尤其奥韦托与科林都有很多交谈，可能与奥韦托谈得更多更深一些。生活在肯尼亚的奥韦托与恩杰洛，与生活在中国时的我应当说是属于同一背景同一阶层：来自外省的首都居民，在本土接受大学教育，在本土一流的科研机构工作，薪金不足以买房买车，但足可达到本土中低阶层生活水准，并且因此滋生出种种欲望。而且由于怀抱着“铁饭碗”，没有被炒鱿鱼的恐惧。更重要的是，与其说是我们选择了这样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不如说是这样的工作和生活方式选择了我们。在这种选择中，生存的考虑如果不说占上风的话，起码也能与个人爱好打个平手。这种背景是跨国界跨大陆的，是第三世界国家多数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都具备的背景。它使我从一开始就对奥韦托和恩杰洛生出一种熟悉感，而对科林，却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好奇心。

我常有这样的体验：初识某人时，他／她不见得富有，不见得美貌；然而意气风发，神致灵动，笑意盈盈。你不由自主地便起了倾慕之意，想感染到他／她的沛然生气，想探知他／她幸福快乐的诀窍，不由自主地想印证这样一个童话：绝对快乐无忧的人是有的。

于是，你渐渐地走“近”了他／她，走“进”了他／她。然后呢？无一例外地，你发现了他／她的痛苦和忧愁。快乐不是假的，但是不等于注入了对忧愁、痛苦、失意、空虚、落寞、无法满足的欲望……种种纷烦的免疫针。

从没有这样走近过科林，但有时候也很起疑心，他当真爱鸟爱到泯灭七情六欲，心甘情愿在荒凉偏僻，连电话都打不通的地方生活一辈子吗？当真不会有观鸟观烦的时候吗？

归去来：

科林说，只要经常看天的人，自然会喜欢鸟。天底下，每一种鸟的叫声和飞行姿势都各不相同，看久了，自然能够一眼辨认出来。 每个人的眼睛都望着同一片天空，而看见的事物却如此不同，过去我甚至没有想到过这一点。

返回内罗毕的路上，行经非洲大裂谷时，我们看见了辉煌壮丽的彩虹，从浑圆的地平线直入深沉如海的天空。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

徐剑梅，记者，现居伦敦，曾发表散文随笔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