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文化哲学观与胡适文化哲学观之简析

摘要：围绕中国文化的出路、中西文化的优劣问题，梁漱溟和胡适有着不同的回答。梁漱溟认为意欲是文化的根源，并以意欲的活动方式来区分文化，提出了“三路向”的文化哲学观，中国文化的出路在于东方化；胡适认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犯了“笼统的毛病”，东西方文化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否认东西方文化走的是不同的“文化路向”，指出人类都是走生活本来的路，只是西方近代文化已走在东方文化的前面了，中国文化的出路在于西方化。

关键词：梁漱溟；胡适；文化；文化哲学

中图分类号：B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02-0180-02

自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在中国的思想文化中，主要存在三种文化思潮：西化思潮、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和马克思主义思潮。其中随着坚船利炮而来的西方文化与认为中国精神文化比西方物质文化更为优越的文化保守主义之间尤为对立。本文试简单论述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梁漱溟与西化的代表人物胡适的各自对于文化哲学的观点以及二者之间的异同。

一、梁漱溟的文化哲学观

梁漱溟是中国现代新儒学的开创者，“东方文化派”的主要代表。1921年梁漱溟演讲并发表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提出了“三路向”的文化哲学观。梁漱溟的文化概念是着眼于不同生活样法的不同意欲方向以及由此决定的不同民族的不同生活样法。认为，所谓文化就是生活的样法，特别看重生活就是观察文化的方法；而生活是事的相续，事的相续是主观上的一问一答；而一问一答又是由意欲所操纵的，因此，生活的全部内容便是一个人的内心不断自问自答的过程，意欲便是决定这种生活的最后根源。在梁漱溟看来，文化的不同是由于意欲之所向不同而决定的，因为生活的根本在意欲，文化不过是生活的样法而已。意欲之所向是千差万别的，但是，大体上可分为三种路向：第一种是本来的路向，奋力取得所要求的东西，设法满足自己的要求，具有一种奋斗的精神，遇到问题就要下手解决，改造不适宜的环境。在这里处理的是物与我的关系，只有依赖于意欲向前追求，征服自然，求得个体的生存和种族的繁衍才能解决；第二种是遇到问题不要求解决，而是在现存环境中求得满足，不想奋斗的改造局面，而是回想的随遇而安，只求自己意欲的调和而已。在这里处理的是人与我的关系，要向内用力，反求诸己，求得内心的满足与和谐；第三种是遇到问题就想取消问题，对于种种欲望都持禁欲主义的态度。在这里要处理的是身与心、灵与肉、生与死的关系，只能通过禁欲主义的修炼，使自己从内在自我和外部世界的虚幻中解脱出来，以达到涅的境界。

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明确指出：“所有人类的生活大约不出这三个路径样法：（一）向前要求；（二）对于自己的意思变换，调和，持中；（三）转身向后要求。这是三个不同的路向。这三个不同的路向，非常重要，所有我们观察文化的说法都是以此为根据。”根据其三路向文化观,进一步认为，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印度文化恰好是这三种文化形态的代表。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根本精神；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根本精神；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根本精神。梁漱溟对比了东西方文化，系统的论述了西方文化特征、基础及其发展。指出西方文化有两种特长：“一个便是科学的方法，一是便是人的个性申展，社会性发达。前一个是西方学术上特别的精神，后一个是西方社会上特别的精神。”即科学与民主两种精神。但是，溯其根源还在于西方走的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第一文化路向。解决的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要，因此他征服了自然，创造了物质文明，也因此成就了科学与民主。而中国文化是一种“调和持中”的文化。中国人思想安分、寡欲、知足，不要求物质生活的享受，不要求改变不适应的境遇，因此中国文化走的是第二路向。解决的是人类情感和内在生活的需要，因此他实现了物我、人我和自身的普遍和谐，成就了儒家的伦理道德和非功利主义的人生态度。印度文化则是与宗教同步前进的，他们努力解脱生活的态度既不是向前，又不是持中，而是向后转。因此他们走的是文化的第三路向“以意欲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解决的是生命自身，灵与肉、身与心、生与死的矛盾，它更注重个人的精神修炼，因此成就了至高无上的佛教。

梁漱溟认为，世界文化本应按照这三个内在的逻辑顺序进行的，最初需要解决的是如何生存下去的问题，当这个问题解决之后人们则开始要求获得情感的充实和内在生活的满足，一旦这个问题也解决之后，又要求解决身与心、灵与肉、生与死这些矛盾，消除人生无常的痛苦。因此，梁漱溟认为：不是西方文化优于东方的中国和印度文化，而是东方的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高于西方文化。中国文化的出路既不是西方化，也不是折中调和，而是东方化。

二、胡适的文化哲学观

对于五四以来，中国文化论争中一个比较典型的观点：认为西方文明是物质文明、东方文明是精神文明的观点，胡适是持反对的态度的。胡适认为，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是统一的。凡是文明都是人的心思智力运用自然界的质和力作品。没有一种文明单是精神的，也没有一种文明单是物质的。一切机器和工具都是人的智慧利用自然界的质力制造出来的文明，同有物质的基础，同有人类的心思才智。只有程度的差异而无根本的区别。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不是对立而是统一的，那种把西方文明归结为物质文明、把东方文明归结为精神文明是一种错误的观点。西方文明并不轻视人类在精神上的要求，在一定意义上，西方文明甚至是一种理想主义。西方文明以追求真理为科学的根本精神，肯定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就是人类天生一种精神上的最大要求；西方宗教和道德上的理智化、人性化和社会化也满足和尊重了人们的精神上的要求。真正的文明是建立在能够满足人们的物质与精神需要的基础之上的，而西方文明则具备了这两个条件。

胡适正是在对“东方精神文明，西方物质文明”的观点的批判中，阐述了他对东西方文化的差异的看法。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不同之处不在于西方文明是物质文明、东方文明是精神文明，而是在于“东方文明的最大特色是知足，西洋的近代文明的最大特色是不知足。”东方人知足则安于现状，不求物质享受的提高，不注意真理的发见与技艺器械的发明，不想征服自然，不想改变制度。而西洋人的进步则表现在，他们物质上的不知足产生了今日的钢铁世界，汽机世界，电力世界。理智上的不知足产生了今日的科学世界。社会政治制度上的不知足产生了今日的民权世界，自由政体，社会主义运动。东西文化的一个根本不同之点就是：一边是自暴自弃的不思不虑，一边是继续不断的寻求真理；一边是安分，安命， 安贫，乐天，不争，认吃亏一边是不安分，不安贫，不肯吃亏，努力奋斗，继续改善现成的境地。

胡适认为，中国文化的出路在于全盘西化。他明确主张要全面否定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要对传统文化进行一番深刻的反省，要实事求是的对待固有文化。我们固有的文化是贫乏的,不管是近代的科学文化、工业文化或是逻辑、数学，都无法与西方比拟。对于传统文化必须进行根本的改造，主张一方面学科学，一方面又恢复固有文化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并且中国的文化又是极其特殊在世界文化中，中国文化最为保守和守旧，因此西方文化的渗透十分困难。当西方文化进入中国之时，也已经被中国文化同化得差不多了。于是必须用一种极端的方式破除中国文化的坚硬壁垒，进行全面西化。在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之后就要义无反顾的学习对方。胡适主张：中国文化的出路就是要全面彻底的抛弃中国固有文化，全面彻底的照搬西方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建立资本主义制度。

三、梁漱溟文化哲学观与胡适文化哲学观之异同

梁漱溟的文化哲学观与胡适的文化哲学观相异的方面多而相同的方面少。首先表现在二人对于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看法上。梁漱溟认为，东方文明是精神文明，西方文明是物质文明。西方人物质生活丰富而精神生活痛苦，中国人则是物质文明不发达但精神生活是丰富、幸福的。用物质和精神的二分法来规范东西文化的差异及其实质。胡适则认为，每种文明都必有物质和精神两个因子，任何文明都是精神和物质的统一体。并且强调了物质文明在整个文明中的重要作用，它是精神文明得以产生和存在的基础。其次，二人对于哪种文化更好也有不同的见解。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是最优异的文化。不是西方文化优于中国文化，而是过上了真正人类生活的中国文化比尚未从动物生活中完全脱离出来的西方文化属于更高的文化形态。胡适则认为西方文化比东方文化更好。无论是物质生活还是精神生活；无论是理智、情感，西方宗教、艺术中国都不如西方。最大的不同在与二人对于中国的文化出路的选择上。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的出路，既不是西方化，也不是折中主义，而是东方化。但是他也同意在维护儒家的人生态度的基础之上吸取西方文化的一些成素，包括西方文化的科学和民主。胡适主张中国文化的出路在于西方化。他批评梁漱溟的东方化的观点不免犯了笼统的毛病，根本不能存在。

二人对于某些问题的看法却是相近的。如西方文化的优点。梁漱溟所提倡的东方文化与一般旧头脑的拒绝西方文化不同。他不仅看到了东方文化的长处，更对西方文化作过深入的研究，也更清楚地看到了西方文化的优点―在于科学方法与个性的伸展两方面，即德先生和赛先生。就此而言胡适的看法与梁漱溟的并无二致，民主与科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面旗帜，也是胡适主张的西化的主要内容。还有对于文明和文化的概念的理解二人也是相同的。梁漱溟认为，文明和文化不同，文化是生活的样法，文明则是我们生活的成绩品。“生活中呆实的制作品算是文明，生活上抽象的样法是文化。不过文明和文化可以说是一个东西的两个方面，如一种政治制度可以说是一民族的制作品―文明，亦可说是一民族生活的样法―文化。”文明的不同就是成绩品的不同，是由于用力之所在不同，是一民族某方面成功的多少不同。胡适也认为，文明与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文明是一个民族应付他的环境的总成绩，文化则是一种文明所形成的生活的。”

不论是梁漱溟还是胡适的文化哲学观都有十分值得肯定的部分，其目的都是针对中国文化的特点，为其最后的出路做出选择。只是梁漱溟的文化哲学更看重文化的民族性、传统文化的传承；而胡适的文化哲学更强调文化的时代性，西方文化的实用。但是，文化的属性包含了民族性与时代性，民族性是文化的基本内核，时代性则反映特定历史阶段的世界文化的共同要求。没有文化的时代性，文化的时代精神便无从体现；而没有文化的民族性，文化的民族精神便无从反映。缺少了其中的一方就是缺了条腿的文化，无法长久。正如所指出的，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不仅要批判的接受旧文化，还应充分的吸收外国文化的优良成果，而成为世界文化中优秀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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