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的文化观再理解

摘 要： 梁漱溟一生致力于中国文化及哲学的反省与复兴。在上世纪初期中西文化论争如火如荼之际， 梁漱溟对中西文化进行了个性鲜明、见解独到的分析与比较， 旨在寻找中国文化及哲学摆脱困境、走向复兴的途径。梁漱溟将文化的本质归结为生活，生活又具体分为：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社会生活。他从中西现实生活表现的差异逐步抽象递进至思想文化的不同，表明了文化背后的核心就是对人及其价值的关心、体悟，确立了人学是文化观的核心基础。在共通的人性之上，中西文化可以实现融合，他提出了自成一家的以中国人生哲学为体、西方知识论方法为用的新的文化路向，对于今人反思与理解中华文化的发展颇有启发。

关键词：梁漱溟;文化;人性;意欲;生活

梁漱溟一生致力于中国文化及哲学的反省与复兴。在上世纪初期中西文化论争如火如荼之际， 梁漱溟对中西文化进行了个性鲜明、见解独到的分析比较， 旨在寻找中国文化及哲学摆脱困境、走向复兴的途径。梁漱溟认为文化“不过是那一民族生活的样法罢了”[1]32，将文化的本质归结为生活，具体又分为：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社会生活。梁漱溟所提到的“生活”，即是人们现实的物质与精神活动，这些活动的主体就是人。文化是生活的样法，而生活本身是人活动的结果。梁漱溟的文化观实际上就是对人的思考与探究。任何文化体系背后的核心基础就是对人及其价值的关心、体悟，基于此，各种不同的文明才具有了交流与融合的可能。关于梁漱溟的文化解说和比较，历来引出诸多兴趣和讨论。笔者试图以其理论的逻辑脉络作出尝试性的解读。

一、生活与意欲

要理解梁漱溟的文化观，必然要关注并弄明白他关于生活和意欲的阐发。因为两者构成了其文化观的基本方法论。关于生活是什么，梁漱溟曾讲过，“这个差不多成定局的宇宙――真异熟果――是由我们前此的自己而成功这样的;这个东西可以叫做‘前此的我’或‘已成的我’，而现在的意欲就是‘现在的我’。所以我们所说小范围生活的解释即是‘现在的我’对于‘前此的我’之一种奋斗努力。所谓‘前此的我’或‘已成的我’就是物质世界能为我们所得到的，如白色、声响、坚硬等皆感觉对他现出来的影子呈露我们之前者;而这时有一种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的非物质的东西，就是所谓‘现在的我’，这个‘现在的我’大家或谓之‘心’或‘精神’，就是当下向前的一活动，是与‘已成的我’――物质――相对待的”。[1] 57“前此的我”就是物质，“现在的我”就是精神，人类的生活就是这两方面因素作用的结果，这二者亦是一种文化的基本构成。但是，精神与物质并不是平等平行的关系，而是精神推动物质前进变化，这个变化的过程便是生活本身。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认为的物质决定意识相比，这里的精神不仅不是物质的附庸或产品，反而是驱动物质向前发展的动力，在生活中起着主导的作用。因此，对于精神与物质二者而言，社会生活的本质不仅不是物质的，反而精神才更称得上是文化的根本。

然而，这“意欲”又是什么呢？梁漱溟所谓的“意欲”是一个与叔本华的“意志”略相近的概念。叔氏的学说被称为“唯意志主义”，其认为人的躯体、知识、理性乃至自然万物之一切均是意志的体现。意志是叔氏学说中本体性的概念，具有化生万物的功用。除了与叔本华的意志拿来做对比，在原文中梁漱溟还标出“意欲”的英文译词“Will”， Will在英语中常做情态动词，可以表示将来时（英语中有很多表示将来时的词，但是Will所表示的将来时往往多是即将要做、即将完成某一事情的情况）、意愿、经常性、习惯性、能力、功能，甚至义务。总的来说，这个单词的不同意义均带有用意志力去主观促成的特点，从中亦可看出梁漱溟对“意欲”的理解。结合Will的单词特点与叔本华的“意志”，足可证明梁漱溟此处所讲的“意欲”是具有主观努力促成事情的特点的概念。

可是，“意欲”的主观努力不是自己凭空产生的，而是依赖于人的：“现在所谓小范围的生活――表层生活――就是这‘大意欲’对于这‘殆成定局之宇宙’的努力用这六样工具（眼、耳、鼻、舌、身、意）居间活动所连续而发一问一答的‘事’（凡刹那间之一感觉或一念皆为一问一答的一‘事’）是也。”[1]57生活是由相续不断的“事”构成的，而“事”又是意欲努力的结果，意欲的努力是依靠什么展现的呢？这就是眼、耳、鼻、舌、身、意。梁漱溟把六识作为意欲努力的工具，其实已经表明了他的态度。六识都是人体的感官功能，人们的生活是不能脱离人的感官的，人不可感受的生活也绝不可谓之生活。因此意欲是离不开人的，人的生活自然也是人感受的结果。生活最核心的基础还是人，而这其中人的精神又起着主导的作用。

二、“中体西用”

在梁漱溟的思想中，中西印分别代表着三种不同的路向：西方代表着第一路向，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将问题视作对象，力求向人以外的自然求得解决，满足需求。中国走的是第二路向，以意欲调和折中为其根本精神，不是去向外解决问题， 而是要求自己的满足。第三路向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则是根本取消问题，，印度为其代表。

精神，对于一个民族来讲，最为精华的莫过于它的思想。梁漱溟又把思想（广义的哲学）分为狭义的哲学（分为形而上、知识、人生三部分）与宗教。他在这个框架之下，将中西印三方的思想情势做了一个比较。首先，西方哲学的情势是宗教与形而上学在初期很兴盛，但后来遭到批判而逐渐失势，人生思想却极为粗浅，只有知识这一部“当其盛时，掩盖一切，为哲学之中心问题”。其次，印度哲学是宗教“占思想之全部且势力始终不坠”，形而上学随宗教而盛，知识“研究颇细但不盛”，人生“归入宗教”，人生思想几乎为无。最后，当论及到中国哲学时，他认为中国哲学则是知识绝少提及，宗教“素淡于此”，形而上学“自成一种，与西洋印度者全非一物，势力甚普，且一成不变”。其中，人生之部“最盛且微妙，与其形而上学相连，占中国哲学之全部”。[1]76不难看出，中西印三种文化在哲学思想上的区别，与其文化的路向是相匹配的。印度的取消问题的态度，是与宗教的超越性相合的;西方的意欲向前的态度，是与其哲学的知识性传统相一致的;中国的调和折中，也是符合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这种哲学思想与文化路向的相合，亦可以佐证，精神因素对于生活的主导作用。但是为什么中西印会在哲学思想上有这样的区别？这一点，梁漱溟似乎没有论述太多，因为按照他的思路，他是由生活的现实表现逐渐抽象递进而推出精神主导生活的。他在判断中西印思想上的不同时，也是依据文化生活中的种种表现而来的。可能某一民族的人是为何而有这样的思维方式与思想内容，梁漱溟没有做过多的解释，但可以确定的是他从生活中去比较文化与哲学是基于文化是以人为基础的。

也正是站在文化是以人为基础的立场上，梁漱溟对中西印三种文化做出了评判：“第一，要排斥印度的态度，丝毫不能容留”;“第二，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就是对其态度要改一改”;“第三，批评的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1]204他又认为中国文化应有的路向，就是“变化过的第一态度”或“适宜的第二态度”。他说：“我今所要求的，不过是要大家往前动作，而此动作最好要发于直接的情感，而非出自欲望的计虑”，“我们此刻无论为眼前急需的护持生命财产个人权利的安全而定乱入治，或促进未来世界文化之开辟而得合理生活，都非参取第一态度，大家奋往向前不可，但又如果不根本的把他含融到第二态度的人生里面，将不能防止他的危险，将不能辟免他的错误，将不能适合于今世第一和第二路的过渡时代”。[1]213-214梁漱溟对于印度文化，在此完全是拒斥的态度，他所认为的中国的新文化是由第一态度与第二态度，即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相结合而成的。这种结合，实际上是中西双方“各取所需”，中国要有“奋发往前”的动作，这显然是中国要借鉴西方向外奋发进取征服的态度，以这种态度去处理中国的发展问题，这即是梁先生所谓的“全盘承受”。但是，西方征服进取态度背后的功利算计之心，又带来新的问题，弊端已有显现。故而梁先生又说西方要“根本改过”，这就是西方态度要含融到中国的人生中，此处又是西方借鉴于中国。实际上梁漱溟要在新的文化路向上保留中国哲学的人生观，并且被他视作了根本。

将西方态度含融到中国的人生，就是用中国的人生哲学来驾驭西方式的“奋发往前”，使这往前动作，不是出于西方式的功利算计，而是出于中国式的“直接的情感”。这“直接的情感”便来自于与形而上学相连的人生之心性。梁先生在分析中国思想情势时便已指出中国哲学的人生与形而上学是相连的，这相连的显现便是在人生中具有超越性的心性。大致与梁先生处于同一时代的钱穆先生，也对中国哲学的人生与心性有所论述：“文化异，斯学术亦异。中国重和合，西方重分别。民国以来，中国学术界分门别类，务为专家，与中国传统通人通儒之学大相违异。循至返读古籍，格不相入”。[2]1“ 中国传统，重视其人所为之学，而更重视为此学之人。中国传统，每认为学属于人，而非人属于学。故人为学，必能以人为主而学为从。当以人为学之中心，而不以学为人之中心。故中国学术乃亦尚通不尚专既贵其学之能专，尤更贵其人之能通。故学问所尚，在能完成人人之德性，而不尚为学术分门类，使人人获有其部分之智识”。[3]4这恰好表明数千年来中国哲学最本质的特点。人，无疑是中国哲学乃至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从事一切学术的主体与第一因，故而中国学术首先要“通人”，但是这种“通人”没有停留在西方物欲的程度，而是凭借儒家为代表的教化以达到德性的完成。儒家所要实现的德性，不同于部分之智识，是生命整全的体悟与直觉，以达至形而上学的境界。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描述这种形而上学境界的概念，往往是作为终极存在和万物本源而出现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即是如此。正是由于道生万物的本源性，道可以蕴含于万物之中无处不在，万物皆为其表现。人作为万物的一分子，与事物因同一本源而具有相同的性质，便就有了“通”的可能。故当人实现与万物相通之时，也就可以整体性的认识遍布于万物的道，此形而上的境界便已达到。这形而上的境界，在儒家的体系中是通过生命整全的德性修养与人贯通的，表现于人身上就是其心性。即便是“奋发向前的动作”所发于的“直接的感情”，亦是心性的体现。因此，梁先生认为的中国文化应该采取的态度其实就是以心性为主导的奋发进取的态度，这便是他自成一家的“中体西用”的中国文化新路向。

三、共通的人性

若说中西文化的调和，梁漱溟曾明确表示过反对，但他自己提出的中国文化的新路向，其实亦可算是一种调和，这岂不是与其先前的反对态度有所悖反吗？但仔细品读的话，梁漱溟反对的调和与他自己主张的调和是不相同的。他反对的是“随便持调和论”。这“随便”二字便点明这种调和论是没有太多根据支撑的。它只是社会上的意见，充其量不过是国人见到两种不同的事物惯性的思维而已，并没有对中西两种文化的内容与本质进行详尽的分析考察。他所主张的新路向，是建立在对中西文化的分析考究之上，自成一家、前后圆融。但是中国的人生哲学与而西方的知识论方法，二者本分属不同的文化体系，又为何能调和到一起呢？

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还是在人身上。人是文化的核心基础，那么共通的人性便给了不同文化之间交流、融合的可能。钱穆曾说过：“若以中国固有观念言，史学贵于能上通古人之心，不再能上通古人之物。治西方历史，亦可仗我心之经验，以通之西方之人心，而岂徒求之于西方之物质。此庶得之。”[2]169-170钱穆的这句话，就代表了中国哲学普遍的态度。人的本性是相通的，古今中外的人在本性上都是相同的，在此基础上以古可以知今。中外亦是可以相互借鉴的。

梁漱溟的“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便是依据于共通的人性，对中西文化的调和有所解释。他认为在西洋文化之后，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会依次复兴，这样的文化复兴顺序是基于人类所面对之问题的顺序而形成的。他说：“西洋文化的胜利，只在其适应人类目前的问题，而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在今日的失败，也非其本身有什么好坏可言，不过就在不合时宜罢了。”[1]202中西印三种文化的胜败，是因面对问题的“时宜”不同所致的。也就是说，当世界应该去面对第一路向的问题时，西方正好面对的是第一路向的问题，而中国与印度分别去面对第二与第三路向的问题。由于这种实际与本应状态的差别，才使得三种文化会有西方胜利、中印失败的表现。但是，中国“第一路到现在并未走完，然单从他原路亦不能产出;这只能从变化过的第一态度或适宜的第二态度而得辟创;其余任何态度都不能”。[1]211虽然中国提前面对了第二路向的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第一路向的问题就可以就此回避。没有走完的路要走，没有完成的功课要补。因此，第一路向的问题终究是要回去解决它的。此时，中国文化所要面临的问题与西方文化所要面临的问题是一致的，所以西方文化面对这问题而产生的方法是可以为中国所借鉴的。同时，梁漱溟认为，在西方文化之后，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会相继复兴，而且这个复兴是就整个世界文化、全人类而说的。也就是说，人类是不能回避这三个问题的任何一个。这就意味着，当中国转向第一路向的问题时，是不可能抛弃已有的第二路向的成果的，因为第二路向的问题同第一路向的问题一样都是全人类不可回避的。这便是为何梁漱溟要保留中国的人生哲学并以此为根本。在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就是梁漱溟始终没有认为三种文化对应的三个问题是三个民族各自独有的，而是认为它们是全人类都要面对的，是不同种族、不同文化之间所面对的共同问题。这种问题的一致性，就是人类本性、意欲相同相通的体现。

由此，梁漱溟的文化观实质上是人学。他从以人为主体的现实生活入手分析比较中西文化，又以人性共通为基础主张以中国人生哲学为体、西方知识论方法为用的新的文化路向。这种以人为根本的文化观，继承了中国文化及哲学的根本精神，又解决了中西文化在交流、融合过程中因彼此差异而产生的相互碰撞的问题。各个民族、国家的国情、信仰、意识形态会有所不同，但是对人性的关照一定是普世的价值追求。梁漱溟的这种基于人性对文化的反思与理解对今人亦颇有启发。（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

参考文献：

[1]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2] 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3] 钱穆.中国学术通义[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

[4] 李景林.彻底的儒家――梁漱溟形上学思想论衡[J]. 天津社会科学，2003，（6）：18-25.

[5] 李景林.重建中国学术的通性基础[J].天津社会科学，2010，（2）：208-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