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首制度疑难问题的司法认定

［摘要］ 案例的实证分析能够检验和深化理论研究，能够突出司法认定的难点并提供参照的释疑思路。对《刑事审判参考》28个自首案例的分析得出如下结论：自首的本质是犯罪人主动提请司法机关追诉，自首从宽处罚的根据是节约司法资源的功利价值和给与罪犯亲友的人文关怀价值。自首成立要件中必须包含接受审查裁判的要素，二要件和三要件没有本质差异。主动性的理解偏重分析行为人有没有主动投案的可能性，并不是局限于 “未被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狭义理解。供述自己罪行的认定服务于实体法意义的定罪量刑，主要犯罪事实就是构成要件事实，包括基本犯罪的构成要件事实和加重处罚的构成要件事实。亲友介入的非典型自首认定依赖对自首本质的领会。

［关键词］ 自首本质；自首要件；自动投案；如实供述；非典型自首

［中图分类号］ D924.13［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8—1763(2012)01—0148—06

自首是刑罚裁量的总则性量刑情节，自首的司法认定是一个容易引发分歧的难点问题。这一方面源于理论上对自首的本质、处罚根据、构成要件等认识存有分歧有关；另一方面司法解释所列举的典型和非典型自首难以涵括实践中出现的更加不典型的情形。

最高法院刑事审判业务庭主办的《刑事审判参考》自1999年创刊以来，刊登了大量涉及自首的案例，我们对其中的28个示范案例进行分析，从案例的角度解读自首制度若干理论问题和司法认定难点。

一 自首的本质及从宽处罚的根据

自首的本质理论上有不同的认识，代表性观点有：（1）悔罪说；（2）节约司法资源说；（3）功利说。［1］（4）犯罪人犯罪后自己把自己交付国家追诉；（5）犯罪人主动提请司法机关追诉所犯罪行为。［2］

从案例分析看，悔罪说不成立，特别是不能认为自首的动机是悔罪。实践中不乏有犯罪以后主动投案，如实交代罪行，审判时明确表示对自己的罪行不后悔，对受害人不道歉。在一些极端的案例中，行为人出自对某些法律政策的不满，故意犯罪、主动投案，造成公众事件，推动法律的修改或者其他意图。这样的情形自首仍然成立，言之出于悔罪却不恰当。《刑事审判参考》第9集（第66号）“姚伟林、刘宗培、庄晓华非法制造注册商标标识案”中，被告人姚伟林接受另外两名被告的委托印刷侵权的包装箱和商标标识，后来双方因为印刷费用等发生纠纷，姚伟林向公安机关举报致案发。［3］《刑事审判参考》第48集（第381号）“董保卫、李志林等盗窃、收购赃物案”中，被告人董保卫、李志林、董曙光共同盗窃，董曙光因为分赃很少，又听说举报能领奖金，遂向被盗单位举报自己与其他人盗窃该单位物品的情况，并由被盗单位人员带至公安机关报案。［4］第一个案例的动机是泄愤，第二个案例的动机是图利。两个案例法院都认定行为成立自首，动机都不是悔罪。

其他几种学说有重合之处，从法律规定 “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定义看，自首表现为“在有自主选择可能时自愿将人身置于司法机关控制”“自愿将自己的罪行交由司法机关处理”，将自首的本质定位于自愿提交国家追诉是准确的。

从自首本质出发，从宽处罚的根据主要是节约司法资源的功利价值。自愿将人身置于司法机关控制，大大减少了发现犯罪、控制犯罪、查证犯罪的困难；自愿将自己的罪行交由司法机关处理，大大减少了侦查、控诉、审判犯罪的困难，客观上达到节约司法资源的目的，犯罪人罪责的减轻理应得到从宽处罚。这种功利价值在刑法修正案（八）第8条中有了很好的注解。即“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不可忽略的是，由于实践承认亲友介入型的非典型自首，认可“亲友的主动性”视为“行为人本人的自动性”，也使得自首从宽处罚根据中有对亲友义举的人文关怀价值。同样的行为别人做会得到褒扬奖励，亲友做受益的是罪犯本人。从人伦角度看亲友介入时面临了极大的情感压力，亲友有从轻处罚罪犯的心理诉求，也只有对罪犯从轻处罚才能促进亲情友情的融洽。正是基于这一点2010年《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规定：“对于亲属以不同形式送被告人归案或协助司法机关抓获被告人而认定为自首的，原则上都应当依法从宽处罚；有的虽然不能认定为自首，但考虑到被告人亲属支持司法机关工作，促使被告人到案、认罪、悔罪，在决定对被告人具体处罚时，也应当予以充分考虑。”

二 自首要件的三要件说及二要件说

1979年刑法只规定了自首的法律后果，1984年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当前处理自首和有关问题具体应用法律的解答》规定了自首的三要件，即“自动投案”、“如实交代自己的罪行”和“接受审查和裁判”。1997年刑法第67条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理论上将自首的要件归纳为“自动投案”和“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二要件。

自动投案强调的是投案的主动性和时限性，即行为人在有自由选择的情形下，主动将人身置于司法机关控制。排除的是因为有犯罪嫌疑被动被司法机关的控制。《刑事审判参考》第8集（第59号）“庄保金抢劫案”中，抢劫案发后，侦查人员在排查嫌疑人过程中，根据收集的线索认为庄保金有重大嫌疑，遂对其传唤，被告人供述犯罪事实。［5］例中被告人的归案是被动的，不是自投法网，而是落入法网，行为不是自首。

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强调的是交代犯罪事实的真实性全面性。即回答审问、主动交代要真实全面，不能隐瞒和欺骗。《刑事审判参考》第6集（第42号）“张杰故意杀人案”中，张杰与被害人争吵过程中拿菜刀砍对方颈部导致死亡。被告人有自动投案的情节，实际上是自己从厨房拿刀行凶的，供述时谎称是被害人从自家拿菜刀砍自己，自己被迫夺刀自卫。［6］。本案中被告人只有自动的投案行为，之后却隐瞒事实真相，推诿责任，不能成立自首。

“接受审查和裁判”有没有实际意义呢？自首的成立要不要受此约束呢？我们认为自首的成立必须有行为人接受审查、裁判的因素，《刑事审判参考》第11集（第76号）“魏荣香、王招贵、郑建德故意杀人、抢劫、脱逃、窝藏案”中，魏荣香杀人后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但是逮捕羁押期间魏荣香在男友的帮助下从看守所逃跑，后被抓获。法院没有采纳有自首的情节的辩护。［7］究其原因是行为人逃避审查、裁判，尽管形式上满足了自动投案和如实供述的两个要件。即使我们采取二要件学说，也必须在自动投案的要件中赋予“接受审查、裁判”的含义。即自动投案不仅要有主动投案的环节，而且还包含投案之后要接受审查、裁判，这样二要件和三要件也就没有本质的差异。

接受审查、裁判的基本含义是指犯罪分子投案自首后，必须听候、接受司法机关的侦查、和审判，特别是不能逃避审判。接受审查、裁判不是强调投案的动机；不是行为人对指控的事实不能分辩，排斥自我辩护的权利；不是强调行为人必须认同裁判的结果，排斥上诉的权利。接受的是审查裁判的过程，而不是强调审查裁判的结果。

此外在向被害人自首的非典型自首案例中，“接受审查、裁判”是一个简单有效的判断标准。《刑事审判参考》第55集（第437号）“周建龙盗窃案”中，被告人周建龙到邻居家盗窃四次，后在受害人家里承认了盗窃的事实，并写了一张借条和承诺以工资还款的保证书。几日后案件被人举报，公安机关审讯时交代犯罪事实。一、二审法院均否定被告人有自首情节，理由就是被告人承认盗窃的事实、出具借条还款保证书、归还部分赃款的行为，反映出被告人与被害人“私了”的心态，不愿意接受国家的审查和裁判。［8］

三 自动投案司法认定的难点

自动投案司法认定难点有三个：自动投案是投案意图和投案行为的结合，自动投案突出在投案的主动性，被动归案时要区分形迹可疑和犯罪嫌疑。

1.自动投案既要有投案的意图，也要有投案的行为。《刑事审判参考》第21集（第131号）“明安华抢劫案”中，明安华抢劫后逃跑，朋友劝其自首。他想了解受害人是否死亡，化名到公安机关询问被识破，公安机关将其抓获，被告人交代犯罪事实。法院认为被告人到公安机关并非投案，没有投案的意愿，行为不是自动投案。［9］《刑事审判参考》第32集（第243号）“李满英过失致人死亡案”中，李满英在物质转运站院内骑摩托车撞倒受害人，并随同他人送死者去医院抢救，公安人员在医院将被告人抓获。被告人辩称有投案的意愿，只是忙于抢救被害人没来得及投案。法院没有认定被告人自动投案，理由是虽然不排除被告人有投案的意愿，但是她送受害人到医院后，有时间有条件采取某种形式的投案行为。仅有投案意愿没有投案行为是不够的。［10］

2.司法实践中对主动性的理解偏重于行为人有没有主动投案的可能性，并不是局限于司法解释中的“未被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狭义理解，即刑事案件立案后采取了讯问犯罪嫌疑人的侦查行为，采取了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拘传、拘留、逮捕、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2009年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已经将时间节点确立为“尚未受到调查谈话、讯问，或者未被宣布采取调查措施或者强制措施时。” “没有自动投案，在办案机关调查谈话、讯问、采取调查措施或者强制措施期间，犯罪分子如实交代办案机关掌握的线索所针对的事实的，不能认定为自首。”

《刑事审判参考》第45集（第354号）“王春明盗窃案”中，被告人在路旁盗窃一辆摩托车，知道了失主身份索要了几百元后归还了摩托车。公安机关电话通知传唤被告人到案接受调查，被告人主动到案并交代犯罪事实。［11］《刑事审判参考》第8集（第59号）“庄保金抢劫案”中，侦查人员在排查犯罪嫌疑人过程中，收集到庄保金行为反常，他妻子透露案发当日被告人深夜回家等线索，认为有重大嫌疑遂传唤审问，被告人交代犯罪事实。高级法院二审和最高法院复核时都没有认定自首情节。［12］

上面两个案例中司法机关运用的都是传唤，前者成立自首，后者不成立自首。原因在于第（354号）案例中公安机关认为被告人有作案嫌疑，采用的是电话通知方式的传唤。此时的被告人存在自由选择的可能，到案接受调查就是主动性的表现。第（第59号）案例也是公安机关认为被告人有作案嫌疑，采用的是直接传唤。此时被告人丧失自由选择的可能，失去了主动性的余地。

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特点是司法机关认为被告人有作案嫌疑，在调查的过程中主动直面被告人，被告人的交代此时带有被动性。如《刑事审判参考》第16集（第102号）“梁小红故意杀人案”中，公安机关根据证人关于梁小红的体貌特征与嫌疑人一致的证言，特别是找到梁小红时发现其右面颊部有一条与证人陈述的嫌疑人相符的疤痕时，确认梁有重大嫌疑带回派出所，经过教育梁交代犯罪事实。法院认定梁小红的行为不属于自首。［13］《刑事审判参考》第44集（第347号）“乌斯曼江、吐尔逊故意伤害案”中，公安机关出警来到现场时，因为目击证人已经离开，公安人员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将乌斯曼江作为“目击证人”带回公安机关询问。法院认定不成立自首的理由之一是被告人不是主动投案。［14］《刑事审判参考》第59集（第468号）“沈利潮抢劫案”中，公安机关有一些线索怀疑沈利潮有作案嫌疑，询问过程中被告无法讲清楚案发当日的行踪，也不交代犯罪事实。在随后的调查中发现被告有赌博违法行为，遂以此行政拘留被告人，并继续围绕抢劫案调查审问，最后被告人交代抢劫的犯罪事实。法院认为公安机关的行政拘留是一种侦查的策略，仍然是服务于案件的侦查，被告人此时已经丧失人身自由，没有投案的主动性可言。［15］

3.形迹可疑与犯罪嫌疑的区别。不论犯罪事实暴露程度如何，行为人主动接触司法机关都是自动投案；相反司法机关主动接触行为人并不完全排斥自动投案的成立。如果仅仅是形迹可疑在盘问、教育之下交代的仍然构成自首。如果是有一定的证据证明有犯罪嫌疑的话排除自动投案。形迹可疑是指行为人的行为举止、言谈、衣着、神态等令人生疑，盘问的人并不掌握一定的犯罪证据，凭的是工作经验、主观推断、职业敏感。盘查的方式有日常的治安检查、刑事案件调查时的摸底排查等。《刑事审判参考》第12集（第82号）“杨永保等走私案”中，被告人杨永保以体内的方式走私，在机场安检的时候，因为形迹可疑受到盘问，如实交代罪行。最高法院在复核时认为被告人接受的是例行安全检查，携带的罪行并未被公安机关发现，仅仅是形迹可疑被盘问，交代犯罪事实应当视为自动投案。［16］《刑事审判参考》第59集（第465号）“刘兵故意杀人案”中，公安机关经过调查怀疑刘兵有作案嫌疑，尚未有客观证据确定为嫌疑人，遂派员到其家里查看有没有作案证据，在洗衣机里发现与证人陈述一致的嫌疑人式样颜色的衣服，并且衣服上带有血迹。办案人员就此质问，被告人供述作案经过。法院认为被告人是在面对有力客观证据而无法提供合理解释的情况下被迫供认，并非形迹可疑，其行为不构成自动投案。［17］四 如实供述司法认定的难点

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既要求供述的真实全面，又要保障自首人的辩护权；偏重犯罪事实的客观性，不在意行为人对事实的价值判断；注重构成要件事实的供述，不苛求细节供述的失误；追求对司法资源的节约，不关注行为人有没有悔罪。

1.对行为性质的辩解不影响如实供述。同样的证据、同样的事实，人们对其法律性质的认识未必一致。可能是罪与非罪的分歧，如是正当防卫还是防卫过当；可能是此罪与彼罪的分歧；可能是同一罪名不同量刑档次的分歧，如有没有特别严重的情节；可能是控辩双方、控审双方、辩审双方的分歧；可能是控、辩、审三方的分歧；可能是一审、二审之间的分歧，各种情形不一而足。对案件的定性是法官的权力所致，自首的成立不要求自首人对案件性质的认识与法官一致，与最后的裁判结果一致。《刑事审判参考》第30集（第221号）“姜方平非法持有枪支、故意伤害案”中，被告人姜方平坚持认为自己的行为是正当防卫，法院根据行为人有斗殴的故意，为斗殴准备了工具等情节，认定故意伤害罪成立，同时法院并没有因为被告人的辩解否认自首情节的成立。［18］

2.供述自己的罪行限于主要犯罪事实。自首是刑法中的量刑制度，服务于实体法意义的定罪量刑。主要犯罪事实就是构成要件的事实，包括基本犯罪的构成要件事实和加重处罚的构成要件事实。《刑事审判参考》第30集（第221号）“姜方平非法持有枪支、故意伤害案”中，对被告人的辩解行为一、二审法院意见相左。姜方平因琐事前往受害人家滋事，因为无人在家悻悻而归，途中取菜刀放在身上。受害人知晓后追赶双方对打，打斗中受害人的女儿也赶来参与。一审时被告人作出与侦查、不同的辩解，称是在受到受害人一家人的围攻殴打时才拔刀还击。一审法院据此认为被告翻供不成立自首，二审法院认为被告人对实施伤害的时间、地点、手段、后果等犯罪构成要件的事实仍予以供认，虽对伤害他人的原因有不同的供述，可认定是自首。［19］本案中定罪的事实就是故意伤害罪的构成事实，即有没有伤害的故意，有没有伤害的行为。至于斗殴时对方人数的多与少、谁先动手不影响伤害罪的成立与否，不属于主要的犯罪事实。对基本犯罪的构成要件事实和加重处罚的构成要件事实隐瞒的不成立自首，对这些事实的交代有反复的就是翻供。《刑事审判参考》第27集（第189号）“郭玉林等抢劫案”中，四个被告人在宾馆房间内捆绑受害人进行抢劫，后王林、郭玉林留守看管受害人，另外两人外出取财。期间受害人挣脱了捆绑欲逃跑，王、郭两人持刀行凶制服受害人。王林因为形迹可疑被公安机关盘问，如实交代了抢劫事实，一审时他否认自己有持刀加害受害人的事实。法院认为被告人王林有翻供行为，不能认定有自首情节。抢劫罪中持刀行凶导致受害人死亡是抢劫罪加重处罚的情节之一，也是构成抢劫罪不可或缺的暴力要件，属于主要犯罪事实。［20］

3.不苛求供述的事实与其他证据达到完全一致的程度。虽然被告人亲历犯罪，但是我们也要实事求是地承认被告人的个体差异，突发性犯罪、高度紧张下的犯罪等会导致被告人认识上发生偏差、记忆上出现失误。只要交代主要犯罪事实，作案的情节与证据不相吻合的不影响如实供述的成立。《刑事审判参考》第46集（第363号）“周文友故意杀人案”中，被告人周文友持尖刀与拿砍刀的受害人对打，将受害人右侧胸肺、左侧腋、右侧颈部等处刺伤导致对方死亡，自己也身受重伤。检察机关、法院对被告人自动投案认识一致，对是否如实供述意见不一。检察机关强调被告人只承认捅了死者胸部一刀，明显与尸检结论不符。法院认为被告人归案后，供述了持刀杀害被害人的事实，供述一直稳定，犯罪的性质和主要情节清楚，犯罪的动机也讲明，应当认定对主要事实做了供述。［21］

4.共同犯罪中除了供述本人的主要犯罪事实外，还要交代知晓的其他共同犯罪事实。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不同参与程度不同，需要供述的内容有所差异，但是隐瞒共犯的身份不成立自首。《刑事审判参考》第33集（第255号）“杜祖斌、周起才抢劫案”中，两被告共谋并实施了持刀抢劫出租车司机。杜祖斌在犯罪7个小时后打公用电话投案，在电话亭等候抓获，随后的讯问中被告人交代犯罪经过，但是谎称同案犯是一个东北青年。法院认为杜祖斌有投案的行为，也如实交待自己的犯罪，但是未能供述同案犯，是故意包庇同案犯，并给司法机关抓获同案犯造成困难，这种行为不属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不成立自首。［22］五 亲友介入型非典型自首的司法认定

犯罪之后罪犯多有告知亲友或者被亲友知晓，亲友是规劝投案，还是听之任之，甚至资助逃避对案件的结果影响很大。罪犯对亲友的选择，可能是积极响应，可能是默认，也可能是反对却无可奈何。法律要引导亲友的行为，满足亲友的诉求，必须在主动性上做“适度的”让步。司法认定时需要注意：（1）亲友规劝下自首、亲友陪同自首没有改变主动性特征，仍然是典型自首。亲友的规劝是外因、亲友陪同解除的是紧张，最终决定性因素还是犯罪人的自我选择。在《刑事审判参考》第3集（第19号 ）“王勇故意杀人 案”中，被告人王勇故意杀人后逃亡外地，第二天下午在家人劝说陪同下到公安机关自首。这里被告人的自首有亲友劝说的外因促进，但是终究还是内因起主导作用。［23］（2）犯罪人的主动性相对于亲友的主动可以是很不明显，但是起码是顺从亲友的意愿，底线是自己的意愿和行为不对抗亲友代为报案投案的行为。在《刑事审判参考》第6集（第41号 ）“张拴厚故意杀人案”中，公安机关在案发后就通知了罪犯的亲友，请他们协助抓获。案犯刚刚到其哥哥家门口就被送到派出所。［24］这里面一定程度上存在亲友的投案意愿代替了行为人的意愿，亲友的送去行为代替行为人的投案行为。亲友送去认定是投案是因为送去行为实质上产生了和行为本人投案的相同效果，实质上达到了自动投案所实现的“人身置于司法机关控制之下”目的。在《刑事审判参考》第65集（第511号）“张俊杰故意杀人案”中，被告人张俊杰在亲属报案后公安机关赶过来抓捕时，躲在房间内手持匕首不让人靠近抗拒抓捕。［25］被告人的行为就不是自首，尽管有亲友的积极主动，但是被告人的行为完全与亲友的愿望背道而驰。（3）亲友的作用比较明显，在“人身置于司法机关控制之下”方面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亲友介入情形下，行为人本人投案意图和投案行为不明显，亲友介入的程度和方式不一，法律认可为自首的必定是其中亲友作用大的一类，可以这样说“正是有了亲友的行为使得犯罪人归案，如果没有亲友的行为就不会产生这样的归案效果。”在《刑事审判参考》第59集（第464号）“田成志集资诈骗案”中，被告人家属反映被告可能在某某饭店，公安机关最后也是在该饭店将其抓获。二审法院最终不认定是自首，理由之一是家属提供的是或然性线索，从侦查角度看接到线索、核实线索、确定侦查方向、最终抓获系侦查机关自身侦查工作开展而自然取得的结果。亲属的行为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侦破的难度，但并没有达到自动投案所实现的大幅节约司法资源的程度。［26］不认定是自首并不是说量刑时忽略家属的义举。（4）有一定表现形式的投案举动。自首是内在的投案意愿和外在的投案行为的结合。仅仅有投案的意愿是不够的，必须有外在的投案举动，或者说只有报案的行为是不够的。亲友介入情形下，通常是亲友得到行为人明示同意或者默认下向司法机关报案，表明要投案；还有的是亲友背着行为人偷偷地报案。这些只是说明行为人本人或者亲友有了投案的意愿，要实现从报案到投案的质的转变必须有某种形式的投案举动。比如准备交通工具、准备钱物、安排后事等。如果不是司法机关的及时抓获，行为自然发展的结果必然是投案。在《刑事审判参考》第60集（第476号）“赵春昌故意杀人案”中，亲友已经说服罪犯投案，并且通知公安机关准备去自首，并且派人在村口引导公安干警抓捕。［27］案例中罪犯本人已经同意投案，亲友通知公安机关，已经表达了投案的意愿，并且有准备投案的行为，派人引导指路更是投案行为的表象。在《刑事审判参考》第59集（第153号）“计永欣故意杀人案”中，被告人杀人后逃往舅舅家，在亲友劝说下也同意自首，舅舅怕他反悔，让舅妈偷偷报案，后公安机关将其抓获。二审法院没有采纳一审认定是自首的观点，就是认为被告人及亲友只有投案的意愿，在条件具备的情形下没有任何形式的投案行为。［28］

在亲友介入型的情形中，有些是行为人完全没有主动性，甚至是亲友违背其本意，如亲友捆绑后送司法机关。这类情形司法实践中有的为了量刑上的需要，也认定为自首，对“主动性”做了不恰当的扩充。这样的处理是不够妥当的，毫无主动性，何谈自首。考虑到自首是一个法定可以从宽处罚的情节，只要我们把握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将这类情形作为酌定从宽处罚情节并体现到量刑中即可。2010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对此有了规定。“犯罪嫌疑人被亲友采用捆绑等手段送到司法机关，或者在亲友带领侦查人员前来抓捕时无拒捕行为，并如实供认犯罪事实的，虽然不能认定为自动投案，但可以参照法律对自首的有关规定酌情从轻处罚。”下面的案例均可按此处理，《刑事审判参考》第59集（第241号 ）“张义洋故意杀人案”中，被告人张义洋服用安定药后与人争执中杀人。亲属闻讯后报案，并对熟睡的被告人严加看管防止外逃等候公安机关抓获。［29］《刑事审判参考》第47集（第369号）“孙传龙故意杀人案”中，被告人杀人后潜逃，多年后其父在公安机关说服下带领公安干警将其抓获。［30］

六 单位犯罪自首

刑法第67条自首的条文中有“犯罪分子”、“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表述，这并不表明自首的主体只能是自然人。1997年刑法修订时虽然建立了二元犯罪主体结构，由于缺乏足够的理论支撑和实践经验的积累，在各项量刑制度中都没有涉及到单位犯罪。凡是犯罪主体都可以成为自首的主体，否则逻辑上不能自洽，也无法解释和处理单位犯罪中的自然人自首问题。

《刑事审判参考》第24集（第151号）“陈德福走私普通货物案”中陈德福是厦门鹭京海台轮物质供应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建社是公司同安分公司负责人。两被告在经营中走私柴油，侦查机关在查处其他公司走私案时发现相邻的被告单位也与查处的公司经营相同的业务，且也有可疑迹象，遂对被告单位进行调查。陈德福在接受调查时主动交代单位的走私行为。法院认定被告单位和陈德福都成立自首。［31］单位犯罪的自首涉及单位自身和直接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认定时总的原则是根据单位犯罪成立的条件，自然人的身份来决定。（1）单位自首的认定。单位自首的成立必须体现单位的意志，这如同认定单位犯罪的成立。单位集体研究决定自首的，或者能够代表单位意志的主管人员自首的都可以认定为单位自首。其他人员自首的不代表单位自首。（2）单位犯罪中的自然人自首的认定。单位集体研究决定自首的，所有涉案人员都获得了自动投案的资格，凡是如实供述的个人成立自然人自首。代表单位意志的主管人员或者直接责任人员自首的，自首效力仅限于自己，不关涉其他参与单位犯罪的自然人。［参 考 文 献］

［1］ 孙国祥．刑法基本问题［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513-514．

［2］ 高铭暄．刑法专论：上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592．

［3］ 最高法院刑庭． 刑事审判参考：9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8-15．

［4］ 最高法院刑庭． 刑事审判参考：48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23-29．

［5］ 最高法院刑庭． 刑事审判参考：4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18-23．

［6］ 最高法院刑庭． 刑事审判参考：6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16-19．

［7］ 最高法院刑庭． 刑事审判参考：11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1-9．

［8］ 最高法院刑庭． 刑事审判参考：55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41-49．

［9］ 最高法院刑庭． 刑事审判参考：21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22-27．

［10］最高法院刑庭． 刑事审判参考：32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29-33．

［11］最高法院刑庭．刑事审判参考：45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15-17．

［12］最高法院刑庭．刑事审判参考：8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18-23．

［13］最高法院刑庭．刑事审判参考：16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22-27．

［14］最高法院刑庭．刑事审判参考：44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53-58．

［15］最高法院刑庭．刑事审判参考：59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32-37．

［16］最高法院刑庭．刑事审判参考：12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12-16．

［17］最高法院刑庭．刑事审判参考：59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13-18．

［18］最高法院刑庭．刑事审判参考：30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11-18．

［19］最高法院刑庭．刑事审判参考：30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11-18．

［20］最高法院刑庭．刑事审判参考：27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12-19．

［21］最高法院刑庭．刑事审判参考：46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30-40．

［22］最高法院刑庭．刑事审判参考：33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34-40．

［23］最高法院刑庭．刑事审判参考：3集［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17-22．

［24］最高法院刑庭．刑事审判参考：6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11-15．

［25］最高法院刑庭．刑事审判参考：65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1-6．

［26］最高法院刑庭．刑事审判参考：59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8-12．

［27］最高法院刑庭．刑事审判参考：60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41-45．

［28］最高法院刑庭．刑事审判参考：2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22-27．

［29］最高法院刑庭．刑事审判参考：59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21-23．

［30］最高法院刑庭．刑事审判参考：47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5-11．

［31］最高法院刑庭．刑事审判参考：24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