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资本监管改革浅析

资本监管改革是后危机时期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的核心。2010年12月，巴塞尔委员会了新的资本和流动性的国际规则（巴塞尔协议III）。在2011年11月召开的G20领导人戛纳峰会上，各国领导人承诺于2013年1月1日前实施新资本监管标准, 并于2019年前全面达标。近期，欧盟、澳大利亚、瑞士、瑞典、新加坡、印度、日本、香港地区、美国等相继公布了新资本监管标准。目前，巴塞尔委员会正在对欧盟、美国和日本的资本监管规则进行同行评议，将于明年对新加坡、瑞士和中国进行评估，国际社会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推动新资本监管标准的实施。

经过长时间的研究和论证，近日中国银监会了《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对国内现行的银行资本监管规则进行了全方位、根本性的改造。从2004年银监会基于1988年资本协议（巴塞尔协议I）的《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2007～2010年一系列实施新资本协议（巴塞尔协议II）的监管文件，到《办法》的实施，我国的资本监管制度的演进顺应了国内银行业改革发展的内在要求，实现了国内资本监管规则与国际标准在更高层次上的趋同，确立我国银行业监管的新标杆，将对我国银行体系改革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意义：中国需要更稳健的银行资本监管框架

本轮金融危机中我国银行体系所受的冲击较小，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程度有限和我国宏观经济持续较快增长的态势。无论从现阶段国内银行业客观存在的风险，还是中长期内银行业改革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来看，完善银行业资本监管制度、提高资本监管标准的稳健性，不仅是我国作为G20成员兑现国际承诺的需要，而且对于深化银行业改革、推动银行业科学发展并支持实体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深化银行业市场化改革

本轮全球金融危机中，为防止危机的扩散，欧美国家政府被迫出手救助银行体系，对银行债务提供保证、向银行体系注资甚至将大型银行国有化，政府信用实际上成为防止银行体系崩溃的最后一道屏障。据此，有观点认为，市场化的银行体系过度承担风险酿成了危机，银行资本乃至资本监管对于防范危机的作用非常有限，政府部门的支持是治理金融危机的最有效机制，我国应继续坚持政府主导的银行体制，放缓银行体系市场化改革进程。

实际上，本轮危机期间欧美国家为救助金融体系付出高昂的公共成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各国财政援助的直接成本占GDP比例约为3%，但直接财政成本严重低估了危机对公共财政和宏观经济造成损害——危机的真实社会成本。若不能解决政府承担危机成本潜在的道德风险，就无法保证银行体系的长期稳定。“巴塞尔协议III”大幅度提高资本监管要求的目的就是确立资本在商业银行损失吸收机制中的核心地位。强大的资本（普通股）实力增强了单家银行吸收损失能力，使得银行能够顺利度过市场过度波动或经济衰退等压力时期，并且有助于缓解单家银行为防止资本充足率过度下降而采取去杠杆化（市场压力时期倾销资产）带来的负外部性，从而保证银行体系核心经济功能的持续发挥。银行资本（特别是普通股）的重要性是在银行持续经营过程中吸收不确定性并平滑波动，普通股作为市场化、常态化、自主性的损失吸收机制具有不可替代性，与政府部门为挽救银行体系被迫承担危机成本的机制存在本质上的差异。

从国内银行业改革发展的实践来看，虽然国有主导的银行体制对于确保我国未发生金融危机发挥了核心支撑作用，但中央政府为五家国有银行财务重组支付了昂贵的财务成本。1999年5家银行剥离不良资产1.4万亿元，股改期间剥离资产2万亿元，合计3.4万亿元，按最乐观的估计直接财务成本不低于2万亿元，占当时五家国有银行资产的比例不低于10%。过去几年中，经过财务重组、公开上市和持续的资本积累，国内银行体系彻底摆脱了“技术破产”的阴影，财务实力显著增强，资本充足率明显提高，银行体系的规范性、稳定性和市场化不断增强。随着多层次的银行体系逐步确立，商业银行产权日趋多元化，以及利率、汇率等基础金融变量的市场化改革，强化商业银行的资本监管，建立以资本为主导的、市场化的损失吸收机制，有序推进银行体系的“去政府信用”，让银行真正地为其冒险行为承担成本，将为国内银行业市场化改革注入新的动力；通过建立与市场化经营环境相适应体制和机制，使银行成为真正的市场竞争主体。

推动银行业转变发展方式

本次全球金融危机深刻地揭示出，过度运用金融杠杆推动经济增长的代价是巨大的：债务是一种缺乏灵活性的融资机制，过高地运用金融杠杆是危险的，债务累积产生资产泡沫可能蛰伏很长时间；一旦市场的债务容忍度发生变化，债务合约的刚性、脆弱性和不可逆性暴露无遗，就会对经济金融体系带来巨大的负面冲击。目前全球主要经济体正在经历痛苦的去杠杆化过程，给全球经济复苏前景蒙上了阴影。

自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货币化进程，受特殊银行体制、融资结构以及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的影响，我国银行业的资产扩张速度长期高于经济增速，带动银行业资产（信贷）占GDP的比例不断攀升。2004年《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实施以来，银行资产扩张速度开始受资本约束，国内银行业信贷运行呈现出“信贷扩张与资本补充相互推动”的新特征，表现为“资产（信贷）扩张——资本补充——资产（信贷）再扩张——资本再补充”的循环。2005～2011年，银行业贷款年均增长19.5%，资产规模扩大了3倍；规模、速度和市场份额主导的银行业发展模式未发生根本性调整。虽然我们政府部门和家庭部门的杠杆程度仍明显低于国际平均水平，但近几年银行信贷高速扩张带动企业部门财务杠杆明显上升，上市公司中非金融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达59%，房地产行业资产负债率达到72%，较2007年上升10个百分点左右。

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正面临新的约束条件，中国经济长期快速增长所依赖的内生性条件正在改变，劳动力成本优势因为人口红利的结束逐步消失；主要经济体的去杠杆化过程导致出口乏力，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也难以为继。中长期内GDP增速将回落至6%～8%的中速增长区间。面临新的宏观经济环境，银行业若延续高速扩张的业务模式，将扩大宏观与微观之间的紧张态势。假设2012～2016年间，GDP年均增速为8%，CPI为4%，资产（信贷）增速为20%（过去5年的均值），2016年底我国银行业总资产与名义GDP的比例将接近300%，贷款与名义GDP比例将接近150%，由此可见，若延续银行业粗放式增长的路径，宏观金融风险将明显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