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左传》中的“让”

【摘　要】《左传》中存在很多对“让”的关注，本文首先界说“让”的三种含义，从“让”的目的来说，分别与之对应，体现出作者对让德的重视，而且“让”又有度，体现出让文化的先进性。最后表明人们关注“让”德的原因和它对后世的意义。

【关键词】《左传》；让；目的；礼乐文化

《左传》是一部记载春秋时代历史的编年体史书，记载了春秋时代一千四百多个历史人物，刻画了许多性格鲜明的历史人物形象，其别重视具有礼让品德之人，而成为吴开创者的泰伯，即为典型。

当然，我们有必要对“让”德本身意义进行界说，在通用的《现代汉语字典》中，“让”主要有三个意思：第一，是避让之意，避开、躲闪；第二，是让贤之意，把职位让给有才干的人；第三，是让步之意，在利益争执中，全部或者部分的放弃自己的意见。我们发现，让贤是主动的行为，体现了当事人的大度与宽容。而避让、让步则有被动的意思，是当事人为了减少损害或者维护某个利益而以退为进。

在《左传》中，作者记载了大量与“让”有关的人物事迹，但是目的各不相同。存在为了个人利益的避让，也存在为了国家宗族利益的让贤，后者常备称为“大让”。还有一部分不属于前两者的“让”，可能是超越个人、家国命运。从中我们感受到了这些人物形象身上特有的高尚与崇礼，体现了他们对礼的维护，对社会伦理道德的坚守。

1.个人目的

《襄公二十一年》“夏，楚子庚卒，楚子使薳子冯为令尹。访于申叔豫，叔豫曰：‘国多宠而王弱，国不可为也。’遂以疾辞。”并且当时正值暑天，他挖开地，把冰放进去，自己在里面住，“重茧衣裘，鲜食而寝。楚子使医视之，复曰：‘瘠则甚矣，而血气未动’，乃使子南为令尹”。薳子冯大概是住在冰窖得风寒了，并且穿的破破烂烂，制造出一幅邋遢的样子，装病辞让楚子的命令，楚王是有质疑，但他没有确凿的证据，所以任命子南为令尹。薳子冯是为个人安危而推辞楚王命令的。薳子冯身上体的辞让品质，是从个人利益出发的，是为了个人的安危，突出了“让”的第一种解释，即躲避之意。

再如《昭公二十八年》中，“初，叔向欲娶于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党。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鲜，吾惩舅氏矣。’其母曰：‘子灵之妻杀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国、两卿矣，可无惩乎？吾闻之，甚美必有甚恶…’”。又举乐正娶玄妻而生下心地和猪一样的伯封，后羿最后灭了他。于是“叔向惧，不敢娶”，但晋平公坚持要叔向娶之，最后生下具有“豺狼之声也”的伯石，叔向终因之遭罪。叔向没有坚决辞让诱惑和晋平公的命令，招致祸患在所难免，叔向为他的“不让”付出了代价。

在为了个人利益的“让”中，难能可贵的是让而有度，在让与不让之间游刃有余，表现了当时人们对让德的深层理解。如《桓公六年》记载的郑太子忽，在桓公还没有与齐国结成姻亲前，齐僖公想把文姜嫁给太子忽。太子忽辞曰：“人各有耦，齐大，非吾耦也。《诗》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国何为？”君子曰：“善自为谋。”及其打败戎师，齐侯又请妻之，固辞。人问其故，大子曰：“无事于齐，吾犹不敢。今以君命奔齐之急，而受室以归，是以师昏也，民其谓我何？遂辞诸郑伯”。太子忽为自己考虑，拒绝了不平等的婚姻，不给自己留下祸根，由此可见忽的独立人格和让的品格。在《桓公十年》中又记载了忽，当时“北戎病齐，诸侯救之”，齐国为了表示感谢赠送粮食于诸侯，鲁国来安排赠送的次序，它按照周朝的旧次序，把郑国安排在后面。太子忽这时没有忍让，他认为郑国有功，据理力争。忽虽然推崇让德，但是也不盲目的“让”，而是原则鲜明，一个深谋远虑、与众不同的人物形象呼之欲出。

2.国家目的

以个人利益为出发点的“让”仅仅是保全了自己，使自己免于灾祸，这只能叫做“小让”。《左传》中还存在以国家利益为目的的“大让”，他们主动让贤，是作者极为赞颂的一部分人。

《襄公十三年》“荀罃、士鲂卒。晋侯蒐于绵上以治兵，使士匄将中军，辞曰：‘伯游长。昔臣习于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贤也。请从伯游’”于是荀偃（伯游）将中军，士匄辅佐他。“使韩起将上军，辞以赵武。又使栾黡，辞曰：‘臣不如韩起。韩起愿上赵武，君其听之！’”于是使赵武将上军，韩起辅佐之。栾黡将下军，魏将佐之。各个将领都能为了晋国而团结一致、尊贤让德，使人尽其才、物尽其力，晋国复霸也与此密切相关。《左传》作者借用君子来评述这件事，“让，礼之主也。范宣子让，其下皆让。栾黡为汰，弗敢违也。晋国以平，数世赖之，刑善也夫！…国家之弊，恒必由之”。

3.超个人、超国家的哲学目的

此类“让”不再简单的从个人或国家考虑，而是一种具有文化价值的“让”，他们在维护“让”在社会中的低位，成为那个时代对礼乐文化的“麦田守望者”，孤独而坚毅。

《昭公十年》记载陈、鲍两家攻打栾、高氏，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门之外，四族召之而不往，其徒曰：“助陈、鲍乎？”曰：“何善焉？”“助栾、高乎？”曰：“庸愈乎？”“然则归乎？”曰：“君伐焉归？”公召之而后入。晏子没有加入任何一家，但也没有坐视不管，而是以国君为重。陈、鲍胜利后，分栾、高的财产。晏子谓桓子说：“必致诸公。让，德之主也，让之谓懿德。”他强调谦让是德的主体，是美好的德行，但也不否定人的争竞之心，接着讲到“凡有血气，皆有争心，故礼不可强，思义为愈。”对利不可强取，而要看到道义的力量，因为“义，利之本也，薀利生孽。始使无薀乎，可以滋长。”道义应当是利益的根本与出发点，陈桓子被晏子的道理所说服，终于把缴获的全部交给景公，而请老于莒。晏子在这件事中努力维护的“让”既保护了国家的稳定和齐景公的低位，也使陈桓子免于灾祸，最重要的是对让德思想的推崇。这种让德后来被晏子进一步衍生为“和”，成为礼乐的标准和行为的规范。

当然，《左传》也塑造了很多具有贪欲而没有让德的人物形象，如残害申生的骊姬等，他们为了满足自己欲望而不择手段，更谈何“让”。《左传》作者著书的目的在于“书美以彰善，记恶以惩戒”，贯穿全书的宗旨是“寓褒贬，别善恶”。作者称颂的是具有“让”德的人物，对没有“让”德的人物则进行大胆揭露。这种让与不让的对立，为后世史传文学和其他叙事文学所承认，张大可在《史记研究》写到，“世家始吴泰伯，列传始伯夷，与本纪始陶唐，思想一致，皆表彰让德，可能就是司马谈的安排。”由此后来文学作品对让德的重视，后世的安排是一种人为自觉的，而《左传》不自觉地开启了对让德的重视。

我以为，春秋时代传统的礼乐文化正在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卑让，礼之宗也”（《昭公二年》），让德理所当然要受到冲击，社会开始出现了两种对立的价值观或者文化氛围，他们在社会的发展中不断博弈，作者勇敢的用笔忠实的记录下了这一切，希望维护传统的礼乐文化。而春秋时代正是“多事之秋”，各国自成一方，争相成为霸主，当时的社会需要硬实力来支撑自己的发展，但是只此一面又是不够的，于是特别重视礼乐文化、伦理道德的建设。而“让”是礼的主体，具有进步作用，有利于减少社会争斗，增强和谐观念，营造安定的环境。这种让德到今天依然意义无穷，对于我们社会和谐，人与人相处都有很大的帮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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