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异化视角下的“三兼顾”诗歌译法

摘要：诗歌翻译家黄杲炘在继承“以顿代步”基础上，提出了“兼顾顿数、字数和韵式”的“三兼顾”译法。鉴于译界对该译法的不同评价，以“异化论”为指导，以黄杲炘的译论、译诗为依据，探讨了“三兼顾”译法的优点及局限性。认为随着语言的发展、“三兼顾”译法的完善、译者能力的提高及读者审美经验的转变，该译法今后必然会为更多译者所采用。

关键词：黄杲炘；异化；三兼顾；英诗汉译

中图分类号：I1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9-0150-04

钱钟书认为，英诗汉译的历史始于1864年，第一首是由英国汉学家和驻华公使威妥玛 （Thomas Wade） 所译的朗费罗的《人生颂》。[1]在过去大约150年间，大量英语格律诗译成了汉语。译诗形式多样，既有传统格律诗、散文、自由诗、词曲体，又有现代格律诗。在英诗汉译的众多译者中，黄杲炘的译法别具一格。他采用“三兼顾”译法，汉译英诗6万余行。黄先生的译法赢得了译界不少人的赞扬，比如，王宝童指出：“黄先生根据自己的译诗实践……摸索到一种比较忠实于原作格律形式的做法，在使译诗诗行顿数与原作诗行的音步数相应或相等的同时，还使其字数与原作诗行中的音节数相应或相等……黄先生称这种译法为‘兼顾顿数、字数和韵式’和‘在音节数、节奏、韵式三方面追步原作’。”“黄先生制定的量化标准是一个客观尺度，它能够帮助译者达到译诗的最高标准。”[1]通过阅读黄先生的译论和译诗，我们认为，其翻译策略与异化译法不谋而合，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因此，本文拟以异化论为指导，对“三兼顾”译法作一探讨。

一、“三兼顾”：一种典型的异化译法

“异化”与“归化”相对而言，这对概念1995年由翻译理论家韦努蒂提出。他认为，归化法是“采取民族中心主义的态度，使外语文本符合译入语的文化价值观，把原作者带入译入语文化”，[2]（P20）而异化法则是“对这些文化价值观的一种民族偏离主义的压力，接受外语文本的语言及文化差异，把读者带入外国情景”。（ibid）通俗地讲，异化法要求译者向作者靠拢，采用相应于作者使用的原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而归化法则要求译者向译文读者靠拢，采用译文读者习惯的译语表达方式。纵观古今中外翻译史，归化与异化之争此起彼伏，但整体来说，归化占上风的时候较多。这是因为，归化法力求译文通顺易懂，读者容易接受。然而，归化法也有明显不足，容易使译文失去原文的文化特征，比如，林纾把福尔摩斯发怒译为“拂袖而去”，这无疑给译语读者造成“文化错觉”，不利于不同文化的交流与传播。可见，普通文学作品的翻译需要异化，诗歌翻译更是如此，这是由其自身特点决定的。

诗是高度凝练的语言艺术，通过有节奏、韵律的语言反映生活，抒感。其内容与形式、意义与声音是一个有机整体。要忠实地翻译诗歌，异化法不失为一种理想选择，因为，出于对传统审美趣味的考虑，归化法难以兼顾以上诸多因素，过去的翻译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采用异化法，在语言上注意使用经过提炼的现代普通话口语，避免使用具有浓郁民族色彩的俗语，比如，谚语、俚语、成语等，能使译诗语言显得“洋里洋气”，给读者带来“陌生感”；形式上，刻意模拟原诗，力求诗行、节律与原诗保持一致，努力实现以“形似”求“神似”，这样，读者能全面了解原诗的内容和形式。

黄先生认为：“对于格律诗而言，格律是诗歌音乐性及某种审美情趣的体现，是诗之所以为诗的要素，是可资辨识一首诗的最明显的特征。”[3]（P13）所以译诗时，“除了尽力把原作的意思全部反映出来，让原作中每个实词在译文中有所交代，让译文中的每个实词在原作中都能找到依据外，在格律上也要求译文能反映原制，即采用原作韵式，诗行数与每行诗中的节奏单位数都与原作中的一致。”[4]可见，黄先生的“三兼顾”译诗法是典型的异化法，译者尽量向原诗作者靠拢，尽力把原诗从内容到形式较为全面地介绍给读者，而不是采用传统归化法，运用地道的汉语表达方式，把英语格律诗译成汉语的五言、七律或无视英诗格律，将其译为自由诗、散文等。

二、“三兼顾”译法的优点

周向勤在评价黄先生的译诗时说：“他的译诗可说是中国译诗者在这一高难领域不断探索的又一里程碑。”[5]周先生之所以如此高度评价，是因为 “三兼顾”译法凸显了以下优点：

（一）反映了原诗全貌

译界一致认为，翻译的基本原则是忠实，无论泰特勒的“忠实、风格一致和通顺”三原则，还是严复的“信达雅”三原则，都把忠实放在首位。因此，诗歌翻译也应忠实于原作，不仅内容忠实，形式也要忠实，尤其是格律诗。因为“格律既蕴含文字中没有的信息，可以有表意功能，又是诗歌音乐性的集中体现，表明一种秩序性和审美观。”[6]黄先生打比方说：“格律之于诗歌，一如衣着或戏装之于穿衣人或舞台演员……通过这些量体裁制的衣着或戏装，我们不仅可对其穿着者的状况及其所处时代有所了解，还可把人物区分开来。因此作为诗歌内在音乐性表征的格律本身既有表意功能，还可有效地把内容相近的诗截然区别开来。”[3]（P159）“三兼顾”译法在保证译诗意义准确的情况下，重点强调格律。这样，读者品读译诗时，在感受异域文化的同时，还能领略到独特的语言形式。反之，如果不采用“三兼顾”译法，读者虽然能够了解英诗的意义，却无法知道其大致原貌。

（二）约束了译者的翻译行为

如上所述，在英语格律诗汉译史上曾出现过多种译诗形式。这一方面说明译者对英诗汉译所做的有益探索；另一方面说明，由于英诗汉译是新生事物，产生之初，没有成熟的规则加以指导和规范，译者译时相对随意。诚如黄先生所言：“越是不受原作形式的‘束缚’，译者自由发挥的余地就越大，译文中夹带译者‘私货’的空间也就越多。”[7]（P77-80）比如，《柔巴依集》第4版第1首，英语原诗4行，每行5音步10音节。郭沫若将其译为自由诗：

醒呀，太阳驱散了群星，

黑夜从空中逃遁，

灿烂的金箭，

射中了苏丹的高瓴。（黄杲炘，1999：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