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中日关系中的文化隔膜

中日关系已成为一个高度敏感、极端情绪化的话题。我们今天谈中日两国友好相处，不是由个人因素决定，也不是因为哪个人“喜欢中国”或者“喜欢日本”，而是由多重因素决定。

许多中国人认为“日本人总不反省历史，不懂历史”，而不少日本人则认为“中国人老提出历史问题，总有话说”。在中国多种场合常能听到“因为日本老换首相，所以中方没法制定比较长期的对日战略政策”，认为日本国家制度“不靠谱”。同样，在日本的很多种场合也经常能够听到“因为中国体制不透明，所以日方没法制定长期的对华战略”。正是这种“历史认识”与“国家制度”上的差异，导致了两国“互不信任”状况的出现，严重影响到中日关系的稳定发展。特别是中日两国在某一现实领域出现问题时，双方就会把这一问题延伸至国家制度，一旦解决不了，就把其原因归结于“历史问题”。邦交40年以来，中日之间的这种互不信任感已从历史问题认识上延伸至国家制度上。

承认中国文化在日本变异

“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曾经深深地吸引并征服了日本人，他们心中的中华情结之深、之固，是今天的日本人甚至中国人都难以想象的。”日本著名史学家、东洋史“京都学派”创始人内藤湖南形象地比喻说，中国文化为日本文化的形成发挥了“盐卤”式的点化作用。常常有一些人用“同文同种”来形容中日文化的交融。但事实上，经过历史的积淀，中日看上去似乎相同的许多字词都已演变为特定的或独特的文化内涵。

在不少中国人的眼里，日本是一个没有文化传统根基的国家。在古代，日本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分支，而在近现代，日本也只能算是一个快速引进欧洲制度及文化遗产而顺利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国家。而在日本的思想界、学术界，则始终存续着中日两国分属于不同文明的观点，日本民族心理的底流一直在刻意与中华文明保持一定的距离。他们认为，日本存在着自身的原初文化，这一文化与吸收进来的外来文化相融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一种文化体系。而且，日本在对中国文化的学习与吸收过程中，还常常产生一种悖论现象，即日本每次学习的结果，最后都将转为对抗。如中世时期，日本一边引进中国的儒家思想，一边创办日本的所谓“国学”，意欲对抗中华文化思想。

中日两国在日本文化的形成上存有认同上的差异，从而造成对对方文化认识上的误区。日本学者山室信一也指出，“回顾1972年日中恢复邦交以来，虽都高唱相互理解基础上的友好，但发展却未必顺利，其原因就在于先验地设定了相互认识中的‘正确答案’，结果只是高唱了理想”。

如何面对优越感和自卑感

日本哲学家、文化史学家和辻哲郎把日本民族的性格归结为具有双重性的“台风性格”，“这种性格表现为时而彬彬有礼、温文尔雅，时而残暴凶狠、暴虐成性”。的确，日本因其既生性好斗而又温和谦让，既穷兵黩武而又崇尚美感，既桀骜自大而又彬彬有礼，被一些学者称为“双面影人”。日本学者加藤周一曾言，“从古至今，日本人的外国观有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强调日本的落后，而去理想化特定的国家；第二种类型是强调外国的落后，而将日本自身理想化。”而日本这两种截然相反的外国观都曾反映到中国身上。

明治维新前的千百年里，日本曾把中国视为最高的价值标准而崇拜；而之后为树立自身的“文明国家”形象，又刻意诋毁中国。近代以来，日本人虽然承认甚至崇拜中国的传统文化、古典精华，但对近代中国的落后却感到非常的失望。直至今日，“日本人都喜爱古代的中国。但是，一提到当代中国，他们往往持鄙视的态度。”据著名汉学家江藤新吉所言，日本人对于中国的态度可以说是一种爱恨交织的综合情绪。

在对华认知上，当日本认为自己处于优越地位时，就会表现出对中国的蔑视，反之一旦自己停滞，就又叫嚣“中国威胁”，甚至还隐藏着期待中国崩溃的阴暗心理。日本民族心理上的这种两面性阻碍着中日关系的发展。特别在冷战结束后，原有的世界格局被打破，伴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日本对华亲近感却不断下滑，两国关系中的竞争和摩擦因素不断增多，甚至引起对对方国家发展方向的不安与猜疑。中日两国国力的逆转，使日本民族心态发生了很大变化。20世纪80年代，也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阶段，日本人根本不把中国放在眼里，认为中国不可能在短期内成为日本的竞争对手，也从未听到“中国威胁”的论调，但当其自身的泡沫经济崩溃后，“失去的十年”使日本人丢失了自信，不少人面对迅速发展的中国产生了危机感，开始把中国看成自己潜在的甚至现实的竞争对手，“中国”开始流行日本。

坦率地讲，在民族心理上，日本人在经济、法制、国民生活、卫生等在内的社会状况方面，对中国怀有一种优越感，但是对中华文明以及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风采却又怀有一种自卑感。与此相反，中国方面因为自己的悠久文明和在国际政治领域的地位以及作用，对日本怀有一种优越感，但对自己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又怀有一种自卑感。因此，消除自卑感是改善中日关系必须克服的心理障碍。

促进中日文化的情感融合

我们应该从根本上认识到：文化没有优劣之分。中国古代虽然向日本输出过文化，但在近代又吸收了大量的日本文化，并以日本文化为媒介了解了西方文化。20世纪60年代，国际上对于亚洲的现代化持悲观态度，认为儒家文化主张和谐、集体本位，不重视科学技术，必然阻碍现代化。但70年代日本和80年代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使得世界对儒家文化的看法有了根本的变化。

也应该认识并理解对方文化的内涵。不管人们对日本的感情是蔑视还是敬慕，不可否认的是，日本人成功地把以集体主义为美德的社会纪律，与西方人习惯看作与个人主义不可分的那种责任感结合起来。日本是一个“较真”的民族，像广岛、长崎遭受原子弹攻击，他们可以精确统计到每一个遇难者。所以，我们在处理中日关系时，也应增强“定量分析”工作，以使中国的观点更具说服力。我们还应当了解大多数日本人的真实心态，历史问题并不代表日本的全部，“中日关系不能忘记历史，但是必须努力超越历史”。经过战后60多年的发展，日本虽然仍有人放开嗓门高喊过去的那场战争并不是侵略战争，但也有另外一批日本人站出来自费帮助中国劳工、细菌战受害者等与日本政府打官司。

还应该参透文化交流的实质。文化交流与渗透通常经过中间人进行，如政府官员、专家学者、艺术家，等等，但在今天看来，最为强大最为广泛的联系是由贸易和劳务建立起来的。当亚洲国家内部的贸易额已经占到其外贸总量的30%以上，当世界吞吐量最大的港口新加坡一半以上的货物来自亚洲时，亚洲的文化交流与联系就达到了空前密切的程度。在此大背景之下，日本作为世界经济大国，中国作为世界政治大国，理应承担更多的责任，中日之间的文化沟通和理解的必然性也就不言而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