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第三次土地革命”告诉我们什么

重庆直辖10年，给人留下值得琢磨的似乎除了牵动总书记与国人情怀的水灾，最让人回味无穷的事，就是重庆与成都双双获得国家批准，成为城乡统筹改革试验区。这是中国改革开放28年，在地缘政治上离贵州最近的一个省级中心城市与省会中心组合而成的改革集群，它的出现，给贵州带来许多改革与发展的思考空间。

尽管理论界的评价不一，但我觉得重庆作为一个改革新区，其制度创新的“先行先试”，有一项重要举措给人带来非常深刻的启发。比如，2007年7月1日，重庆工商局颁布50条新规，其中一条“支持探索农村土地流转新模式，在农村土地承包期限内和不改变土地用途的前提下，允许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入股设立农民专业合作社；经区县人民政府批准，在条件成熟的地区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入股，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和独资、合伙等企业”，成了流传最广的一则新闻。

某种意义上，这意味着土地流转已经以“货币化”的计量方式，实现了体现公平的一次“交易”。在重庆试点中，土地流动是有价值的，是“资本”形态的，这实际是城乡关系的一种新的公平构建，体现了有益社会和谐与经济发展的伦理。相信这在池必卿主黔时期就加入中国最早的农村改革的贵州，一定会引起极大的关注。

资料显示，重庆每年约有40万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到2006年底，全市农村劳动力转移总量已达到706万人。大量农民进城，带来的现实问题是，城市繁荣拥挤、户籍制度改革滞后、培训农民资源不足、农民工身份地位得不到尊重，同时这一问题还因几百万长江水库移民的安置问题显得更为严峻。

然而，因青壮年农民进城产生诸多问题的同时，乡村却土地撂荒，农田水利失修，乡村社会正日益呈现老龄化与低幼化畸形结构，老人与留守儿童相厮守，成为一种趋势又似乎是社会转型的一种过渡状态。这当中虽有一部分农民工的现金收入会部分回流农村，支撑着一部分乡村消费，调节了贫困，但并没有改变农村经济相对停滞不前的格局。这一切，将在重庆的试验中发生改变，这种改变在理论上看有两个层次：第一，在农村，通过推进土地流转，实现了农村土地集约、规模经营；第二，在城市，则改变了城市化过程中，失地农民的弱势地位。

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实现了资本效益，从而实现了失去土地即失去生产资料平台――这一就业的基本前提的利益补偿，又在一种转化的方式中，分享了发展的红利。一句话，失去的权利得到了确认，而不是在一笔价格并不体现价值、貌似公平的土地交易费中悄悄地失去生存与发展的平台。

尽管操作中，这种“交易”（即资本化）究竟怎样计量，如何真正公平，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相对当下失地农民有一笔随时间流动而获一定数量的补偿，可以化解一部分失地农民在转型中因生产方式改变、知识技能与就业不足造成的有限收入，同时垫高了农民进城的台阶，让他们有足够的时间与条件提高自身素质，从而使其适应城市有了一种基本的经济保证。因为，客观地看学习的能力，并不是每一个人和每一个年龄段都具备的。中国的和平崛起，有一个对内的制度性含义，就是要在城市化进程中，为那些必须转型的农业人口，实现转型提供合理的路径。

难怪有专家认为，重庆改革充满了对农民利益的尊重，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三次土地革命”。其反贫困的原理是建立在构建补偿机制的基础上的。这一构建，深化了自1978以来中国的农村改革，承认了我国农村人均土地资源太少、制度纤维化不能使农民致富的现实，突破了实现土地集约化经营的瓶颈，改变了农民进城只有一双手的被动局面。它还触及了户籍制度改革的根本，拆了横在城乡间人与人差别的一堵高墙，目标直指使农民进城务工及其家属与城市居民一样，应享有的各方面平等的权利和同质化（即公共服务）的生活条件。

发展是为了实现自由。以自由看待发展，重庆改革实质是把权力还给农民。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孟加拉国“穷人的银行”创始人尤努斯说：“贫困是对和平的威胁，是对人的权利的否认”。而阿马蒂亚・森关于“贫困是来自社会排斥”的制度性和工具性建构的研究则异曲同工，他认为人不应该被排斥于某些社会关系之外，社会排斥本身就是能力贫困的一部分。社会排斥不但是能力剥夺，也是造成各种能力不足的原因之一。从“拆墙理论”的角度，消除社会排斥，显然这击中了“谁妨碍了我们致富”的要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