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中国经济增长空间有多大

尽管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不能小看，我国的政策选择也面临着很大挑战。但是，我个人仍然认为，只要政府政策调整及时到位，抓住历史机遇，并且策略得当，2009年中国经济仍然有希望向好的方向发展。在全球范围，中国可以做到相对的高速增长。

一、中国经济有能力持续高速增长

第一，农业基础。2008年粮食又是大丰收，连续第五个大丰收，而且是创历史最高纪录。这样起码为我国在反周期、放松银根的情况下保持物价基本的稳定提供了比较好的物质基础。

第二，尽管财政收入半年来逐月下降，但中国财政整体实力是比较雄厚的。2008年增长可能仍能接近20%，中国财政目前基本无赤字。还有一个因素是财政规模占GDP的比例，1998年为12%左右，目前为20%，财政支出对GDP的影响度已明显上升。这意味着在目前关键时刻，中国财政完全可以通过一定的赤字政策来保增长。

第三，中国目前仍然实行的是资本项下的有限管制，吸引的外资以直接投资为主。简单说，资金大进大出没那么容易，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不会太大。而且整个银行体系存贷比很低，有的地方不到65%，银行体系的流动性是充裕的。在整个国内金融体系和世界相对隔绝、国内资金富裕的情况下，加上还有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金融体系有能力支撑经济的增长。当然外汇储备是以一定的金融资产形式持有的，是中国多年积累的财富，与当年GDP没有直接关系，关键时刻这个资产可以变换，是有机动能力的。

第四，2009年全球经济增长肯定会放慢。IMF预测，全球经济增长为2.2%，发达国家是零增长或负增长。在此背景下，全球能源、大宗商品价格可能处于下降的趋势。海外机构预测，2009年中国CPI为1.8%，不到2%，国内专家的预测也很低。这给中国政府在采取宽松政策、保增长中防止物价上涨和进一步主动进行价格调整提供了空间。

第五，从较长时间看，中国仍然处于城镇化、工业化进程中，东中西差距大，存在13亿人口这么大的消费市场，而且国民消费正处于快速升级阶段。所以只要政策调整及时到位，中国经济增长的空间仍然很大。

因此，只要政策调整到位、调整及时，中国经济在2009年仍然存在经济平稳增长的财力和需求，确保8%以上经济增长是没有问题的。当然，作为投资理财和股市上的投资者，应该理解这些政策效应的发挥会有一个时滞，在2008年的第四季度甚至2009年的第一季度或者第二季度，宏观经济指标可能还不是很乐观，但是，从2008年末到2009年初不断实施的各种政策，到2009年下半年会发挥明显的作用。也就是说，2009年下半年，中国宏观经济各种比较好的指标现象会出现。

二、中国要抓住两大历史机遇

在当前严峻的形势下，仍要看到中国未来仍然充满着复兴的机遇。对中国经济的增长来说，目前是机遇大于挑战，从比较长的时间来看，更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性机遇，关键是看我们能不能抓住机遇。

第一大历史性机遇，即中国经济开始遇到了迈向成熟经济体经济结构的重要机遇。目前，我国的经济结构很不平衡，是高储蓄、低消费，而这次全球的金融危机恰恰给我国带来了改变这种状况的历史性机遇。从1978年底改革开放到2008年，经过30年的努力，我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两千多美元，2008年底中国GDP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我国30年改革开放积累了大量的经济实力和财富，GDP以年均9.8%的速度在增长，创造了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

今天，以美国金融危机为转折，中国经济的负面问题也出现了，诸如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经济增长必然下滑。这是坏事，又是好事，又一次“逼”着我们要与传统思维决裂，“逼”着我们改变主要依靠出口的增长模式，逼着我们发展中国的消费市场。在历史机遇面前，会遇到各种以前想不到的困难，但是处理好，会“逼”出一个新的经济格局，会“逼”出一个和大国经济体相应的大国消费市场，会“逼”出一个和大国相适应的经济结构特征。另外，当我们回顾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时，可以发现，中国经济在30年中发展最快的时期恰恰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危机之后中国经济不是脆弱了，反而更强大了。此次如果政策对口，再过五年、八年回顾美国金融危机对于中国的影响时，大家就会发现，这是美国金融危机给中国的一次重大的历史机遇，不仅会使我国经济实力更加强大，而且使我国的经济结构更趋于合理，从而必然会对世界经济格局的进一步重塑带来深远的意义。

第二大历史性机遇，即在中国复兴的关键时期，世界给予我们参与、重建国际货币体系的历史性机遇。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到2009年整整60年，在第一个30年中，中国的金融是世界金融格局中一个几乎被人遗弃的孤儿；第二个30年，中国金融可以说是世界金融棋盘上的一只棋子，但是是被动的，是在不自觉地下棋。下一个30年中国金融怎么走？可以说，此次以美国金融危机为转折，中国金融下一个30年的开始正好与世界金融自布雷顿森林体系以来约60年的周期相重叠。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在60年过程中的矛盾和问题到今天已充分暴露，已经让全球更多的人懂得了世界经济不太平的制度根源是什么，也使中国懂得了下一个30年中国金融“要什么”。

2008年11月15日召开的世界经济首脑峰会，标志着今后世界将开始走向要重新完善和建立国际货币体系的新的历史时期。鉴于中国前30年财富实力的积累和世界经济格局中中国地位的微妙变化，现在世界需要中国参与到国际货币体系的改善中；而中国经济进一步的发展也必然与原来世界经济格局发生冲突和矛盾，又必然要求我国采取与目前世界上金融秩序不完全一样的改革策略，因此需要有完善国际货币体系的知情权和话语权。简单地说，是世界需要我们参与，我们也需要参与世界。这正是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第二个重大历史机遇的开始。抓住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历史机遇，恰恰是中国经济今后又一个30年健康发展的需要和保障。

当然，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是历史重要机遇，但目前还只是刚刚开始。冷静分析世界经济首脑金融峰会上的各项提议，这些都是改革的浅层次问题。因此，我们要做好长期的准备，要以中国改革的思维来思考世界改革，思考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中国30年的改革有许多经验可以供世界借鉴，其中重要一点，就是要采取渐进法，而不是休克疗法，要先易后难。因此，要将改革的力度与国际经济社会可接受的程度结合起来，以争取尽可能长期地确保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外部环境。

以上两大历史机遇是相辅相成的，抓住了向成熟经济体结构特征发展的历史机遇，可以增强我国参与国际货币体系重建的话语权。同样，不失时机地抓住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历史机遇，将会大大有利于我们在迈向成熟经济体结构的转化中，减少国际间的摩擦和阻力。

能否抓住这两个历史机遇，中国不仅要做好当前短期经济政策的功课，更需要做好长期战略的功课。要有历史的眼光，研究一二百年的世界经济发展史；要有全球的眼光，因为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增长中数一数二的大功率“发动机”，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更需要用全球的眼光来研究中国的政策。要解决好这个问题，在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之下，应尽快形成科学的决策机制。

三、对策建议

第一，应该要求IMF对全球汇率的相对稳定予以协调。因为1971年布雷顿森林会议体制的解体，客观上已造成了各国金融危机不断。应呼吁IMF协调美元、欧元、日元三大主要货币间的汇率波动，将必要的汇率协调和干预合理化。从长期看，主要还是为我国争取有利于经济平稳增长的汇率环境。同时鉴于美、欧等汇率大幅波动事实上已给世界经济造成的严重影响，强烈要求IMF修改针对中国汇率评估的第四条款规定，以消除IMF今后对我国人民币汇率的可能干预。

第二，顺应西方非美国家的改革要求，支持IMF的筹资行为，逐步减弱美国对IMF拥有的绝对控制权，要求改革IMF的投票权分配、援助贷款的确定机制等。但更重要的是要看到，IMF是商品贸易时代的产物，缺乏对国际资本跨境流动的管理。这轮IMF改革中，一方面可顺应法、英等国呼吁，要求IMF制定有利于我国的对跨国资本流动、跨国金融机构的监管制度，另一方面应倡议IMF尊重各国根据自身国情，决定资本账户开放的节奏、秩序和内容，国际组织和有关国家不准以各种方式予以干预，这正是防止其他国家产生新金融危机的好措施。

第三，顺应相关国家对财富基金透明监管的呼吁，同时鉴于美国金融危机教训，特别要求对各种金融衍生产品也要实行透明监管。财富基金是解决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必要手段，各国政府不得采取过度的保护主义，特别是大国，要尊重市场原则。

第四，为防止美国救市中无限注资，美元长期贬值对世界经济稳定带来的冲击，要求修改、提高各国央行售金协议上限，要求美国救市资金的获取应以适当出售黄金替售国债（目前美联储储备资产中黄金占比75%，中国不足2%），同时减少美国财政赤字，以防对世界经济的冲击。此外，还要求美国应该在危机中不要采取保护主义，可以出售其境内、境外实业资产筹集救市资金。

第五，同时，我国要大力呼吁世界各地区的金融区域合作，形成解决世界经济不稳定的舆论环境。在推动亚洲金融合作过程中，推动我国与产油国之间贸易货币的“去美元化”，这也应该是我国经济崛起的长期方针。作为国际上负责任的中国，对产油国、原料国当前面临的困境，应以真诚的态度，在对方完全自愿、双赢的基础上，以一定的外汇支持对方，换取中国在能源、原材料供应等方面的利益。

第六，面对我国当前经济增长严重下滑、企业生产能力过剩、就业不足的挑战，同时面对美国金融危机中一些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经济衰退，财力和物力都缺乏的困境，我国可以通过政策性银行和一些商业银行，向这些国家的企业发放人民币贷款，鼓励他们用人民币购买我国中小企业的产品。在这个过程中，不应让我国的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作担保，由我国政府有关部门协调帮助，寻找对方政府作担保，或者让对方拿我国急需的物资与资源作担保抵押，此过程必须坚持双方自愿、合作共赢的原则。同时，在国内抓紧研究人民币逐步区域化所涉及的各方面问题，如贸易对方国持有人民币后的货币互换、流通、投资与增值等问题。